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鼎革并不是简单的王朝换代，其在当时的东亚世界也掀起了巨大的波涛，影响了后世三百年的政治格局，
当时东亚势力分别是大明，大清，李氏朝鲜和日本的德川幕府。
明未亡时，明太祖朱元璋一手建立的朝贡体系还发挥着维系东亚权力秩序的作用。朝鲜每年朝贡，建州女真还在蓄积力量，德川幕府虽与中华世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但对“大明=中华”是一直认可的。
1644年皇明的轰然倒塌，以明王朝为核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也随之解体了。
虽然满清入主中原，很快填补了东亚的权力真空。然在朝鲜、日本眼里，清朝是最没有资格代表中华文明，主导维持东亚世界的。
原因是：满清属于蛮夷，鞑靼，是落后的文明。
即便入主中原，也是蛮邦祸乱中华。
如皇太极当时给朝鲜的“敕谕”中提到了日本：“日本贸易，听尔如旧，但当导其使者来朝，朕亦将遣使与彼往来也。”清朝的意思是，让朝鲜为中介，引导日本前来朝贡，进而纳入清朝的宗藩体系。
不过，当日本方面得知此事后，却认为：“中原，天子国；彼虏，小丑也。”对清朝不加理睬，毫无通交之意。
所以朝鲜在明朝覆灭100余年后的乾隆朝仍认为“明亡之后无中国耳”，并坚信“今日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
心怀鬼胎的德川幕府，已关起门来营造以天皇为首的“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
被誉为武士道鼻祖的幕府文人山鹿素行在所著“华夷变态”一书中就毫不掩饰地提出“中朝”日本论，宣称圣人的道统到宋朝就已断绝，而日本才是“中国”，毫不留情地讽刺揶揄着大清的蛮夷底色。
所以日本文人在看待清日关系时把“日本”，当做“中国”，把满清当做“蛮邦”“胡皇”，也就不足为怪了。
历史上朝鲜，琉球，南越，缅甸等国虽然先后乖乖纳贡，臣事大清。但这种外交策略多出于“事大”，慑于威力的权宜之计。并无半点文化认同上的向心归化。
来自日本朝鲜等国的鄙视，使得原本就对汉文化心存自卑的满清统治者，更加自惭形秽了。
而在这种文化自卑心理之下，满清统治者忍辱学习汉文化。在康熙的带领下，雍正，乾隆祖孙三朝相继发力进行了长达百年“向天下争中华正统”的接力长跑，而最后却换来了八旗子弟的全盘汉化。
满清治下的中华，已然胡服胡习，而我朝鲜仍着大明衣冠，奉行中华风俗，并且朝鲜君臣上下不断地通过“悲明”“吊明”的一系列行为，来保证自己“后明朝”“小中华”地位的不受侵扰。
纵观历史，明亡后朝鲜奉大清为宗主国也有近三百年的时间。口服却心不服，文化上的自我优越感，使得朝鲜始终沉浸在自己小中华世界里。
骨子里认为即便我朝鲜没有你清朝地大物博，然而你大清不过是一个不知文明的暴发户罢了，蛮夷的底色是你怎么也洗不掉的污渍。
一部二十四史，写尽了多少王朝兴替。
在中国人的眼里王朝更替，不过寻常事。鼎革之初，遗民唱和，或许会发出对故国的思念。
然两代之后，前朝已是他朝，再眷恋前朝也无济于事，而活在当下照样可以做大官，赚大钱。
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这倒不是说中国人从来都是见异思迁的没有气节的族群，而是王朝兴衰，都改变不了统治者对草民的压榨本性。
兴亡，百姓皆苦！所以过好自己的生活，总是最不错的选择。
当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已经遗忘前朝仇恨，倒是固执倔强的朝鲜人，总是一厢情愿的替中国人凭吊皇明社稷。
每当燕行使出使大清的时候，就会敏感地寻找一切值得发“离黍之情”的故物。在他们眼里，已是“腥膻之域”的一草一木，也都在诉讼故国离思，倒是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主人翁个个都表现出“此间乐，不思蜀”的麻木。
但朝鲜人毕竟是朝鲜人，既不是明朝人也不是清朝人，而他们关于“悲明”的腔调，有时难免失真。有时甚至为了作诗行文抒情之波澜，而不惜捏造虚构历史。
而且就凭想象力，这群朝鲜人真的是集体重构了中国历史，塑造了他们认为的历史真实。
明亡清兴，朝贡之事，清朝仍承袭前朝惯例。
对于异域远邦如琉球，缅甸，越南等国规定他们每三年可进京朝贡一次，而朝鲜与中华文物服色无异，所以清朝也特别恩赐朝鲜可以每年都来朝贡。
朝鲜的朝贡使团，虽然年年都会更新换人，但是关于朝贡的贡品、国书、以及路线都是规定好的，包括在哪里吃饭，哪里接见，哪里住宿，都是既定的。清朝的接驳人员和朝鲜的使团，每年都会按照既定的礼节章程，完成每一次的朝贡事宜。
所以每次朝鲜使臣进入天朝之后，由于所经历的地方都一样，因此所做的诗歌唱和也都大同小异。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照例朝鲜派出了朝贡使团。当使团进入山海关的丰润县的榛子店旁时，使者金锡胄无意中看到了，题在店旁的一首诗，
“爷娘生死知何处，痛杀春风上沈阳”并附有小序。
序文为：奴江右虞尚卿秀才妻也，夫被戮，奴被掳，今为王章京所买，戊午正月二十一日。洒泪拂壁书此，唯望天下有心人见而怜之。尾题季文兰。
原来季文兰是江南秀才虞尚卿的妻子，郎才女貌，却因乱世遭逢丧乱，丈夫被兵匪屠杀，自己沦落降身为奴，被王章京从江南水乡掳掠至天寒地冻的异域北国。孤苦伶仃，百般伤心无奈在此写下了对命运不公的痛诉。
一个弱女子，悲惨的身世。
对于有着悲明，鄙视夷清的金锡胄来说，季文兰就是当今的蔡文姬，王昭君。
所以不由分说，金锡胄当即在旁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绰约云鬟罢旧妆，胡笳几拍泪盈裳。谁能更有曹公力，迎娶文姬入洛阳。
题罢一首不觉尽意，随即在旁又题了一首。
“已改尖靴女直妆，谁将莲袜抹罗裳。唯应夜月鸣环佩，魂梦依依到洛阳”。
经金锡胄作诗歌咏之后，季文兰这样一个拥有悲惨命运的柔弱女子形象便成了朝鲜文人眼里明清易代时的悲剧主角。
然而历史真实却恰恰相反，季文兰压根就不是明清易代之际遭受兵祸的悲惨女子，而是吴三桂起兵之时的事情，并且此女子是吴三桂下属的妻子。
她虽然在榛子店里题诗伤怀，而那伤怀的对象也不是朝鲜文人心中的“悲明”，恰恰是叛明降清背清的吴三桂所建立的大周政权。
并且时人也曾写文考证出季文兰的真实身份。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洪万朝在“嘲季文兰”中写道：季文兰，秀才虞尚卿之妻也。或云居在苏州，盖南土人也，年十六当庚申吴三桂之乱，为沈阳王章京所掠。
对朝鲜文人而言历史真相不是他们的关心重点，他们关注的只是鞑靼乱华而导致与挚爱分离的江南弱女子的凄惨身世。
因为朝鲜文人需要一个像柳如是那样因兵祸而流转乱世的弱女子形象，来完成他们的诗歌唱和，以期达到挞伐满清的目的。
为了使得季文兰的故事更加接近于真实，或者说更加符合朝鲜文人的幻想。
他们又饶有兴致的进行了一番加工创作。
如季文兰在榛子店题壁时“垂泪书此，右手稍倦，则以左手执笔疾书”并且季文兰“悲怆惨黯之中，姿态尚娇艳动人”。
这样一来，使得江南弱女子的形象变得更加立体与形象。
对于擅长想象的朝鲜文人来说，这样的添油加醋并不能满足他们的幻想，因此他们又执笔继续书写季文兰的闺中密事。
申锡愚咸丰十年（1860年）在“榛子店记”中就着墨重点书写了季文兰被掳至沈阳之后，常受到王章京夫人的欺辱“河东狮子，日吼数声”，“鞭笞严下，辱等奴婢”，深受肉体与精神摧残的季文兰经常夜半三更时，独自一人哭啼啼的来到后亭，“以泪和墨，题三诗于壁”，
其中最后一首诉说道“万种忧愁诉与谁，对人强笑背人悲。此诗莫把寻常看，一句诗成千泪垂”。
相较于金锡胄的叙述还有那么一点的道听途说的事实根据，而申锡愚所作的“榛子店记”里的季文兰形象，则完全属于申锡愚自己添油加醋的想象了。
朝鲜文人笔下的季文兰已经和历史真实的季文兰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人物形象。前者是江南女子季文兰，后者只是朝鲜文人想象虚构编排出的明清易代时的悲剧主角。
而后者，承担着朝鲜文人对大明的思念，是季文兰存在的唯一价值。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信口可以雌黄，事实无法改变。
可若无良史，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人间无常。
本文参考资料：葛兆光《想象异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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