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是军师大放光彩的时代，关于军师和军师制度，笔者在另外一篇文章已经有过讨论。曹操首创了军师祭酒一职。考其名，是以军师冠之祭酒而成。然而“祭酒”本身到底是尊称还是官职，首先值得加以辨析。另外，“军师祭酒”这个职位，因为是起于战争环境，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发展成熟，又旋即消失在历史之中。同时它又和“军祭酒”、“军谋祭酒”还有“军谘祭酒”这些相近的官职名称纠缠在一起，很多问题显得扑朔迷离，导致出现了一些疑问。前文因为篇幅关系，这方面很多内容并没有展开，似有剩意，还有很多可以加以讨论的地方。
（一）新莽之前的“祭酒”
从先秦时代到王莽篡汉之前，“祭酒”一词的含义经历从礼仪制度下的行礼之人，到用以尊崇某人的尊号变迁。清人赵翼在《陔餘丛考‧祭酒》里提到：“祭酒本非官名，古时凡同辈之长，皆曰祭酒。盖饮食聚会，必推长者先祭。胡广曰：古礼，宾客得主人饌，则老者一人举酒以祭，示有先也。”赵翼在这里明确地说，祭酒最开始确实并非官职，而是古代礼仪的一种。应该说，祭酒最开始不是官职，并不存在什么疑问，然而这里引出一个问题，祭酒是何时开始成为官职名的？
《史记》里有关于“祭酒”的记载
祭酒和官职最初有所关联，应该是出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里的记载“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的记载。无独有偶，《汉书》有“赵况为齐稷下祭酒”，班固在这里所提到的赵况不是另外一个人，而就是《史记》里提到的荀子，因为荀子本名况，为赵国人。明代董悦撰《七国考》也据此认为战国时齐国确实曾存在过这样一个被称为祭酒的官职。
《史记索隐》 注曰：
“礼食必祭先，饮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当祭耳，后因以为官名，故吴王濞为刘氏祭酒是也。”
按《索隐》的这个说法，吴王刘濞的这个“祭酒”也是具有官职属性的。因此，从荀子和刘濞的情况来看，在新莽以前的西汉和先秦时代，“祭酒”已经具有官职名称的属性了。
然而关于刘濞的这个“祭酒”，《汉书》似乎又有不同的解读。
《汉书·伍被传》记载:
“吴王赐号为刘氏祭酒”，注“应劭曰:‘礼，饮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称祭酒，尊之也’”。
在这里，刘濞的“祭酒”又被明确解释为尊号，而非官职。
刘濞的“祭酒”，《史记》和《汉书》似乎有不同的解读。
然而又有 《汉书·苏武传》记载：
“数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与计谋立宣帝，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久之，卫将军张安世荐武明习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为遗言。宣帝即时召武待诏宦者署，数进见，复为右曹典属国。以武著节老臣，命朝朔望，号称祭酒，甚优宠之。”
在《汉书》这段关于苏武的记载里，“祭酒”又明显不是官职，而是一个尊号。
苏武也有“祭酒”这个尊号
在先秦至西汉这段历史时期，“祭酒”到底是官职还是尊号，似乎并不明确。在《史记》里，更多地认为“祭酒”已经是官职了，而《汉书》中则明确认定“祭酒”是尊号。关于这种矛盾的现象，笔者认为，“祭酒”在这个时期含义不甚明确，可能和它本身也正处于变化发展之中，有一定关系。西汉承上启下，是很多制度从萌芽走向成熟的过渡时期，所以“祭酒”在这一时期，并存着两种性质，也正反应了这个特点。
（二）东汉到三国期间的“祭酒”
王莽篡汉以后，制度上多有变易。从这个时期开始，“祭酒”从尊号正式变成了官职。王莽为了显示尊崇儒道，礼敬师长之心，将原来秩六百石的“仆射”改称“祭酒”，并由此设置了一系列的“祭酒”官职。大致有如下这些，“师友祭酒”、“侍中祭酒”、“谏议祭酒”、“六经祭酒”、“讲学祭酒”和“门下掾祭酒”等九种祭酒官职。王莽托古改制，设置的这些祭酒官职，虽然大多属于首创，但是又都能找到各自的渊源。特别是其中的言官性质的祭酒，和前文提到的苏武“命朝朔望”日常言教的内涵一脉相承。
王莽设置了一系列“祭酒”官职
新莽时代短暂，旋即光武中兴，王莽诸多改制都被废除。然而“祭酒”作为官职，却被东汉沿用下来。在东汉时期，影响最为深远的“祭酒”恐怕当属“博士祭酒”了。博士祭酒是太学里经学博士的主管官员，这个官职从源头上讲，就是西汉的“博士”。“博士祭酒”在一般人眼中，也许还稍显陌生，但是提起后世的“国子祭酒”或者“国子监”一职恐怕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了。这两个官职的渊源所在，就是东汉时期的“博士祭酒”。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东汉的三公府都有设置“祭酒”一职。
范晔《后汉书·儒林传》记载：
“周泽字稺都，北海安丘人也。少习《公羊严氏春秋》，隐居教授，门徒常数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马府，署议曹祭酒。”
这里周泽被征辟至大司马府，成为“议曹祭酒”。直到汉末，三公府的“议曹祭酒”依然见诸史籍，大家熟知的蔡邕被董卓强行征召一事中，蔡邕也是董卓司空府的“议曹祭酒”。
《后汉书·蔡邕传》：
“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又切敕州郡举邕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见敬重。”
而曹操霸府时期的诸位祭酒，大都属于霸府幕僚而非汉官，很可能就是源于东汉三公府一向设置有“祭酒”职位这一制度。
曹操的司空府，丞相府都设置有“祭酒”官职
新莽以后，祭酒已经明确地从尊号过渡到正式官职，并且逐步制度化，发展成为一个较为庞大的官职体系。进入三国时代，随着曹操设置军师祭酒一职，祭酒和军师制度相结合，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汉末三国时代，为了适应征伐不断的战争环境，“祭酒”一职被设置来招揽人才，一直在各个势力的公府中广泛存在。诸葛亮为丞相后，在其丞相府设置有“军祭酒”。
《三国志·蜀书》：
“后主践阼，（来敏）为虎贲中郎将。丞相亮住汉中，请为军祭酒、辅军将军，坐事去职。”
诸葛亮也设置有“军祭酒”
其中，又以曹操设置的“军师祭酒”最为广为人知。然而因为汉末三国时期环境多变，再细言之，天下形势本来已经瞬息万变，再加上曹操本人的小环境也非一成不变。比如曹操初迎汉帝到许昌的时候，在这个阶段还无法压倒汉廷，曹操暂时也只能对汉廷加以利用。而官渡之战以后，随着曹操灭袁绍，平定河北，北方基本完成统一。曹操的霸府逐渐凌驾于汉廷之上，形势又为之一变，这些变化自然不可避免地体现在官制架构上。
曹操自身的处境变化，也可能引起“祭酒”的变化
官职的执掌因时因人出现变迁，必然会出现一些明显的差别。特别是“军师祭酒”这个职位，因为又有与之似是而非的军祭酒、军谋祭酒、军谘祭酒，导致其中不甚明了的地方甚多，有必要加以辨析。
《晋书·百官志》：
“四征兴于汉代，四安起于魏初，四镇通于柔远，四平止于丧乱，其渡辽、凌江，轻车、强弩，式扬遐外，用表攻伐，兴而复毁，厥号弥繁。及当涂得志，克平诸夏，初有军师祭酒，参掌戎律。建安十三年，罢汉台司，更置丞相，而以曹公居之，用兼端揆。孙吴、刘蜀，多依汉制，虽复临时命氏，而无忝旧章。”
这里记载了曹操迎汉献帝于许昌之后，在制度上的一些举措。《百官志》里提到“初有”军师祭酒，显然指的是在曹操之前，并没有“军师祭酒”这个职位，所以这个职位应该是曹操首创，但这里却存在有一个奇怪的问题。
郭嘉之后的“军师祭酒”，地位有所变化
清代学者赵一清曾经注意到，翻遍《三国志》里诸人的传记，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人担任过“军师祭酒”这个官职。然而可惜的是，赵一清并没有深究此问题，而是简单地认为是因为“军师名号太尊”。所以在实际官职安排上，降格使用“军谋祭酒”这个称谓，并且补充说明六朝时期的“军谘祭酒”，其实就是三国时期的“军谋祭酒”之变称，是同一个官职。
较之赵一清年代略晚的清代学者洪饴孙在《三国职官表》里修正了赵一清的部分看法，“司空府属军师祭酒一人，第五品，建安三年太祖为汉司空时置，或称军祭酒，或称军谋祭酒，皆避晋讳也。”应该说，洪饴孙的看法更进一步，他认识到《三国志》里没有人出任“军师祭酒”的奇怪现象，并不是赵一清所说的因为“军师名号太尊”而没有实际使用，真正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入晋以后避讳司马师，因此才把“军师祭酒”空字处理为“军祭酒”，或者改字为“军谋祭酒”。
郭嘉英年早逝
综合两人的意见，卢弼在做《三国志集解》的时候，给出了总结性的看法。卢弼认为《三国志》里没有“军师祭酒”的原因就是洪饴孙所说的因为避讳而改“军师祭酒”为“军祭酒”或者“军谋祭酒”，所以三者其实为同一官职。
因为卢弼具有极大的影响和权威，所以卢弼给出的这个意见，也有相当的分量。因此也为很多人所认同，现在某大型百科网站上，也采用了卢弼这个综合性意见，认为军师祭酒、军祭酒和军谋祭酒为同一职位，后两者是前者需要避讳之故的变称。
然而笔者觉得卢弼此说仍然有两处疑问未解，一是《三国志》中对于“师”字的避讳，确实令人颇为困惑。诸葛亮的“军师中郎将”，“军师将军”，以及各种“军师”都没有避讳，单单避讳“军师祭酒”令人费解。但是抛开这个问题，此说毕竟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如果用传抄之误加以解释的话，似乎勉强可以过关。但是“军师祭酒”和“军谋祭酒”在执掌上体现出来的明显差异，就不太好解释了。
《三国志》里记载的出任过“军谋祭酒”的有王桀、徐干、陈琳、阮瑀和路粹五人。
《三国志》：
“太祖辟（王桀）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后迁军谋祭酒。”
“（徐）干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将文学。”
“太祖并以（陈）琳、（阮）瑀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
“（路）粹后为军谋祭酒，与陈琳、阮瑀等典记室。”
值得注意的是，这五人同列一传，而且俱以文著名，特别是王桀、徐干、陈琳和阮瑀更是建安七子中人。而且《三国志》中对陈琳、阮瑀和路粹的具体执掌也有明确记载，那就是掌管“记室”，特别是陈琳和阮瑀介绍的更为具体，那就是写作“军国书檄”。胡三省关于“记室”在这里有过注释：“汉公府有记室令史，主上章表报书记。”
陈琳掌管军国文书而已，和“军师祭酒”参掌机密事有明显区别
另有《后汉书·百官志一》：“记室令史，主上表章，报书记。”所以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军谋祭酒”实为类似于汉代“记室令史”一类的官职，所负责的工作就是“军国文书”，这和“军师祭酒”参掌戎律，一方面参与军事行动，另外一方面制定和执行军法的职权范围，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另外还有一处细节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在《三国志》中，“军祭酒”和“军谋祭酒”并没有混合使用，反而是进行了较为严格的区别。
据以上种种，笔者认为我们实在不能草率认定“军谋祭酒”和“军师祭酒”为同一官职。
既然“军师祭酒”和“军谋祭酒”并非同一官职，那么他们之间就很可能存在班次的高低之分。
应该说，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军师祭酒”一职最开始是曹操专为郭嘉所设置。我们在前文两次强调，在三国这个形势多变的时代，即便同一个官职在不同时期，可能也会有或多或少的差异。这个情况在“军师祭酒”这个职位上，应该说体现得非常明显。如果我们说荀攸拔高了军师这个职位的话，郭嘉以后的历任“军师祭酒”也是无法和郭嘉那个“军师祭酒”具有同样的高度的。即便如此，“军师祭酒”依然是参掌机密的要职，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特别是和掌管“军国文书”的“军谋祭酒”相比，“军师祭酒”显然具有更高的位次。
“军师祭酒”在原来丞相府具有相当于曹魏帝国九卿的地位
在曹操为丞相的时候，“军师祭酒”属于曹操的核心幕僚圈。曹操称魏公魏王后，原“军师祭酒”纷纷转任曹魏的九卿和侍中等职，这在曹魏代汉之前，显然具有很高的象征意义。特别是董昭转为将作大匠之后，“军师祭酒”一职就彻底消失，标志着曹魏帝国呼出欲出，这同样可以证明“军师祭酒”在原来丞相府具有相当于曹魏帝国九卿的地位。而我们反观“军谋祭酒”，其转出官职大都是司空和丞相掾属，这里就已经看的出其和“军师祭酒”职位和班次上显而易见的高下之别。
笔者在这里整理出以下两表，相信能够较为直观得展现出“军师祭酒”和“军谋祭酒”在地位和班次上的差别。
“军谋祭酒”概况
“军师祭酒”概况
军师祭酒属于曹操在制度上的创举，因为中古时期的制度往往多变，特别是“祭酒”一职又不显名于后世。所以有必要追根溯源对“祭酒”先进行一个回顾，以澄清笼罩在这个职位上的一些谜团。经过辨析我们基本可以明确，在王莽改制之前的西汉和先秦时代，“祭酒”脱胎于古老的祭祀礼仪，最开始是用于尊崇名士，但是已经初步具有官职的含义。“祭酒”真正成为一个官职，并朝着制度化演进是在王莽改制之后，并且在东汉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军师祭酒在三国时代因为郭嘉大放光彩，虽然后续的诸位“军师祭酒”的地位无法和郭嘉相提并论，但是依然是曹魏帝国的预备九卿和侍中，属于曹操的核心幕僚圈。所以“军师祭酒”就和掌管文书的“军谋祭酒”有着明显的职能区别，并且在班次上也有着事实上的高下之别，因此笔者倾向于认为两者并不是同一个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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