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们绝大多数人所知道的董卓的形象就是《三国演义》里那个残暴无度、滥杀忠良的形象，那么如果我们暂且抛开《三国演义》对董卓形象的艺术再加工，单纯从正史上的记载来看：董卓也可以视为那个时代的第一大反派。为什么说董卓是那个时代的第一大反派呢？他具体都做了哪些坏事呢？首先就是好杀人——这可不只是小说《三国演义》杜撰的情节，事实上在正史中曾详细记载过董卓的杀人事迹：“诱降北地反者数百人，於坐中先断其舌，或斩手足，或凿眼，或煮之”“获山东兵，以猪膏涂布十余匹，用缠其身，然后烧之”“获袁绍豫州从事李延，煮杀之”.......从这些叙述中不难看出董卓杀人都杀出花样来了。当然正史的记载就一定可信吗？毕竟董卓作为一个名声臭的人再多泼一些脏水也不是不可能。那我们再看当时的才女蔡文姬的私人记录：“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并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董卓依仗其军队擅自废立皇帝，后来索性又弑杀了废帝和太后。董卓盘踞洛阳期间好用刑法立威：侍御史扰龙宗拜见董卓时忘了解除佩剑，董卓借题发挥下令将其活活打死；又指使人将何太后的母亲舞阳君杀害，甚至将何太后的哥哥何苗的遗体从坟墓中挖出来肢解扔在园林之中。初平元年（190年）关东各州郡官员推举袁绍为盟主讨伐董卓，董卓以强迫朝廷迁都长安的方式避其锋芒。在此过程中凡是反对迁都的人都被董卓处死，同时董卓还放纵部下在洛阳城中劫掠财物、奸淫妇女，甚至还纵兵发掘了城外的东汉历代皇陵。董卓主政期间还大肆发行劣势货币，以此从民间搜刮财富，从而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陈寿在写作《三国志》时针对董卓的暴行评价道：”自书契已来殆未有之也“——自称人们发明文书记载历史以来就从未见过这样的暴行。董卓这个人在历史上名声不好，不排除有一部分记载可能是故意栽在他头上的，可即使这些记载中哪怕只有部分属实也足够骇人听闻了。根据现代心理学的说法：董卓可能具有严重的暴力倾向和反社会人格。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董卓是一个只会杀人的野蛮屠夫，那么他是怎么得以一度窃取汉帝国的权柄的呢？要知道董卓在进入洛阳之前只是一个位列九卿之下的前将军，所带兵力不足3000人。应该说董卓的性格在可能的确具有一定的暴力倾向，但他绝不会是像《三国演义》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只会杀人的昏庸无道形象，他能得以窃取汉室权柄其实足以证明他还是有一定过人之处的。我们不妨看看董卓发迹前的早年生平经历：董卓字仲颖，是陇西临洮人。临洮这地方现在隶属于甘肃省定西市，东汉时期这里属于凉州辖区，所以在当时人们的概念中董卓属于典型的凉州人或关西人（函谷关以西）。这个地区的特点就是民风彪悍：春秋战国时代这里是秦国与西戎部族持续交锋之地，汉武帝时期通过在这一地带和匈奴的反复交锋才得以打通河西走廊，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各族混居杂处之地，因此养成了一种尚武之风，甚至连当地妇女都能”戴戟操矛，挟弓负矢“。秦汉时期一直流行一种说法”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当初在攻灭北匈奴后勒功燕然的窦宪就出自关西豪族，除了窦氏之外关西地区还诞生过马氏、梁氏等以军功闻名的世家豪族。生长在这种环境下的董卓从小就养成了任侠好武的性格。《三国志》中对董卓的身手有如下记载：”臂力过人，身背两弓，左右驰射“。从小就喜爱行侠仗义的董卓曾到羌人部落游玩并与很多羌人首领结交。后来董卓回乡耕种，一些羌人首领来看望他，董卓和他们一起回家，把耕牛杀掉款待众人。羌人首领们非常感动，他们回去后凑了上千头各种牲畜赠送给董卓。后来董卓的名声越来越响亮，以致于引起了当地官府的注意：陇西郡府任命他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当时边塞上的胡人部落常骚扰边境，劫掠百姓，董卓奉命领兵大胜犯境的胡人部落，为自己挣取了政治上的第一桶金。当时与西部边境的羌人部落的战争已成为一个困扰东汉王朝多年的顽疾，也正是汉羌战争为董卓提供了崭露头角的舞台。
汉羌战争的主战场就位于凉州：当地的羌人部落已断断续续和东汉王朝进行了长达百余年的战争。在汉桓帝和汉灵帝年间依靠段颎、皇甫嵩、张奂三名凉州名将的奋战终于使羌乱逐渐平息下来。在此期间董卓参与了平定羌乱的军事行动并日益崭露头角：他先是被凉州刺史成就征辟为从事，领兵讨伐羌胡部落，结果”大破之，斩获千计“。董卓由此引起了时任并州刺史的段颎的赏识——后者向当时的司徒袁隗（袁绍、袁术的叔父）推荐了董卓，董卓因此得以入京为官。在延熹四年（161）到延熹九年（166）期间董卓以六郡良家子的身份被授予羽林郎的职务。延熹九年（公元166年）鲜卑首领檀石槐大举犯境，董卓以军司马的身份随时任中郎将的张奂出征幽、并、凉三州。次年西北地区再次爆发羌乱，董卓又随张奂率军前去平叛。最终汉军大获全胜——据史书记载”斩其酋豪，首虏万余人，三州清定“。董卓也因功官拜郎中，历任广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同时还赏赐了董卓大量财物，而董卓把这些赏赐全部分给了部下，此举为他争取到了人心。恰在此时董卓的上级张奂因得罪宦官遭到打击报复，董卓也因此事的牵连而被免官。然而没过多久又发生了羌人叛乱，董卓被朝廷起用为并州刺史、河东太守。在任职并州刺史、河东太守期间董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
中平元年（184）二月黄巾起义爆发，董卓以中郎将身份参与镇压起义。然而董卓率部围攻黄巾军的据点下曲阳长达两月却未取得任何战果，董卓因此被朝廷撤职并定为“免死罪一等”。董卓的职权由皇甫嵩接替，而皇甫嵩很快就攻下了下曲阳并斩首十万余，董卓因此认为皇甫嵩有摘桃之嫌。不过董卓自己其实也从皇甫嵩攻克下曲阳一事中获益：原来汉灵帝在得知皇甫嵩攻克下曲阳后大喜之下宣布大赦天下，董卓也因此免除了牢狱之灾。184年冬又爆发了边章、韩遂叛乱，朝廷委任熟悉西北军务的董卓为中郎将，作为皇甫嵩的副手出征西北。185年3月皇甫嵩因进展缓慢被朝廷撤职，其职位由司空张温接替。董卓在张温的率领下继续作战，但依然没取得多大进展。董卓因此受到了张温的责问，董卓竟对身为顶头上司的张温出言顶撞，时任张温参军的孙坚建议趁机将其杀死，但张温慑于董卓在军中的影响而没同意。188年韩遂和马腾叛乱，朝廷以皇甫嵩为主、董卓为副救援被韩遂、马腾围攻的陈仓。皇甫嵩、董卓合作抵御韩遂、马腾的围攻80余天后韩遂、马腾因精疲力竭而撤退，这时皇甫嵩让董卓守城，自己出城追击，斩获万人、皇甫嵩因此再次立下大功，而董卓则认为自己的桃子再次被皇甫嵩给摘了。事后朝廷升任董卓为并州牧，与此同时要求他把所部兵马交给皇甫嵩全权指挥，然而董卓执意要带着兵马赴任。最终朝廷同意董卓带着5000人赴任，但他走到河东郡的时候就停下不走了。
董卓之所以停下了不走其实就是预感到朝廷政局可能会出现重大变故，因此他索性停留在河东郡静观其变。不久董卓真就等到了他预感中的重大变故：汉灵帝驾崩了。本来按说皇帝驾崩和新皇帝继位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然而正值多事之秋汉灵帝的驾崩使朝廷政局一下子变得波谲云诡起来：代表外戚势力的大将军何进和代表宦官势力的十常侍之间的政治斗争迅速进展到白热化的程度。何进为实现诛杀宦官的目标接受了袁绍的建议：征召包括董卓在内的地方武将带兵进京。从后来发生的事看来：这实际上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第一步。我们知道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东汉王朝的军事权威实际上已被地方上割据一方的世家豪族所取代，而具体到董卓所在的凉州地区这种现象其实发生得更早：在长达百余年的汉羌战争中凉州地区实际上早已形成地方军事长官根据具体的作战需要而从自己的宗族同乡中募兵的惯例。在天下承平之时这种现象仅仅只是处于汉羌战争前线的凉州的特有现象，而凉州地区的军事长官又无力与朝廷正规军抗衡，因此还不至于捅出大篓子。然而黄巾起义爆发后各地州牧在镇压过程中纷纷趁机将地方军事指挥权掌握到了自己手中，东汉朝廷实际上已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在这种情况下手握军权的董卓被征召进京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后果就是我们在全文一开始提到的废杀少帝、强制迁都、盗掘皇陵、奸淫掳掠。然而董卓进京就只做了这些事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恐怕他的败亡会更为迅速。董卓的确残暴好杀，不过董卓进京后在杀人之外还做了另一些事。
也许我们很多人传统印象中的董卓应该是一个体型硕大、满脸横肉、杀人不眨眼的一介莽夫形象。然而我们从董卓早年的生平经历来看：他的崛起实际上是依赖于军功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早年的董卓任侠好义，以致于可以为结交朋友而不惜重金，这使他得以在身边团结一个效忠于他的团队。除了具备一定的军事造诣和任侠好义的性格特点之外董卓实际上也并不是一个大老粗：《后汉书》、《三国志》中就记载了他和卢植、杨彪、黄琬等朝廷重臣的几段对话，在这些对话中董卓不止一次引用过历史典故。这或许并不足以证明董卓是饱读诗书之人，但至少足以证明董卓还是或多或少知道一些典故的，这和我们传统印象中那个五大三粗的董卓形象恐怕还是有些差异的。尽管通过这些记载使我们得以知道董卓是具备一定文化功底的，但董卓的文化水平可能并不见得有多高。然而董卓却特别喜欢和文化造诣高的人打交道——据《后汉书·董卓传》的记载：董卓执政掌权后“忍性矫情，擢用群士。乃任吏部尚书汉阳周毖、侍中汝南伍琼、尚书郑公业、长史何颙等，以处士荀爽为司空，其染党锢者陈纪、韩融之徒，皆为列卿。幽滞之士，多所显拔”。此外董卓还重用了曾被宦官迫害的大学者蔡邕，对蔡邕几乎言听计从。应该说董卓并不是一个只会杀人的莽夫，他还是有一些军事素养、文化功底和政治谋略的。不过我们也不能陷入另一个误区就是对董卓过分吹捧：事实上董卓基本上还是依靠武力推行一种强权政治，他并不具备像后来的曹操一样深谋远虑的眼光，也没能出台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政治经济改革措施。我们知道后来的曹操得以”挟天子令诸侯“，然而同样一度把持朝廷的董卓为什么就令不了诸侯呢？事实上乱世之中天子人人可得而挟之，但得到天子后能否令得动诸侯可就不一定了。
董卓和曹操的不同命运恰恰证明挟天子未必能令得动诸侯。曹操为什么能挟天子令诸侯呢？首先挟天子使曹操获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可与此同时他还必须在经济上、军事上强化自身实力。曹操的发展策略总结起来就是“奉天子以讨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放眼当时天下各路割据势力即使强大如袁绍者也因缺粮而不得不采桑葚为食，而各路割据势力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就是劫掠：饥饿的时候就抢老百姓的粮食，一旦吃饱了就将多余的粮食随意扔掉。这样的军队既缺乏民心支持，又没稳定的后勤保障体系，往往因缺粮而不战自溃。相比之下曹操率先想到以大兴屯田的方式恢复农业生产，不能不说这是曹操的过人之处。曹操的过人之处不只体现在经济政策上，同样也体现在用人政策上——在那个讲究出身门第的年代曹操却能做到唯才是举、因材而用。相比之下董卓在进京尽管也提拔任用了一批士人，从而一度树立了一种礼贤下士的形象。然而董卓却没像后来的曹操一样有对政治体制、经济规划、用人举措的通盘考虑，董卓的统治在本质上仍是一种依靠武力推行的强权政治。然而如果不能从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着手改革，那么单纯依靠武力推行的强权政治就像是在拉一张弓：当作用于弓的力量越大时固然可以把箭射得更远，然而如果一直这么使力下去总会把弓弦拉断的，所以古人才会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只知道一味使用强力的人最终必将被反作用力反噬。当然这种败亡是需要一个时间过程的，事实上董卓进京后经历了一个权力逐渐膨胀的过程，而他也在这一过程越发骄横跋扈，从而最终使自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董卓的权力究竟是如何膨胀的。
董卓带入洛阳的兵力其实只有3000人左右。而此时洛阳城内尚有何进、何苗兄弟遗留的私人部曲，还有与董卓的凉州军团同样以勇悍而闻名天下的并州军团。这两股势力加起来实际上已超过了董卓的兵力。如果董卓这时要强行兼并这些部队，那么还不知到底鹿死谁手。董卓针对自己兵少的局面完了一招无中生有虚张声势的把戏：他连续四五日让部队在夜里偷偷离开军营，第二天一大早又大张旗鼓进驻军营，从而给外界造成一种源源不断有后续的凉州军团入城的假象。这时董卓开始对京城中另外两路人马下手了：首先被董卓搞定的是何进、何苗兄弟留下的私人部曲。这支队伍尽管看着人多势众，可自从何进死后实际上就陷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于是在董卓一番虚张声势的恫吓以及一系列的威逼利诱手段之下这支队伍很快就投靠了董卓。这时京城中只剩丁原的并州军团尚能与董卓抗衡，于是董卓就唆使吕布刺杀丁原，至此董卓成为了洛阳城中全部军事力量的实际掌握者。这里有必要重点提及被董卓并吞的并州军团。汉代的并州包括太原、上党、西河、云中、定襄、雁门、朔方、五原、上郡、代郡等地。这些地区在秦汉时期是抗击匈奴的最前，也是中原王朝重要的养马基地。当初汉光武帝刘秀平定天下时就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并州骑兵，也正由于和东汉王朝的这层特殊关系使并州军团并没出现像凉州军团那样的羌胡化、军阀化的特点，而并州人在朝中的地位相比凉州人也更高一些。这其中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司徒王允其实就是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人。事实上王允后来设计董卓在一定程度上所反映的是并州集团和凉州集团之间的矛盾。其实董卓所面对的可并非只有与并州集团的矛盾。
东汉的人才选拨机制是强调出身门第的察举征辟制度。这样就在朝中形成了通过各种联姻、过继等关系组成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世家贵族集团。董卓的统治在本质上是一种依托于暴力手段的武人政治。长期以来把持东汉朝政的世家大族其实对这种武人政治是极为不满的。尽管在洛阳城中董卓占据着绝对的军事优势，但那些来自关东地区的世家大族实际上在老家都是有自己的势力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袁绍：在洛阳城中袁绍的确无力与董卓抗衡，可当他跑到关东地区后就利用自家”四世三公“所积累的人脉威望迅速拉起自己的队伍。其实袁绍和董卓的矛盾只是关东世家同凉州集团的矛盾缩影，所以袁绍在关东振臂一呼就形成了由十八路关东诸侯组成的联军共同讨伐董卓的局面。关东诸侯的军事压力又使之前本来已被掩盖的凉州集团和并州集团的矛盾重新爆发：王允联合吕布杀死了董卓，而以李傕、郭汜为代表的董卓旧部为求自保聚众十万攻占长安，杀死王允击败吕布，重新掌握了东汉朝廷的权柄。然而在失去董卓这个公认的首领后凉州集团很快陷入内斗状态。凉州集团的失败充分证明：单纯依靠武力是无法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长期立足的，以董卓为代表的凉州武人们尽管在汉末乱世中率先崛起，然而最终却是徒然为他人做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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