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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侨置州县和土断制度,浅析东晋王朝对北来侨民的政策

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诸蛮陬俚洞,沾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物,以神国用。又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其军国所须杂物,随土所出,临时折课市取,乃无恒法定令。列州郡县,制其任土所出,以为征赋。

上面这段文字取材于《隋书.食货志》。讲的是东晋王朝的一个重要政策--侨置州县。我们先来讲一下什么是侨置州县。

南徐州刺史,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威和四年,司空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徐、兖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侨立幽冀青并四州。

《宋书.州郡一》中记载了侨置郡县的设置就是为了安置因北方战乱而逃难的流民的,使用北方州郡的名字就是为了安抚这些流民的心理,使得他们有归属感,讲到这里,我们有必要来了解一下那时的北方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会造成那么多的流民。

西晋永嘉年间,由于西晋朝廷内部原因,发生了皇族司马氏之间的“八王之乱”,相互混战使得国力削弱,天下大乱。匈奴、羯、鲜卑、氐、羌等胡人趁机侵入中原。在那二三百年间,进入中原地区的胡人,对于汉人欺凌无止。

欺凌汉人的记载在是些魏晋南北朝的史书中随处可见。有称呼“汉狗”、贼汉”的,有称呼“头钱价汉”,更有甚者竟然直接呼为“两脚羊”。

不仅仅是在语言上的侮辱,在法令上更是层层约束。《南齐书·王融传》中就使用了“禁令苛刻,动加诛镮”来形容。

当时的中国南方,是西晋王朝的延续者东晋王朝,且不说政治是否清明,但是至少是在汉人统治。这样一来,北方的汉人无时无刻都在想着跑到怎么样才能南方去。如果北方通向江南国境的封锁线上,偶然绽裂出一个缺口,那些中原汉人,就会像潮水一样越淮渡江,奔向江南了。当然了,那时的江南可不像现在一样繁华,地广人稀。所以广阔而肥沃的土地的在等待着他们开辟,也是当时北方人口南移的一种吸引力。

前中原士庶,虽沦慑殊俗,至于婚葬之晨,犹巾为礼。而禁令苛刻,动加诛。于时獯粥初迁,犬羊尚结,即心徒怨,困惧成逃。自其将卒奔离,资待销阙,北畏蠕,西通南胡,民背如崩,势绝防断。于是曲从物情,伪窃章服,历年将绝,隐蔽无闻。既南向而泣者,日夜以觊;北顾而辞者,江淮相属。(《南齐书.王融传》)

正是我们上述的这个原因,使得大量中原人民流亡南下,这对于东晋王朝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好事,因为这么多的人口,不仅仅是负担,还是国家发展建设必不可少的劳动力。

谭其骧教授按照《宋书·州郡志》中所记载的侨州郡县之户口数,作为南渡人口(政府的编户齐民)之约数,推论出自永嘉截至刘宋之季,南渡人口(编户齐民)约有九十万,占当时政府编户齐民五百四十万的六分之一。

根据《晋书·地理志》西晋太康之初,北方诸州及徐州之淮北共有户约百四十万,一户五口计共有口七百余万,而南渡人口九十万,占北方人口总数的八分之一还要多。也就是说从永嘉之后,北方平均八人之中,就有一人迁徙至南方。这就使东晋、南朝所辖得境域内,其政府编户齐民中六分之五为本土旧民,六分之一为北来侨民。

这些数字还仅仅是在籍的人数,如果再加上地方豪强、世家大族隐匿的户口,那就远远的不止这个数字,当时世家大族所荫庇的户口数目和荫附的人户,都不向政府呈报户口,因而成为世家大族庄园下的佃客部曲的人数,就不会比在政府编户齐民之内的北来侨民为少。这样的例子在史书中记载的很多,简单举几个例子。

《世说新语·政事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云:“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民籍不立。

萧子显《南齐书州郡志》南兖州序云:“时百姓遭难,流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

《南史齐本纪》称:“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

《晋书·山涛传孙附传》:“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如山遐为余姚令,“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遐到县八旬出口万余”

这么大规模的移民,靠一两次肯定是不行的,根据王仲荦教授的统计,中原汉人流亡南下,除去李特占据巴蜀的那次不算,还有7次大的移民。

1. 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司马睿移镇江东,北方流民相率过江,这是第一个时期。

2. 太兴四年(公元321年),祖逖病死,郗鉴自邹山(今山东邹城东南)退屯合肥,祖约自谯城(今安徽亳州)退屯寿春其后遂尽失黄河以南、淮水以北地区,流民渡江者转多,这是第二个时期。

3. 永和五年(公元349年),梁犊起义雍城,石虎愁怖病死,石赵政权崩溃桓温出兵关中,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或至汉中这是第三个时期。

4. 太元八年(公元383年),水大捷,坚败亡,黄河流域再度分裂,中原流民相率渡江,这是第四个时期。

5. 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刘裕北伐河南、关中次第收复既而复失关中;刘裕死,又失河南,流民南渡者转多,这是第五个时期。

6. 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北魏南侵至瓜步,流民南渡江淮,这是第六个时期。

7. 宋泰始二年(公元466年),失淮北四州及豫州准西之地流民南渡江淮,这是第七个时期。

北来的侨民,经过东晋政府的优待安置,可以从事生产而有了安定的生活。到了东晋成帝咸和(公元326-334年)年间,朝廷就认为过去对侨州郡人民而作出的优待,已经取得了效果。为了达到政府的“财阜国丰”的目的,更是为了有兵可用,所以“土断”这个制度也就应运而生了。

土断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撤销侨置郡县。因为历次土断以后,虽然也裁撤或合并了一些流寓的地方机构,但是有些却把那些保留下来的和江南固有的地方行政机构,混的合编制了起来,而且还往往把原属于江南的县邑,转移给侨州郡去管辖,这样一来,所谓土断,不但没有彻底裁撤侨置郡县,反而搞乱了长江中下游固有的旧地方行政系统。下面简单举几个例子。

1. 义兴郡本属扬州,由于南徐州统辖下的许多侨郡县和义兴郡接界,因此就把义兴郡改隶到南徐州之下。

2. 原属于扬州丹阳郡的,后来是淮南郡的治所的当涂县(今安徽怀远)原来是属于淮南郡的,也是随着淮南郡的撤退,在于湖县境内成立了侨置当涂县,到了后来侨置的当涂县反而代替了于湖县的位置。

3.武进和丹徒县,本来是属于扬州晋陵郡的,以后丹徒变成南徐州所管辖的南东海郡的辖地,晋陵郡也由扬州改隶于南徐州。

从上述所例来看,就足以说明土断制度的目的,并不是着重于裁撤流寓的郡县。

那么土断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土断制度的中心内容,就是想通过整理户籍,以便于政府统一进行对编户齐民的进行管理。即便是是北来侨民,也不例外。

“荒郡之人,星居东西,远者千余里,近者数百里。”

“凡诸流寓,本无定憩,十家五落,各自星处。”

从上述记载来看,这些北来侨民,居处竟然这样分散,这对于政府来说,查实户口首先就有困难,更不用说管理了,像抽丁征役,也无法进行。所以对北来侨民,就必须用“乡、里”的这种组织形式,把他们编制起来,固着于土地之上,对他们像“编户齐民”那样的管理,这就是土断人户的目的。

东晋成帝咸和年间的第一次土断,没有留下具体的记载。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具体内容的是第二、三次土断。

成帝咸宁七年(公元341年)的第二次土断,在这次土断中为北来侨民建立了户籍。但是有些侨民不愿意建立户籍,因为他们还想着有朝一日能收复旧地,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针对这种情况,东晋政府把户籍分作两种颜色,一种是黄色的户籍,所谓“黄籍”,是正规的土著的户籍;另一种是白色的户籍,所谓“白籍”,是北来侨户的户籍。

第三次土断,也是最著名的一次土断吗,发生在东晋哀帝兴宁二年(公元364年)三月。因为这次土断是在三月初一庚戌那一天颁布的,因此称为“庚戌制”,也称为庚戌土断。

三月庚戌朔,大阅户人,严法禁,称为庚戌制。

主持这次土断的是桓温。由于当时的世家大族,多数都隐匿人户。所以桓温在执行土断法时,对于隐匿户口的世家大族,进行了沉重的打击,即使是皇亲国戚,桓温也不姑息迁就。

《晋书·彭城穆王权传玄孙玄附传》:“会庚制,不得藏户,玄匿五户,桓温表玄犯禁,收付廷尉”。

《晋书·王传弟子彪之附传》:“亡户归者三万余口”。

这就不难看出庚戌土断执行得比较彻底,正是因为土断制度的彻底执行,东晋政府的收入才得以增多,所以经过这次土断之后,被史书称做“财阜国丰”。

此后,东晋义熙八年、九年(公元412-413年)间,又进行了第四次土断。此时则是刘裕当国,刘裕是寒族出身,所以更加的雷厉风行,对那些敢于藏匿户数的世家大族,更是严厉打击,这次土断除了南徐、南兖、南青三州在晋陵郡界内(今江苏镇江、常州一带)者不在土断之内,其余州郡全部依界土断,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宋书·武帝纪》:“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厘改,竟不能行。公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知禁。至是会稽馀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馀人公诛亮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

“于是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

经过了这几次土断,到了宋孝武帝刘骏的孝建元年(公元454年),就开始对这些侨民收取租税了。

《宋书·孝武帝纪》“始课南徐州侨民租”。

至此为止,经过了东晋、刘宋两代王朝,终于把北方的侨民置于其全面管理之下。之后在南朝还经历了几次土断,分别是宋孝武帝大明元年(公元457年)秋七月,“土断雍州诸侨郡县”的第五次土断;宋后废帝刘昱元徽元年(公元473年)的第六次土断;齐高帝萧道成建元三年(公元481年)土断江北侨郡县的第七次土断;梁武帝萧衍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夏四月“土断南徐州诸侨郡县”(《梁书武帝纪》)的第八次土断;入陈之后,又有陈文帝天嘉元年(公元560年)的南朝最后的一次土断。但是这些土断的规模都无法和“庚戌土断”相比。

土断的意义对于当时的南朝统治者来说,当然是积极的,因为它增加了国家的户口,提高了国家的税收,把北方的侨民纳入国家的一体管理之中,但是对于北来侨民来说,原有的优待不在了,还得服兵、劳役,只能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的贫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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