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制王朝，同时也是封建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的王朝。
当权力已经完全集中到君王一个人的手中的时候，家族血缘之间的亲情也完完全全的被淡化，且不说亲兄弟之间都已经毫不念及手足之情的兄弟阋墙、自相残杀，就连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多的掺杂进了政治的味道。
这其中，为了更好的建立与蒙古各部落以及朝中权臣贵族家族之间的利益关系，清朝的皇家女儿们通过在政治联姻中用牺牲自己婚姻幸福的方式，成为皇帝手中的政治工具与政治筹码，维系着政局的稳定与王朝皇位的稳固。纵观中国古代封建历史，尽管政治联姻早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像大清王朝这般进行的如此彻底，甚至更将其定为“国策”坚决贯彻执行的，也是独此一家了。
然而，成为政治工具并不只是皇家女儿们的专利，清朝时期的皇子们也要承担的维系政治稳定与人心向背的重要任务，而他们实现这一政治目的的方式便是过继，与此同时相伴而生的便是最高统治者们所创造的过继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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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皇帝相对于国家而言，是整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但是在努尔哈赤所设立的八旗制度中，清朝的皇帝只是 “上三旗”，即镶黄、正黄、正白旗的统领者，除了“上三旗”，还有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这“下五旗”，他们也有各自的统领者以及家族传承世袭。
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在历经了舒尔哈齐、褚英、代善，三次失败的立储选择后，努尔哈赤决定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不再册立继位人，而是就此确立了在前任统治者死后，由八旗旗主贝勒共同推举新汗的方式来确定新的继位者的制度，皇太极和顺治皇帝都是通过这套制度登上了皇位。
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些控制着旗务和旗营兵务的宗室贵胄，掌握着极大的权力，对于皇权也形成了极大的挑战，特别是多尔衮的专政将这套制度存在着的对于皇权的威胁与隐患全部暴露了出来，也让大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开始着手解决满洲贵族特别是爱新觉罗皇室宗亲的权力问题。
在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代帝王的不断改革，王公贵族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但是其在八旗内部依然有这非常的强的影响力，控制着八旗内部领导权与管理权，而这本也就是由八旗制度的根本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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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乎，过继，便成为了回收权力的重要方式之一。而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康熙皇帝将其十六子胤禄过继给庄亲王博果铎。
博果铎，初代和硕庄亲王、皇太极第五子硕塞的儿子，康熙皇帝的哥哥。由于博果铎一生无子，所以没有其直系后裔来袭承和硕庄亲王的家族世袭爵位。
按照之前的传统，如果没有直系后裔来袭承爵位或者直系后裔被剥夺了爵位继承权的，会由皇帝指定一名旁系亲近来进行袭承，以继续传承整个家族的荣耀。
在此之前，礼亲王的家族传承世系，就完成过一次这样的交接转换。
初代礼亲王代善去世后，由于他的两个儿子岳托和萨哈廉的家族子支也是功勋卓著，早已开创了自己的爵位传承世袭，于是礼亲王的“和硕亲王”爵位由代善的第六子满达海袭承，满达海死后，他的儿子常阿岱袭承家族爵位，但是后来被顺治皇帝将为了贝勒。在这样的情况下，顺治皇帝安排自己非常欣赏的杰书袭承了礼亲王的和硕亲王爵位。杰书的父亲祜塞，是代善第七子，也是满达海的弟弟，在册封杰书为亲王的同时，顺治皇帝也对祜塞进行了追封，至此，代善的“和硕礼亲王”家族世袭的传承也就此由满达海家的子支转到了祜塞这一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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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因为如此，在雍正元年（1723年）老庄亲王博果铎去世的之后，按照传统，应该由初代庄亲王硕塞世系的其他家族分支，即惠郡王博翁果诺的子嗣来袭承这一爵位。但是早在康熙朝时期，博翁果诺子孙对于庄亲王爵位的觊觎，引发了康熙皇帝的盛怒。
“因其子孙争立，致触圣祖之怒”。
与此同时，康熙皇帝也将其看作是一个收归宗室爵位的好机会，于是早在康熙在世时，就已经安排将自己的十六阿哥胤禄过继给老庄亲王博果铎，进而在其去世后，由雍正皇帝主持，正式由胤禄袭承庄亲王的爵位，而不是由博果铎的兄弟博翁果诺家族的人来袭承。
对于康熙和雍正而言，这样的安排除了拉近了旁支宗亲世系的血缘关系，强化管理和统治外，更是要加强对于庄亲王世系所对应的旗营人口的控制权，同时可以借此将权力进行回收，以更好的统御八旗，维系皇权的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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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隆朝时期，乾隆皇帝先后亲自主持了两次过继事件。
第一次是将雍正皇帝的第六子、同时也是乾隆皇帝的幼弟弘曕，过继给了康熙的皇十七子、果亲王胤礼；
第二次是将乾隆皇帝自己的第四子永珹，过继给了康熙的皇十二子、履亲王胤裪，并且这次是直接过继为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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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亲王胤礼和履亲王胤裪，可以说与雍正皇帝以及乾隆皇帝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胤礼和胤裪，由于没有参与康熙晚年的“九子夺嫡”，因而在雍正朝时期非但没有遭到雍正的打击与迫害，相反，还受到的雍正的器重，先后被封为了王爵，并且还被委以了重任。特别是胤礼，可以说他是雍正皇帝除了怡亲王胤祥外，最为信任和倚重的兄弟了，并且在雍正去世的时候，更是被任命为辅政大臣，成为雍正的“托孤”之臣。
胤礼和胤裪，与雍正、乾隆两代帝王的保持了非常良好的关系，也受到了一定的推崇与尊重，但是两人在去世的时候都面临这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没有直系子嗣来袭承爵位。胤礼是因为终身无嗣，而胤裪是因为自己太长寿把子孙都熬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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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乾隆皇帝将自己的弟弟弘曕过继给了胤礼，袭承果亲王的传承世袭；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胤裪为孙，袭承履亲王的传承世袭。
这两个亲王世系都是雍正、乾隆时期才有的新的亲王世系，这其中所涉及的到的权势、地位、财富等方面的争夺远远不及其他那些“铁帽子王”世系，但是乾隆皇帝希望保留下的是两位叔叔的亲王爵位名号以及其初代创始人的地位，以供后人膜拜，一方面是这是对其功劳政绩的肯定与褒奖，另一方面，也是树立自己仁君的品德榜样，在亲王贵胄之中留下美名。而这也是帝王统治的怀柔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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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也就只出现在了雍正朝时期。
早在雍正刚刚继位的时候，就已经通过秘密立储制度，确立了自己的儿子弘历为接班人，而此时对于弘历登基威胁最大的便是弘历的哥哥，雍正皇帝的第三子弘时了。
为了能让弘历顺利登基，雍正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来打压弘时。
一方面，限制弘时的生母齐妃李氏，仅仅是将其册封为“妃”，要知道，齐妃李氏在雍正登基前，同年氏一样是王府的侧福晋，但是雍正登基后，册封了年氏为贵妃，李氏依然为妃，目的就是为了打压弘时。另一方面，雍正以弘时与自己的政敌八阿哥胤禩等人有所牵连为契机，进而对于弘时进行了严惩。
弘时为人断不可留于宫庭，是以令为允禩之子。今允禩缘罪撤去黄带，玉牒内已除其名，弘时岂可不撤黄带。著即撤其黄带，交与允祹，令其约束养赡。钦此。
就这样，弘时被过继给了胤禩，而此时的胤禩，已经被雍正皇帝被削宗夺爵、圈禁致死，雍正五年（1727年）弘时也被驱逐出了宗室，当年，弘时便郁郁而终了。
弘时去世后，弘历的登基也就变得再无威胁，此时的弘昼荒诞不羁，雍正非常喜爱的福惠，他的母亲已经去世，母家势力也已然倒台，况且他本身身体也不好，而弘曕这个时候还没有出生，所以乾隆的继位则更加成为了板上钉钉的事情。
由此可见，雍正为了弘历的顺利继位，也算是用心良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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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王朝的最后两位皇帝——光绪皇帝和宣统皇帝，能够成为国家的君主，完完全全就是靠的过继，而主持他们过继的便是清朝末年掌握大权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这样做的目的，也还是为了确保自己的绝对权势。
同治皇帝一生无后，在同治皇帝去世后的继位人商讨大会上，慈禧太后先是要求维持“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政治格局，之后极力要求由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继承大统。而她选择载湉最为主要原因便是载湉的母亲就是她的亲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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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慈禧太后的主持下，载湉过继给了咸丰皇帝，登基皇位，也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而朝局继续由“两宫太后”掌管，在慈安太后暴卒与钟粹宫后，慈禧太后开始独掌大权。
然而，慈禧扶保的光绪皇帝同自己的儿子同治皇帝一样，也是没有子嗣。这一次，慈禧太后再一次从醇亲王府中，选择了当时的醇亲王载沣的儿子溥仪，并且在慈禧太后的主持下，溥仪被过继给了同治皇帝，同时兼承光绪帝之祧，相当于此时的溥仪无论算哪一方，都是合法的继承人。就这样，在光绪皇帝去世后，溥仪登基大统，成为了清朝的末代皇帝。
此时的慈禧，做了一天的太皇太后也随之去世，而她致死也不肯放下对于权力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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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过继的“艺术”，纵然可以维系的是皇权的稳固，但是更多的还是充斥着对于权力的渴望与把持。在绝对的皇权统治之下，亲情已经变得淡化，纵然是贵为皇家的子女，也无法摆脱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为至高无上的皇权所利用的命运，一切都只能是为皇权而服务。
而这也正映衬了那句“无情最是帝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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