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是李世民的庙号，而庙号是皇帝被供奉在太庙里的称号，尽管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但通常只有在去世以后才能被后继之君追封庙号，因此，李世民不可能在活着的时候就被叫太宗。至于魏征写的这篇劝谏疏为什么叫《谏太宗十思疏》，而且称呼李世民为太宗，完全是因为后世之人在编撰史书时，重新给这篇著名的劝谏疏取的名字，而魏征给李世民上的这道劝谏疏原本就没有题目，只有内容。
魏征剧照
中华文化历来都很注重祭祀活动，尤其是祭祀祖先，庙号也与祭祀有关，古代的君主死后都会被后人立庙祭祀，而庙号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商朝，商朝规定对国家有大功、值得子孙永世祭祀的先王，就会特别追上庙号，以视永远立庙祭祀之意。也就是说只有死去的君王才会被立庙祭祀，只有被立庙祭祀才能被追上庙号。
太庙
庙号形式只有四种：创基立业曰“太”（太祖汤、太宗太甲）、功高者曰“高”（高祖王亥、高宗武丁）、世代祭祀曰“世”（世祖盘庚、世宗祖甲）、中兴者曰“中”（中宗太戊，一说祖乙）。此外，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再给予祖或宗的称号。
给故去的皇帝上庙号是一件很严谨的事情，起初，并非所有的皇帝都有资格拥有庙号，只有那些有大功大德的皇帝才能被上庙号，比如汉代一共有29位皇帝，拥有庙号的仅仅7位（西汉4位、东汉3位）。
西汉帝王庙号
汉代以后，庙号的评定标准开始逐渐放开，到唐代的时候，庙号正式成为皇帝标签，每位皇帝都有资格拥有庙号，人们对皇帝的称谓也由谥号转为庙号，比如唐太宗、唐高宗等，都是以庙号为称谓。
唐太宗贞观中期，李世民在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名臣的辅佐之下，经过十几年的治理，将唐朝的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加上李世民任用李靖、侯君集等一干名帅大将扫清了突厥边患，大唐帝国边防巩固，内外无事，呈现出一片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景象。
李世民剧照
在取得贞观盛世的成果之后，李世民逐渐开始放纵自己，骄奢忘本，大修庙宇宫殿，广求珍宝，四处巡游，劳民伤财。魏征对此极为忧虑，他清醒地看到了繁荣昌盛的后面隐藏着危机，于是，他在贞观十一年（637）的三月到七月，“频上四疏，以陈得失”，这篇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就是四疏之一，因为按顺序这篇奏疏是第二道，因此也称“论时政第二疏”。
魏征剧照
这道奏疏最经典的部分当属那段“人君十思”，具体内容摘录如下：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在君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李世民剧照
李世民看了魏征的这道奏疏之后，猛然警醒，为此还特意给魏征回了一道《答魏征手诏》，表示从谏改过，并且这篇奏疏被太宗置于案头，奉为座右铭。在李世民之后的一些君主，也经常拜读这篇奏疏，用以规戒自己，由此可见这篇奏疏在封建时代的重要意义。
了解完庙号的讲究和魏征写《谏太宗十思疏》的背景之后，按理说李世民“太宗”的庙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出现在李世民尚且在世的时候，这不仅不合常理，而且非常的犯忌讳，因为按照庙号的授予标准，虽然李世民死后肯定会被追上“太宗”的庙号，但在李世民没死的时候，这样称呼李世民，绝对有诅咒他的意思，这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王朝，绝对是死罪，魏征作为朝廷重臣，不可能不明白这点。
唐太宗李世民剧照
其实，《谏太宗十思疏》这个题目跟魏征没有半点关系，他最初给李世民上这道奏疏的时候，并没有这个题目，而且古代臣子给皇帝上奏疏，都有严格的格式要求，根本就不可能像现在写文章写信一样，先写个题目。一般而言，古代臣子给皇帝上的奏折，都是以“臣”字开头，加上自己的爵位官衔，然后就是写奏疏的具体内容，最后还要写上“诚惶诚恐，微臣草上”、“叩请圣裁”之类的内容。
谏太宗十思疏
《谏太宗十思疏》这个名称的真正来历实际上是源于后世，因为李世民和魏征皆为历史名人，而且魏征的这篇奏疏也堪称经典，所以这篇经典的劝谏奏疏肯定会被记录在史书之上，后人为了方便记录，就根据这篇奏疏的内容，重新取了一个名字，而将这篇奏疏录入史籍的时候，李世民早已过世，“太宗”的庙号也已确定，史官们以庙号“太宗”来尊称李世民也符合历惯例和传统，所以这篇奏疏也就叫《谏太宗十思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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