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礼是周朝礼乐文化的时代产物，礼乐是维持周王室统治四方诸侯和管辖辽阔疆域的基础。孔子云：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先秦军礼是指周朝建立到战国之间，在战争前夕、战争过程和战争结束所需要举行的一系列的仪式礼节。本文要讲述的正是这一时期——春秋时期的中国军礼，不是全面的，而是血腥战争爆发前夕的。军礼一词最早出自《左传》：襄公三年， 晋悼公语魏绛曰：寡人之言，亲爱也。吾子之讨，军礼也。在当时的军礼等同于军法，违背不遵守军礼就是不违抗军令军法，要承担起极大的处罚。成书于两汉时期的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周礼》：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 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 合众也。这里对军礼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大均之礼、大役之礼和大封之礼全属于军礼一列，大型民力活动中为了保障国家安排的事务顺利进行，必须要军礼来要求。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五礼（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之一的军礼，兼有着战争和祭祀两大周代统治核心因素，内容和重要性较之后世重要太多，战败而归都抵不上军礼没遵守完成的后果。无论是周天子还是各诸侯，决定发动战争、军队抵达战场和两军交战前一刻，这段时间有着所必须举行的仪式，《礼记-王制》正文记录：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祃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先秦军礼的基本礼节一目了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仪式得到极大的丰富。很多现代人认为这是封建迷信没有半点作用，实际上在当时它可以鼓舞前线将士们的士气，提高朝中君臣们的信心和激发国中百姓们的勇气。正因为有这些看得见摸得着、能感受出来的东西，这才延续数百年，被君子们和天下人虔诚用心遵守下。
上文提到的“宜乎社，造乎祢”正是告祖求祖之意。先秦时期崇拜祖先，历代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关于祖先崇拜的礼仪，他们会到父祖之庙，祷告祖先自己即将交战之事，一是为了从已成神灵的祖先那得到战事是否可以进行的消息，二是祈求得到祖先的庇佑战事顺利。还有就是告别祖先之意，有重大情况天子亲自出征，会从宗庙中迁出祖先牌位用车载着走，随带有币、帛、皮、圭，抵达一处安营扎寨前都需要对带着的币帛皮圭祭奠，之后才能休息。意义和前面说到的类似：保佑行军过程中不出意外，还有让君主命令具有令所有臣民信服的合法性。
这样“告祖”是从商代开始，有文献历史记载，抵御来犯之敌还是征伐不臣之敌，都需要对祖先进行告祭，顺延至后面，传诵至近代，有些人离开家乡出远门，都必须前去祠堂拜祭一下再走，请求祖先庇佑，这已经不只是在军事方面，中国人日常生活也受到了影响。
现在宜社被理解为“祭祀社神以求多福”，古时候可不是这么简单，那时的宜社祭祀地位与告祭祖先同列。“宜”的意思分为两种，古今两种，一种是“祭祀”，一种是“便宜”。南朝梁武帝说：宜者，谓征讨得宜。 这是不太准确的，春秋时期军礼中的“宜”是同“俎”字，即把肉放在上面，不就是祭祀的意思吗？宜社：将牲肉置于俎上用以祭祀社神，祭祀结束后牲肉由祭祀之人带回家中食用或赠与。《孔丛子》：告大社，家宰执屋 , 宜于社之右，南面授大将“大将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颁赐于军吏”。宜社祭祀之肉是得到鬼神交际，将军士卒食其肉，意味着他们受到社神的指令与保佑，必须要拼死作战报答吃这肉的恩情，不然的话会为自己及子孙召来祸患。社神的社是社稷的社，是位自然神明，最开始是只掌管人家作物收成和降雨，到商代晚期周朝建立时，他的神职越来越多，也能影响战争了。
“类上帝”中的上帝不是基督教中的上帝，而是中国传统信仰中的至高神，殷商甲骨文卜辞和周朝金文中又称“帝”、“天”。战前祭礼“类上帝”是只有天子可以举行，一般诸侯没这个权力和勇气。“类上帝”仪式，夏朝末年，成汤战争伐灭夏桀之前举行过，以三牲告知上帝自己征伐的内容和征伐对象的罪行，祈求上帝能够降罪以夏，自己好讨伐。这种仪式的祷告内容都是：上帝保佑自己，敌人有罪，允许自己灭亡敌人。像是在小学的时候打小报告。《司马法》记载：其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之时而危有功之君，遍告于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祷于后土、四海神祗、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后冢宰征师于诸侯曰：“某国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师至于某国，会天子，正刑”。”王朝失道等同于无道，没资格代替上帝管理人间事务，彼将取而代之。类上帝就是一种仪式，一种征伐前给己方大军名正言顺的大义，自己是正义的，对方是邪恶的，正义消灭邪恶，天道所助，必胜无疑。
斧钺在古时候很多情况下是（依附于军权上）军权的象征，君主命将出征是战争不可缺少的一环，需要通过一定的仪式赋予将领在外领兵战争独自决断指挥战斗的权力，而“授予斧钺”是仪式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先秦时期斧钺是王权象征，只有王权才有“斧钺”，近代学者认为“王”字是“斧”字演化而来的，斧钺是军事权力，而君主也是古代军事首领，两者相得益彰。《尚书·牧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出征时，君王手持斧钺是显示威仪、正统和合法的意义，很少用其来真正杀敌，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礼记》：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无疑是最好的佐证。
将军受命出征，必须要“授予斧钺”仪式，《尉缭子》：将军受命，君必先谋于庙，行令于廷，君身以斧钺授将，曰：“左、右、中军皆有分职，若逾分而上请者死。军无二令，二令者诛，留令者诛，失令者诛。”战争前夕君臣商讨出领兵征伐的大将，确定下好日子举行授予斧钺的仪式，仪式将在祖庙，招来大将，君王面西站立手持斧钺首部，大将面北而立接过斧钺柄部，言明其权力大小，不听令者可行杀戮无需请示。这时的斧钺就相当于君王，其代替君王亲自出征。
战争除人外，兵器也很重要。先秦时期的皮甲、五兵、弓矢、戈盾等都是有专门的管理人员管控的，并非后世那般手里身上一部分，只有少部分十分危险的弩箭之类在仓库有人掌管。战争发生的前夕，由这些司兵职官按要求在宗庙颁发弓矢兵甲，按编制中的人数多少发放。授兵之前将兵器陈列好，之后在宗庙举行是为了让祖先能够保佑这些人，还有“兵权神授”目的合法性。授兵自然还要对士兵们进行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这件事是很有必要的，它还可以起到威慑周边诸侯国家的作用。先秦操练士兵并不是每天每月都有，每天每月都有的情况是在列国战争冲突愈演愈烈下，各国需要不同所有进行，正常的治兵一般是每季一小和三年一大。
治兵日子有规定，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奇数代表刚猛，阳），操练阵势“出则幼贱在前，贵勇力也；入则尊老在前, 复常法也”。不同旗帜代表不同身份人的军队士卒，可以分辨出这是诸侯、百官和君王的。《周礼》：王载大常，诸侯载旂，车吏载旗，师都载旃，乡遂载物，郊野载旐，百官载旟。
祃祭是大军出征到达所征地后举行的祭礼。具体的礼仪内容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祭祀的对象要么是蚩尤要么是黄帝。目的在整合军队和提升军队气势。
先秦时期的军礼很大一部分不是全为战争胜利的现实，而是一种优雅与礼意。军礼逐渐随着时代人群的需要，“礼”不再那么重要，“军”的重要则被不断提高。春秋战国之际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生等大转变，深深影响着军礼。军礼服务于战争，为己方创造出更更高的士气、更好的军队、更好的结果，但仍有规所遵、有迹可循大家都可以这么做。战争前的军礼，在虚拟世界的精神上影响着战争走向，后来的时代有所舍取，但终究没脱离“礼”。告祖求祖、宜社祭祀、类上帝、授予斧钺、授兵、祃祭六类军礼，缺少一样不进行，就会被敌方耻笑、己方也军心不稳，更有颠覆国家的危机发生。因此春秋时期的人们对这看得作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礼记正义》《周礼》《春秋战争礼考论》《商周制度考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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