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说，我国各族人民从“民族认同”到对“大一统国家认同”的过渡，在历经了千年沉淀后，最终在清朝一锤定音。
清朝全盛时期版图
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清朝，不仅奠定了今天中国版图的基本盘，也为近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的萌芽，打下了坚实的认知基础。
明朝末期，东北边陲建州女真崛起。
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到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见于文献记载的“曾用”国号有“女直国”、“建州国”、“后金国” 、“大金国”和“大清国”。
无论是“女直国”、“建州国”，还是“后金国”，主要体现的是努尔哈赤对“女真”这一族群概念的认同，尤其是“后金”，就是在对外声明“我们是完颜氏金国的继承者”。
努尔哈赤
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则体现了他“更大的扩张野心”。
当时的“后金”境内，固然以满洲（族）为“主体”，但也融入数量不容小觑的蒙古人、汉人甚至朝鲜人。相比于带有强烈女真烙印的“后金”，这些“外人”更乐于接受“清”这个“中性意味”的国号。
女真各部尽管被明廷贬呼为“东夷”，但明朝也从未将建州女真视为“外国”。
《明实录·神宗实录》万历三十四年六月壬子条：（明）廷议以朝鲜为藩篱属国，海建（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乃款市贡夷，均受国恩，各宜自守。
在当时的明廷看来，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的地位不能等同于“藩篱属国”朝鲜，“海建”的首领是国家边远地区羁縻卫所的长官，是“款市贡夷”。
看着是不是似曾相识？
而纵观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二人的一生，其终极目标一直都是“入关取代明国”，却从未萌生过“另辟乾坤”“开疆拓土”的念头。
在努尔哈赤父子看来，明朝皇帝作为“中国”之君，在“中国”周边各部发生纷争时，理应担负起“秉承公道”的责任与义务。倘若“中国”之君倒行逆施，自有取而代之者，“中国”之君不是万世一姓的。
“七大恨”原文
因此，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眼里的“中国”，基本等同于明朝实际统治的以中原为主的区域，与今天的“中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都没有将自己置于“大中华文化圈”外。譬如皇太极就曾跟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宣称，自己与“辽金元三国之主相等”：
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 西伐厄讷忒黑（即印度），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朕今日正与相等也。
皇太极
可以预见，身为“夷狄”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其建国称帝的举动，不仅强烈地震撼了摇摇欲坠的“中国”，更对根深蒂固的儒家“华夷之辩”理论体系，发出了空前有力的挑战。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三月，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入北京，崇祯自缢于煤山，明朝宣告灭亡。
同年五月，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十月，顺治亲诣南郊，“祭天地”即皇帝位，“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仍用大清国号, 顺治纪元”。
顺治
顺治虽然保留着“大清国皇帝”名号，但其角色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
因为在清朝统治者看来，“清”已经取代“明”，成为了新的“中国之主”。即便当时的清廷远没有控制整个“中国”，譬如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在名义上仍属于“明朝”的领土。
明朝的旧臣们，率先拥立福王朱由崧于南京称帝，改元弘光，拉开了“南明”与清对峙的序幕。不过，摄政王多尔衮在致史可法的信中，根本不认可“南明”的“正统性”：
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夫以中华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
朱由崧
在多尔衮看来，福王可以“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但他早已不是“中国之主”， “天有二日”是不被允许的，只有清朝才是“中国”唯一的合法继承者。
到了康熙年间，伴随着南明的覆灭与三藩的平定，打着明朝旗号的抗清力量，只剩下了台湾的郑氏集团。康熙一直想用怀柔招抚的方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甚至允许郑经家族“藩封，世守台湾”。
不过，当郑经提出“比朝鲜，不削发”时，被康熙严词拒绝。康熙认为，“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所以必须削发）”。
康熙二十二（1683）年，清廷趁台湾内部混乱之际，一举用武力统一台湾。
清朝统一台湾形势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顺治与康熙眼里的“中国”，依旧包含着明朝统治的中原内陆为主的各地区。与明朝不同的是，“中国”的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了非常大的延展。
除了发祥地东北被纳入了“中国”版图，以漠南蒙古为代表的蒙古诸部，都陆续成为了“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漠南蒙古自不必说，他们与清廷的“亲密”程度，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过传统“中国”内陆诸省，“视内八旗无异”、“比于内臣”。譬如培养了顺治和康熙两代皇帝的孝庄太后，就出身于漠南蒙古科尔沁部，是如假包换的蒙古人。
孝庄太后
而漠北喀尔喀部的归顺，则晚于漠南蒙古诸部。
康熙二十七（1688）年，准噶尔部噶尔丹以“平息内乱”为由，向喀尔喀蒙古各发动了全面突袭。以土谢图汗为首的喀尔喀各部瞬间崩溃，兵败如山倒。
在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土谢图汗的弟弟）的建议下，喀尔喀溃散部众全面南迁，一路迁徙到了长城脚下。
“到底接不接受他们？”朝中上下议论纷纷，反对接纳者不在少数。在权衡利弊之后，康熙最终力排众议，同意接纳这些逃难的喀尔喀诸汗王及其离散部众。
多伦会盟，代表着喀尔喀蒙古诸部正式被纳入“中国”版图
伴随着喀尔喀诸部“俱照四十九旗编为旗队”，喀尔喀蒙古诸部正式被纳入“中国”版图，“中国”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卫拉特蒙古（准噶尔汗国），成为了清朝“最后一块拼图”
以准噶尔部为代表的卫拉特蒙古（及其所属的回部），一直与清朝保持着时战时和的状态。在经历了康雍乾三代后，最终于乾隆一代被纳入“中国”的版图。二者对峙的历史，卷积着腥风血雨，可谓跌宕起伏。限于篇幅关系，不在文中做具体阐述。
至此，“中国”版图的基本盘已经奠定完成，正如乾隆《会典》中记载的那样：
国初蒙古北部喀尔喀三汗同时纳贡，厥后朔漠荡平，庇我宇下，与漠南诸部落等。承平以来，怀柔益远，北逾瀚海，西绝羌荒，青海厄鲁特（卫拉特）、西藏、准噶尔之地咸入版图。其封爵、会盟、屯防、游牧诸政，事厥有专司。
此时的“中国”，既包含了中原内陆的各行省，也包括了广袤无垠的边远地区，这对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
在这个“大一统的国家”，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回族等数十个民族共同繁衍生息，“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感”，已经呼之欲出了。
伴随着八旗军入关，清朝的统治者们必须面对流行了几百年的“华夷之辩”和“夷狄” 统治“中国”“是否合法”的思想辩论。
“反清复明”的“正义性”与“华夷之辩”的被偏执拧到了一起，“华夷之别”已经排在了“君臣之义”的前面。
康熙亲政以后，剑拔弩张的满汉民族矛盾，尽管有了一定的舒缓之势。不料雍正六年（1728），发生了曾静策动岳钟琪反清案，朝野上下一片震惊。
雍正
雍正认为，单纯的武力征服只会激化满汉矛盾，而一系列的怀柔政策，好像无法消除彼此间的隔阂。于是，他毅然决定，利用曾静反清案，与“华夷之辩”这一百年命题，展开一次公开的正面交锋。
满洲是“夷狄”无可讳言，但“夷”不过是地域（雍正用“方域”一词）的概念，是“中性词汇”。更何况，孟子就曾说过，“舜，东夷之人也”，难道孟子老人家“看不起”舜吗？
因此，“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
对于“华夷之辩”，雍正毫不客气地批评道：
不过好在，雍正的辩论并未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他真诚地向中原内陆臣民表达了对“尧舜以来”文化传统的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夷狄”统治者与内陆臣民的文化隔阂。
相比于雍正“华夷平等”的辩论，乾隆更看重的是“正统之辩”，其本质是，“夷狄是否有资格为中国之主”。
乾隆南巡
翻看中国历史，由“夷狄”主导完成“中国”大一统进程的，唯有元与清两朝而已。对此，乾隆评论道：
元虽一统，而主中华者才八十年，其时汉人之为臣仆者，心意终未浃洽。我国家承天庥命，建极垂统，至于今，百四十年矣，汉人之为臣仆者，自其高曾逮将五世，性情无所不通，语言无所不晓。
乾隆认为，开国皇帝是否“身为夷狄”并不重要，只要“奄有中原”而“主中华者”即为正统。清朝在中国历朝正统序列中的合法地位，得以进一步确认。
从反对“贵中华，贱夷狄”的唐太宗，到辨华夷的雍正与辨正统的乾隆，“大一统”之路历尽了千年，“华”与“夷”的地位开始走向平等。
在经过康雍乾三代的努力后，清朝皇帝基本上坐稳“大一统中国之主”的宝座。不过很快，“大一统中国”又迎来了新的可怕的对手——经受了工业革命洗礼的武装到牙齿的西洋列强。
乾隆五十八（1793）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其傲慢与倔强的态度，让乾隆大为光火；但英王礼物反映出来的科技水平之高，又让乾隆大受震撼。
欧洲人眼里的乾隆，形象并不正面
据使团副使乔治记载，乾隆对装有110 门大炮的“皇家号”军舰模型颇感兴趣。“他详细问到当时在场帮助安装的使节团人员关于军舰上许多零件的问题，以及有关英国造船事业的一般问题”。
如何应对咄咄逼人前来叩关的“红毛夷”？乾隆采取的对策是“全面断然拒绝英国的一切要求”。注意，此时的“夷”，已经从边疆的少数民族，转变为西洋诸国的代名词。
在今天看来，“闭关锁国”毫不可取，新的“华夷之辩”更充斥着自大和无知。但这也说明，清朝的统治者们，已经感受到了遥远西洋诸国对“大一统国家”的威胁，也“无形中”让“大一统国家”的理念，得到了进一步的稳固。
譬如道光皇帝特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东查办“禁烟”事宜时的传谕：“想卿等必能体朕之心，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也。”
虎门销烟
当然，鉴于清朝糟糕的对外战绩，“夷”这个带有贬义的称呼，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创建后，迅速被“西洋各国”之类的中性名词所取代了。
说到这儿，我想重点提一下“脱亚入欧”的近邻日本
同治十三（1874）年三月，日本借口“琉球飘民”为台湾土著所杀，派兵船驶往台湾，“查看牡丹社等处形势绘图，并声称牡丹社系属番界”，妄图侵占中国领土台湾。
同治
对此，同治特谕军机大臣：“生番既居中国土地，即当一视同仁，不得谓为化外游民，恝置不顾，任其惨遭荼毒。事关海疆安危大计，未可稍涉疏虞，致生后患。 ”
在清廷看来，“生番”虽未向化，但其“既居中国土地”，不能将其看做“化外游民”，凡生活在中国版图下的一切民族，都是必须保护的中国人。
甲午战争后，台湾终究陷于日本之手
当然，“能不能保护”，就是另一个“沉重的话题”了。
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廷统治岌岌可危。隆裕太后连续召集满蒙王公参加的“御前会议”，讨论清帝是否自动退位及相应的优待条件。
隆裕太后
其中，隆裕太后对于“大一统中国”的未来，表达出了深深的担忧。
共和政体，列邦有行之者，惟中国幅员寥廓，满蒙回藏及腹地各行省，民情风俗，各有不齐。是否能收统一之效，不至启纷争割裂之祸？
要知道，在武昌起义的同年十月，外蒙古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上层王公贵族，在沙俄策动下宣布独立，并建立“大蒙古国”，提供了“割裂之祸”的真实案例。
八世哲布尊丹巴
所幸的是，“割裂之祸”并没有发生。因为清帝的自动退位，不仅换来了北洋政府对皇室的优待，并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满蒙回藏各民族的权益不受侵害：
与汉人平等；保护其原有之私产；王公世爵概仍其旧；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
这对饱经风霜的近代中国而言，无疑是一大幸事。
到了今天，我国各族人民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认同，已经无需做任何证明。
但纵观历史，人们对“大一统中国”的认同，可谓历经磨难，走了相当长的弯路。从猜忌隔阂、冲突战争，到泯灭恩仇、合为一家，那些惨痛的教训和宝贵经验，我们都应有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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