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中，北魏立国148年，比晋国都长（抛去晋国皇帝是傀儡的时间）。其独有的文化、风俗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而且各项制度也有其独到性。
不过我们今天只来说一说北魏的汉化。
若放到现代，汉化一词提到最多的便是将外籍语汇的游戏、软件等翻译成汉语，以方便中国体验游戏、软件。若放到民族上，可以简单理解为将一个说胡语，穿胡服的外族，“翻译”成一个说汉语，穿汉服的人。
但事实上，汉化却没那么简单。一个政权的组织形式，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政权的演变便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更高级的政治制度。
汉化的过程便是汉族更高级的经济、文化取代胡族中低级的经济、文化的过程。
那么拓跋部是什么情况？
早期鲜卑处于氏族社会，其社会的生产主要是畜牧与游猎，并不涉及其他的生产。
氏族社会靠血缘关系来维持其“政权”，但随着鲜卑的发展，氏族这样落后的政权形式便被“部族”所取代。部族可以将生活在同一地域的人均纳为“同族，而并不是仅仅靠着血缘。
。
《魏书·帝纪一》记载“（成皇帝毛立）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这里的大姓便是指的不同血缘氏族，他们共同组成了拓跋部。拓跋部不仅仅包括鲜卑，还有匈奴等胡族，比如有独孤部、贺兰部（也曾依附匈奴）、宇文部（辽西鲜卑）。
《魏书》平文皇帝五年，帝出居于宇文部。贺兰及诸部大人，共立烈帝。
之所以形成“拓跋部”这样新的组织形式，便是由于经济发展所决定的，而影响拓跋部经济的因素便是对外掠夺。
我们知道任何政权组织的诞生，必然会有着军事力量产生，其首要目的便是保护自身，免于他人的侵夺。但军队同样可以用于掠夺他人的财产。
在《魏书·帝纪一》中，多是关于掠夺的记载。
比如魏昭成帝什翼犍：
二十六年，“冬十月，帝讨高车，大破之，获万口，马牛羊百余万头。”
二十七年，“冬十一月，讨没歌部，破之，获牛马羊数百万头。”
这两处仅仅是关于牲畜的记载，三十年记载的“俘获人口及马牛羊数十万”，这里将人口与牛羊一同计算，说明当时拓跋部是将人口与牛羊等同的，都是作为胜利者的财产。
对掠夺来的人口往往用于蓄养牲畜，或者种植粮食。东汉末年的鲜卑首领檀石槐，便曾掠夺人口，来为自己耕种渔猎。《后汉书·鲜卑列传》记载“（檀石槐）闻倭人善网捕，于是东击倭人国，得千余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鱼以助粮食。”
注：倭人国裴松之注解为汗人国。
早期的鲜卑还实行推举制，最有名的便是三国轲比能。《三国志》记载：轲比能本小种鲜卑，以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众推以为大人。大人便是部落首领。
但随着鲜卑对周边部落的大肆掠夺，使得酋长以及权贵们积累了大量的财富，部落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随着财产的扩大，酋长们的权力也日益扩大。于是推举制便被世袭制所代替。
于是慕容部、拓跋部、段部等强大的鲜卑部族诞生了。
一、拓跋皇族自身的需求，主动汉化
当拓跋珪时期，北魏仍然是奴隶生产制。
对外诸多军事行动中，拓跋珪仍然会将俘虏作为奴隶赏赐给诸将。若拓跋处于春秋时期，也许会慢慢发展奴隶制，但与他们紧邻的是封建制度成熟的晋朝（南朝），于是拓跋部快速迈向了封建制。
北魏包含者诸多不同语言的部族、部落，而拓跋族占有统治地位。北魏初期并非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以拓跋族为核心的军事联盟形成的部族。
部族便是形成国家的前身。拓跋部自拓跋珪以后，便开始部族向国家转化。而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便会诞生新的阶级——代表绝对统治的皇权。
原拓跋部组织结构中，首领虽然权力更大，但地位上与其他部落酋长是等同的。拓跋皇族想要变成最高统治者，那么自然会与原有贵族阶级产生矛盾。
这一新生的政权形式对拓跋皇族也是陌生的，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运作。但是南方的汉族中央集权早已发展半个实际了。因此拓跋皇族汉化，是肯定必须经历的阶段，除非他们甘愿让出自己的权力。
另外权力结构的改变，也引起了内部的利益分配。
当初猗卢为了专制权力，直接导致拓跋内乱，不仅猗卢被杀，还使得拓跋族沉寂70年。直到拓跋珪重建代国，拓跋部才算又回到了历史舞台。
拓跋珪灭燕以后，拓跋珪权力逐渐增强，渐渐拥有了专制的权力。这便与鲜卑传统的军事贵族产生了矛盾。
矛盾主要由利益产生。
在以前拓跋部进行军事行动，事后战利品是军事联盟中诸贵族所共有的，然后按照军事实力再进行分配。
但到了拓跋珪，财产便成了拓跋皇族所私有的。其他的鲜卑贵族不再享有以前的财产分配权。财富带来权力，权力带来财富。这自然会引的原贵族的不满。
当然，其他立功的贵族也会分到战利品，但这个战利品的性质完全变了。它出自拓跋皇族自身的财产，属于一种赏赐。
自此，拓跋部的战争性质也变了，不再是已经部落进行掠夺，而变成了统治者（北魏皇族）自身财富的积累。
二、外部因素，拓跋族被动汉化
农业上汉文化的发展
随着北魏军事征服，自身疆土不断扩大，拓跋部统治下的汉人也逐渐增多。虽然大多鲜卑贵族扔将这些汉人用与畜牧，但也有鲜卑贵族将他们用于耕种。
这样鲜卑贵族间便形成了两种利益团体：畜牧封建主与田园封建主。畜牧封建主是鲜卑传统军事贵族，而田园封建主便是新兴的汉化鲜卑贵族。
无论双方如何争夺利益，随着拓跋部的内迁，拓跋部本族人都逐渐安定下来，不再游牧，大量族人的闲置，不得不开始注重农业的发展，毕竟人都需要吃饭。
汉族农业文化便这样在拓跋族内传播开来。
我们知道，汉文化中重要的一项便是农业文化。北魏农业的发展，便足以推动拓跋族汉化。
政治上汉文化的发展
拓跋珪想要专制集权，学习汉家制度，还有比汉族士大夫更好的老师吗？北魏想要从当地士族中学习执政经验，建立能够巩固自身的政治制度。
同样，北魏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却没有足够的人去治理（汉化前鲜卑族大多是武将），为了巩固自身统治，也需要与当杜大族合作。
而汉家世族不愿离家南下，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得想法融入北魏，获得统治权。
因此新兴的北魏封建主与原有的汉家封建统治阶级，不同族类的上层分子便因利益结合起来。
汉家大族的加入，便将汉族封建统治文化传入拓跋贵族中。拓跋贵族在潜移默化下，也会逐渐接受汉化。
而当地士族又需要北魏强权来保护自身利益。这样汉族封建文化便从而渗透进拓跋族的统治阶级中。
这个时候皇权与汉家世族的利益是一致的，在朝堂中拥有绝对的优势。但拓跋皇族与世族都不满意于现阶段的利益分配，想要获得更大的权力。
因此便有了魏孝文帝的一些列汉化政策，而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便是迁都洛阳。
元宏迁都主要目的便是为了汉化，但却急于求成，没有解决遗留的原鲜卑贵族问题。
汉化核心都随着元宏去了洛阳，留下的多半是不愿意汉化的。留守代京的拓跋族仍保有旧时的鲜卑习俗，这使得正融合于拓跋部的其他部族变得鲜卑化。甚至包括一些汉人也走向鲜卑化。
彻底内迁的拓跋族投入汉文化的怀抱中，学习汉族的文字、语言、习俗、嗜好，与传统鲜卑（包括鲜卑化的诸族人）失去了“习惯”上的联系，彼此间也就成为了“陌生人”。
这就在文化上形成了阶级对立。
《资治通鉴》及帝南迁洛阳，所亲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乐。
随着元宏迁都洛阳的鲜卑、以及汉家士族，便成为了新的掌权阶级。而留守原都的鲜卑，以及其他鲜卑化的诸族便沦落到被统治阶级。
于是北魏内部利益集团便发生变化：汉化鲜卑、汉家世族、传统鲜卑、鲜卑化诸族。
失去原有权力的传统鲜卑贵族自然不甘心，于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叛乱，其中甚至元宏太子
元恂的参与。
《资治通鉴·齐纪六》八月，戊戌，帝如嵩高，恂与左右密谋，召牧马轻骑奔平城，手刃道悦于禁中。
不过太子失败后，鲜卑贵族又发动一场叛乱。
《资治通鉴·齐纪六》泰至，睿未发，遂相与谋作乱，阴结镇北大将军乐陵王思誉、安乐侯隆、抚冥镇将鲁郡侯业、骁骑将军超等，共推朔州刺史阳平王熙为主。
这却怪不得元宏的政治举措，因为此时的元宏不再是代表拓跋贵族利益的君主，而是胡汉统治阶级共同的君主。
不过元宏却没有处理好北魏内部新旧权贵之间的矛盾，这样的结果便是导致了六镇起义。
北魏六镇起义，是鲜卑旧族与鲜卑化的诸族，对统治阶级汉化鲜卑以及汉族封建主的反抗。这也是元宏仓促汉化遗留的问题。
这是北魏新旧两股势力之间的矛盾——汉化鲜卑以及鲜卑化的诸族之间的矛盾。
这种争端一直持续到北齐与北周。齐周两国间，便是北魏汉化遗留问题的继续——汉化宇文泰与鲜卑化高欢之间的对抗，不过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拓跋的汉化，在于拓跋部自身利益的追求。
皇权需要中央专制，而如何专制只有向汉家王朝学习。
拓跋皇族为了自身政权，身边同时也聚集了一些新的利益获得者（庄园经济的鲜卑贵族以及汉家士族），不断推动北魏汉化。因为只有汉化，才能获得更多的利益。
魏孝文帝汉化，虽然只是为了自身政权，但间接促进了民族融合，对历史也算立下大功。
若没有他的汉化，也不会有灿烂的唐朝文明了。
一饮一啄，自有天定。历史就是这么令人惊叹！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