公元222年，孙权称吴王，置百官，而百官之首的丞相一职尤为重要。时人皆以为身为三代老臣、博通古今的张昭会是东吴首任丞相的不二人选，而孙权却选用了孙邵。但奇怪的是，身为丞相的孙邵在史书中却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其事迹不仅在史书中笔墨稀少，甚至连单独列传都没有，这是为何呢？
孙邵，字长绪，青州北海国人。他原先是北海相孔融的功曹，孔融称其“有廊庙才也”，意指他能在朝廷中担任要职。之后孙邵转投扬州牧刘繇帐下，刘繇败于孙策后，孙邵归降孙氏。孙权接替孙策统领江东后，孙邵建议孙权向曹操称臣纳贡。孙权接受了孙邵的意见，并任命孙邵为庐江太守、车骑长史。
222年孙权称吴王后，以孙邵为丞相、威远将军，封阳羡侯，成为百官之首。但孙邵出任丞相一职却引来大臣的不满和非议，张温、暨艳等人更是直接向孙权启奏孙邵的不法行为，孙邵惧于压力请罪卸任，但孙权却赦免了其罪行，仍然让他担任丞相。225年，孙邵病逝，终年63岁。孙权定其谥号为肃。
以上便是孙邵在史书中的全部记载，而其事迹更散落于《三国志》、《吴录》、《建康实录》之中。虽然其事迹记载稀少，但我们还是能从其中分析出不少内容。
其实在孙权正式设置丞相一职之前，张昭的职权就相当于丞相，只是“有实无名”罢了。史载孙策死时“以弟权托昭，昭率群僚而辅之”，又对孙权说“可与（张昭）共大业”，可见张昭在孙氏集团中的地位正如丞相一般。而正是在张昭的辅佐下，孙权逐渐稳固了动荡的局势，坐稳了位子。所以在孙权称吴王、设丞相时，群臣都认为张昭当之无愧。
不过孙权却以“方今多事，职统者责重，非所以优之也”为由将张昭排除。其主要是因为在赤壁之战时，张昭的表现让孙权十分失望。当时孙权将曹操送来的战书给群臣传阅，群臣皆大惊失色。面对势力强大的曹操，很多人议论说“今日拒之，事更不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认为抵抗是徒劳的，归降曹操当是上策，而张昭便是这一论调的主要支持者。
由于当时正是用人之际，而张昭的作用和地位无人能及，所以在赤壁之战胜利后，孙权并没有追究张昭的责任。但孙权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称帝时旧事重提，对张昭说”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张昭听后极度惭愧，吓得趴在地上冷汗直流。从孙权的这句话可以看出，其实在赤壁之战时，张昭的投降言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在东吴政权中的政治地位，所以孙权不可能选择一个政治理念其同背道而驰的人来出任丞相。
那么孙权不选张昭，为何要选择孙邵呢？
首先，孙邵的政治立场较为中立。孙吴政权有两大派系，其中江北淮泗集团为核心，而江东士族集团是被压制对象。孙权称吴王时，在北方面对曹魏的巨大压力，南方山越等部族蠢蠢欲动，正是“方今多事”之时。丞相一职关系重要，孙权自然不会把它交给江东士族集团手中。江北淮泗集团中唯有张昭最为合适，但孙权早已把他排除在外，所以选择一个中立两者之外的人来担任丞相作为合适。
而孙邵是青州北海国人，其先出仕孔融，后投奔刘繇，再归降孙氏，从政治立场上来说并不属于两派，较为中立。
其次，孙邵在东吴政权中有一定的地位。孙邵虽然是半道归降而来，但其地位却不低。孙权掌权后，孙邵出任庐江太守一职，扼守江北要地，赤壁之战后，孙权任车骑将军、徐州牧，以孙邵为车骑长史，孙邵成为孙权的重要幕僚之一，是孙权信赖之人。
第三，孙邵的政治理念同孙权一致。在面对曹魏的问题上，虽然孙邵主张孙权应向曹魏“称臣纳贡”，放低姿态，但这只是一种适时的外交策略，同张昭的投降论有本质的区别。而孙权称吴王时正值多事，稳定局势当为关键，特别是缓和同曹魏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孙邵同孙权的政治理念是一致的。
再加上孙邵“有廊庙才也”，处理内政当无问题，所以孙权才会选择孙邵出任丞相。而孙邵病逝后，定其谥号为“肃”，可以看出孙权对于孙邵的政绩是十分肯定的。
东吴的丞相并非虚职，其权力非常之大，所以孙邵“史无其传”的现象非常奇怪。东吴名士刘声叔曾说“推其名位，自应立传。项竣、吴孚时已有注记，此云与张惠恕不能。后韦氏作史，盖惠恕之党，故不见书。”刘氏所言项竣、吴孚都是东吴著名的学者和史学家，他们已经写了不少关于孙邵的事迹，据两人所写，孙邵同张温（张惠恕）的关系非常不好，而编写吴国史书《吴书》的韦昭同张温是一派，所以便抹去了孙邵的事迹。
此言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孙权任命孙邵为丞相时，就遭到了张温和暨艳的强烈反对，两人甚至参奏孙邵的不法之举。张温、暨艳和编写《吴书》的韦昭都是吴郡人，是江东士族的代表人物，而这正是他们反对孙邵出任丞相的主要原因，因为在他们看来，孙权不选择张昭出任丞相，自应在江东士族中选择一人，而并非身份较为中立的孙邵。
至于孙邵到底所犯何事，虽然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据孙邵向孙权请罪，并执意辞去丞相的行为来看，也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小事。不过孙权对此并不在意，不仅免去了其罪行，还继续让孙邵担任丞相，所以此事便不了了之。
孙邵担任丞相三年时间，期间东吴政局稳定，想必孙邵一定出力不少，受到了孙权的赞赏，这从其谥号“肃”可以看出。可以想象，项竣、吴孚二人笔下一定对孙邵多有着墨和誉美之词，而这定让韦昭非常不自在，所以抹去其事迹，不为其列传也是正常之事。
而陈寿撰写《三国志》时，其所写东吴内容主要参考的便是韦昭所写的《吴书》，裴松之在作注时，对东吴内容的补充也非常之少，所以才会出现东吴首任丞相孙邵在史书中“史无其传”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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