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格瓦拉同志
汉武帝在位期间，推行穷兵黩武的政策，在一连串“辉煌”战果的背后，则是累累白骨、赤地千里的惨重代价。历次对外战争加上天灾人祸，到汉武帝晚年，帝国人口数减半，许多地方更是十室九空。按照唐代史学家司马贞的说法，汉武帝的作为已跟秦始皇没有区别（“疲秏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见《史记索隐·孝武本纪述赞》）。
汉武帝晚年民生凋敝，帝国危机重重
在这种情况下，一向以“替苍生立命”的儒生们，便开始大力抨击武帝戕害生民的政策，进而对汉朝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汉昭帝在位时，董仲舒的弟子睦孟便通过谶纬之说劝告朝廷，认为刘家气数已尽，皇帝应该把帝位让与贤人。结果可想而知，睦孟非但没有说服汉昭帝，反而被执政的大将军霍光诛杀。但尽管如此，儒生们对汉帝国合法性的质疑声却并未就此消停。
汉宣帝执政后重拾“武帝路线”，由此激起更多的儒生加入到批评朝廷、质疑刘家合法性的行列中，其中最著名的，有大儒夏侯胜、盖宽饶、谷永等人。这些人纷纷上书朝廷，警告皇帝不可“忤逆天意，倒行逆施”，否则天意会抛弃汉室，另择有德之君。虽然宣帝拼命地压制这些“悖逆”的言论，但质疑汉朝统治合法性的声音却变得愈发强烈，终于大到连皇帝都产生怀疑的程度。
汉宣帝重拾“武帝路线”，遭到很多人反对
至于体制外的反对声音，比之这些儒生的意见，只会更加激烈而非和缓。比如齐地人甘忠可创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12卷，披着黄老之术的外衣，声称汉家气数已尽，天帝派真人赤精子传授给他法术，并让他代天牧民，此说一度在民间广为传播。虽然甘忠可终因“罔上惑众”罪被处死，但他的这套说辞却影响了政坛上的一大批人。
等到汉哀帝在位时，由于强硬推行各种改革措施，加上政局的动荡不安，使得百姓的生活再度陷入难以为继的状态之中。按照谏大夫鲍宣的说法，当时的情形是“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见《汉书·鲍宣传》）。在这种情形下，质疑帝国合法性的声音再度席卷而来，而且其力度要远超从前。
汉哀帝在位时，帝国合法性更加脆弱
面对汹涌而至的质疑声，沉疴在身的汉哀帝也失去了继续执政的自信心，开始怀疑刘家的“天命”确实走到了尽头。此时，甘忠可的信徒夏贺良（黄门待诏）、解光（司隶校尉）、郭昌（长安令）、李寻（宠臣）等人便向哀帝建议，既然汉朝的历法已经衰落，那么皇帝应当重新接受“天命”，改变国号、年号，唯此才可以延年益寿、平息灾祸，保证江山社稷永续不绝。
哀帝“病急乱投医”，竟然就真的听信他们的建议，并于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颁布诏书，宣布自己不再称汉朝皇帝，而是“陈圣刘太平皇帝”，并且更改年号为“太初”，以示改元更始，再续天命。简言之，汉哀帝为解决统治合法性危机，在避免将皇位让与外姓的前提下，自行宣布“取代”汉朝，再建立一个新的“陈圣刘太平”帝国。
汉哀帝为避祸，上演“再受命”闹剧
（夏贺良）数召见，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无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上久寝疾，冀其有益，遂从贺良等议，诏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见《资治通鉴·卷三十四》。
然而仅仅过了一个多月时间，汉哀帝的病情非但没有减轻，而且呈日益加重之势，再加上“再受命”后帝国局势危峻仍旧，百姓生活依然困苦，方才醒悟自己上了当。更加要命的是，皇帝自行宣布刘家气数已尽，更是在民间引发了更大的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哀帝果断宣布废除先前颁布的诏书，并以“反道惑众”、“倾覆国家，诬罔主上”的罪名，将夏贺良等人处死。
权臣王莽推翻汉朝，建立新朝
然而汉哀帝的补救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挽救帝国，刘家气数已尽的观点已成为读书人的共识，而这种共识被以儒生出身的权臣王莽所利用，成为他数年后篡汉建新的理论基础，及新的合法性来源。从这点来分析，汉哀帝的“再受命”举动，不啻于提前给汉朝挖好了“坟墓”。
资料来源：《史记索隐》、《汉书》、《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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