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逃向吴淞口的退路早已被我军切断，浦东方面的高桥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解放大上海的淞沪战役就要结束了……
天气炎热得很，人像蹲在蒸笼里一样难受。俘虏从四面八方押来，在江湾国民党军队的营房里，挤满了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军一万多人。他们衣着褴褛，没精打采，活像精疲力竭的掏灰鬼，在那里吵吵嚷嚷。其中有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守着几个皮箱，愁眉苦脸地低下了头。躺在地上的哨兵，一面“哼哼”着，一面赶着围在伤口上的苍蝇……俘虏仍然不断地涌向这里。
我们几个搞俘虏管理工作的同志，忙着为他们倒开水和包扎伤口，平心静气地向他们讲解俘虏政策。正在这时，忽然从俘虏群里走出一个大个子来，他穿着一身西服，头上戴着一顶草帽，鼻子上架着一副黑色眼镜，约有四十岁光景，在他身旁却跟着一个妖里妖气的年轻女人。这个俘虏自称是商人，要求我们放他走。可是我们不能轻易相信他讲的话。后来他竟说他是中共上海地下工作者，与九兵团首长相识。为了对他负责，我们就派了工作队员崔志岚，押送他们到师部去。
师部驻地离我们团部只有几里路，可是汽车开走后等了半天却不见他们回来。我们忙打电话问师部，师部回答是根本没有这回事。大家猜疑开了：有的说小崔被敌人骗了；有的说他跟敌人一起跑了；还有些同志有不同的说法，认为他是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决不会跟敌人跑的。但是小崔到底上哪里去了?为什么还不回来呢?谁也不敢下结论。一天过去了，两天也过去了，一直到了第七天的中午，小崔忽然空着手笑眯眯地回来了。我们争着问小崔，小崔微微笑了笑，向我们叙述了那次他“执行任务”的经过。
那天下午我接受任务后，坐着缴获的汽车，押着俘虏向师部开去，汽车开得很稳，我：不断地考虑着如何来完成这次送俘任务。过了一会儿，车到了一个大镇。我在接受任务时听李股长说过，师部离我们很近，可能这里就是，于是我命令驾驶汽车的俘虏停车，但是坐在后面的那个穿洋服的俘虏却说师部还在前面，也怨我一时麻痹相信了他的话。汽车出了镇后，突然加快起来，我心中犯了疑，怎么还不到呢?师部离我们团部不是很近吗?我急忙又叫停车，哪知司机反而更加快了速度，我脑子里突然闪了一下，方才知道是受了敌人的骗。我忙朝怀里一摸，“啊呀!”我倒抽了口冷气：原来是我出发前竟忘了带枪，我恨自己做事太疏忽，又恨敌人太狡猾。但我一转念，急有什么用呢?不能眼睁睁地叫敌人跑了，这时车已经出了镇，在郊外行驶。我猛然伸手抓住驾驶员的方向盘，车身剧烈地摇摆起来，不料在我后面的那个大个子俘虏，突然从背后将我一把抱住，并用全力使劲向我压来，那个小女人和驾驶汽车的俘虏也凑上来帮着那个家伙压我的腿。我一面挣扎一面骂，但一个人终于敌不过他们三个，最后终于被他们用绳子捆了起来。
敌人为了尽快地逃出我们的地区，把车子开得飞快，我被捆在汽车的角落里。那个穿西服的老家伙，从口袋里拿出一支小手枪，指着我得意洋洋地说：“怎么样，共产党?刚才是你送我到你们共产党那里去，现在是我送你到我们国军那里去做客了，嘿嘿。”说着发出一声狞笑，我气得狠狠地顶了他一句：“你高兴什么，你们快完啦!”谁知那家伙却无耻地朝我笑笑说：“我们还活着哩。看你倒活不长啦!”我又顶了他一句，那老家伙向我白了一眼没话说了，我心里像堆满了石头，但我知道事到临头应该沉住气，惊慌是没有用的，于是我就考虑起怎么对付他们。
又过了一会儿，汽车突然停了下来，接着前面“砰”地打来一枪，几个国民党兵端着枪把汽车围了起来，我估计是到了国民党的地区了，那老家伙一下车就对那些兵耍开了威风：“我是师长，你们是哪个部分的?”那几个兵吞吞吐吐地回答了他的话。那老家伙又说：“我抓到一个共产党，你们把他带走吧，我马上还要去指挥战斗。”说着搜了我的身，把我和我的入党志愿书交给一个国民党兵，把钱则装入了‘自己腰包，就自顾自地走了。我被那些兵簇拥到庄里，关在一间二层楼的厨房里。到了第二天下午，忽然有一个兵推开厨房门传我到楼上去：“你是哪个单位的?”
“你问这干什么?”我没好气地顶了他一句。“你们来了多少人?”“人多着呢，光江湾一带就有十几万。”那家伙本来口气还有些硬，一听我的话，立刻软了下来。他又问我是怎么来的，我就把他们的师长把我骗来这儿的情况对他讲了。他听后，和旁边站着的两个副官到另一间屋子去了，我听见他们咕噜了一阵，突然听到那家伙大骂起来：“他妈的!弄了一阵，他们当官的却跑了，叫我们在这里卖命，怪不得联络不上他们啦!”我见他很颓丧，就恐吓他说：吴淞口已被我们占领了，你们是处在四面被包围中，光在江湾一带我们就俘虏了几万人，并举出一些敌军的番号，他听了叉和两个副官到内室去咕噜了一会儿，还把我叫了进去，赔着笑脸对我说：“你还敢回到你的部队吗?”
“当然能回去。”我肯定地回答他。那家伙又装模作样说什么我们都是中国人啦，不愿再替蒋介石卖命啦，相互残杀让外国人笑话，最后他说：“我们团要起义，你能给我们联络吗?”我说当然可以。
第三天下午，他们派了一个副官和我一起，向我们的阵地走来，半路上就被第四纵队截住了，我把情况向他们作了汇报。这个团的全部人马一千五百多人就这样放下了武器。后来，四纵队的首长叫我住了几天，最后给我开了介绍信，我就回来了。听到这里，我们认为小崔的麻痹思想应引以为戒，同时也为这次意外收获哈哈大笑起来。
回忆人：葛长善，1924年8月出生，莱芜县黄庄镇西丈八丘村人。1939年7月至1940年12月，在蒙阴县公安局看押排任班长； 1941年1月至1943年8月， 调沂蒙专署公安局任班长。1945年8月至9月，任沂源县新兵连副排长；1945年10月至1947年4月， 任鲁中军区第一军分区警一团政治处民运工作队员、政治侦察员；1947年5月至7月，任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二四七师七十二团三营机枪连文化干事； 1947年8月至1948年7月， 任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二四七师七十二团三营九连（迫击炮连） 副指导员、指导员；1948年8月至1949年10月任第二十六军七十八师二三四团政治处组织股组织干事； 1950年10月至1952年5月，任志愿军第二十六军政治部组织科党务干事；1952年6月至1953年9月，任第二十六军政治部组织科党务干事；1953年10月至1956年3月，任第二十六军七十六师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1956年4月至1958年10月任第二十六军七十六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1958年11月至1961年2月在北京政治学院学习；1961年3月至1962年8月，任第二十六军政治部组织处副处长；1962年9月至1963年9月，任第二十六军国防工程建筑指挥部党委办公室主任；1963年10月至1964年4月，任第二十六军步兵第二二七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1964年5月至1970年4月任第二十六军步兵第二二六团政委； 1970年5月至1978年4月，任第二十六军施工办公室副政委；1978年5月至1980年8月，任第二十六军第七十七师副政委。 葛长善出生在农村一个普通的中农家庭， 8岁入校读书，“七·七”事变后辍学务农。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后，常常随沂蒙专署公安局、蒙阴县公安局保卫队四处征战，先后参加过鲁中军区组织的反投降战、突破日军铁壁合围的大崮山突围战、蒙阴县龙廷伏击战、 沂源县土门攻击战。1943年8月其母病故，请假回家料理丧事，逾期未归，脱离部队。1944年，经葛长义、杨玉英介绍，葛长善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本村做群众工作。 1945年8月报名参军，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他积极参加了攻打博山、龙山、阁老峪、东豹山的战勤工作。在晋集驻防时，奉命化装侦察，破获数起特务案件， 缴获了长、短枪，六0迫击炮等武器和大量弹药，受到上级的通令嘉奖。 葛长善任政治侦察员期间，先后三次单独出发到沂源、莱芜、临朐、博山等地，做动员归队工作。由于紧紧依靠当地政府、群众的支持，加上个人的积极努力，用现身说法动员说服落伍人员123人重新归队，充实了部队兵员。 1947年8月葛长善任文化干事时，在连队缺政工干部的情况下，逐渐熟悉了业务，提高了工作能力， 并参加了攻打南麻的战斗，战后调团炮连任副政治指导员。4个月内，参加了蒙山阻击战、孟良崮战役、望京台阻击战、沙土集歼灭战的战勤工作，圆满完成了任务。12月，任政治指导员。开封战役时，带领部队冲锋陷阵，荣立三等功1次， 被提拔到团部机关工作。 渡江结束后，葛长善进入上海负责警备工作，他以身作则，严格掌握俘虏政策，积极教育俘虏， 较好地完成了俘虏管制任务，荣立三等功1次。 抗美援朝时期，葛长善参加了四次战役。他战前及时提出各支部的工作意见；战中三次下连队检查工作，代表首长慰问参战部队，介绍钟山抗击模范小组的战时活动经验、二二九团三支部的战时领导经验，为志愿军更加有效地打击敌人，起到了较好的指导作用。先后处理违纪案件50余起，加强了部队的纪律性，提高了战斗力。因工作成绩显著，葛长善2次荣立二等功（回国后按新标准改评为三等功）。 1952年6月， 所在部队奉命回国，葛长善继续做政治工作，直至1980年离休。战争年代参加战斗几百次，立功5次，受嘉奖2次，1955年获“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各1枚。1998年10月病逝。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