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前一段时间,我写了多篇日本“奴化”东北的主题文章:
实际上,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不仅是东北,整个内蒙古地区已全面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其中东部地区属于“满洲国”,西部大部分地区属于所谓的“蒙疆政权”(戳文章: ,了解何谓“蒙疆政权”)。
“蒙疆政权”地图
与“满洲国”所“享受的待遇”一样,“蒙疆”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均出现了许多奴化和殖民化的现象。譬如善邻协会(活跃于内蒙古地区的一个重要组织)主办的《蒙古》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兴亚政策与文化政策》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
….在这里,存在着东亚文化政策的重要课题,那就是日本文化的地域渗透必须通过各种革新进行。另外,白人列强对东亚的文化侵略,也能够通过日本文化的渗透得以排除。
文章中“日本文化的渗透”,即日本文化的侵略;至于“革新”,就是侵略中采取的奴化、殖民化手段。日本人是如何殖民和奴化“蒙疆地区”的?我们接下来一起看看。
1936年初,德王在自己的王府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除了实行“成吉思汗纪年”,并制定了图案为蓝地、右上角有红黄白三色均等竖条的“蒙古旗”。
蒙古军总司令部”的“蒙古旗”
这面旗帜并无日本人的参与,因此其图案表现,皆为蒙古族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并无殖民化的含义,“象征着蒙古民族团结统一,在佛光的照耀下,圣洁丰富里永久兴旺长存”。
按照德王的说法,“(制定这面旗帜)表明脱离了中国的辖属,走上‘独立自治' 的道路。”
不过,“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蒙古旗”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竖条变成了横条,颜色也从“红黄白”竖条变成了“红蓝黄白”四个横条,分别代表“日蒙汉回”四族。
代表蒙古的“蓝色”,依然是“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旗”的背景色
不过,“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即“蒙疆政权”)成立后,“政权旗”的图案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1939年9月颁布第4号令《制定政权旗之件》, 决定将“四色七条旗”作为政权旗。
….因此,特制定从上而下横条黄、蓝、白、赤四色七条的政府旗帜。黄色象征汉族,蓝色象征蒙族,白色象征回族(穆斯林),中间赤色象征日本。就是以日本为中心,大同协和汉、蒙、回各族作为代表政府的象征。
新“政权旗”的制定和采用,引起了德王和不少蒙古上层人士的不满。但在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酒井隆的劝说下,只好作罢。
“蒙疆联合委员会”正门
从蒙疆新“政权旗”的图案看,除了套用“满洲国国旗”的设计外,明显带有“以日本人为中心”和所谓“民族协和”的殖民化含义。
只不过,对于这样一面不伦不类的“政权旗”,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当权的蒙古王公,均不以为然。有人甚至将其讽刺为蒙古妇女服装上常用的绣花边,即“彩虹条子”。
从始至终, 这一个旗帜在蒙古人的心里,从未发生敬重与爱护的感情。——扎奇斯钦著《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
扎奇斯钦著《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封面
实际上,日本人不仅在“政权旗”上动手脚,甚至连学校的校旗都不放过。1942年,包头蒙古中学准备制作校旗,前田实则等日本教师提出了“旗面为绿色草原,中间是太阳的校旗图案。
表面看上去,可以解释为“草原不能离开太阳”,实际上,草原象征着蒙古,太阳象征着日本,引申的含义是“蒙古不能离开日本”。
这样的小伎俩根本逃不过全校师生的眼睛,图案迅速遭到了蒙古族师生的强烈抵制,最后不得不将把太阳改成了成吉思汗的“苏鲁锭”。
在“蒙疆”地区,“兴亚”、“靖亚”、“协进”、“协和”等带有殖民化特征的街道、剧院等名称,可谓比比皆是。
1939年,傅作义部袭击包头。日军为了加强防御,从城区的富三元巷(今东河区和平路)北口向北,开辟了一条长300米的街道,起名为“兴亚街”。
“包头战役”示意图
包头还有两家电影院,一家为兴亚协进会包头支部经营,名为“西北协进剧场”;另一家是日本人经营的“大东亚圣战俱乐部”。
“大东亚圣战俱乐部”以电影放映为主,皆有餐饮、理发、浴池等服务设施。出入该俱乐部者,均为日军军官和汉奸特务。所放映的电影,也多为日本影片。
抗战胜利后,该电影院在被国民党接收,改为中山堂;解放后,改为人民影院。
“人民影院”旧址
入城纪念碑,也是日本殖民化的一种表现。1933年3月,关东军占领赤峰。为了纪念胜利,日军在赤峰市最繁华的三道街中心十字路口,建立起一座纪念碑。
纪念碑由方座和碑体两部分构成,高度超过4米,碑体用整块青石雕成,碑额呈圆弧状,上书“入城纪念碑”五个大字。四周护以石柱围拦,围拦之间用铁链连接。
这个纪念碑,实际上是对赤峰人民的示威,妄想起到威慑和立威的作用。1945年8月16日,苏联红军进入赤峰,在赤峰人民的强烈要求下,苏联红军用重型坦克将此碑推倒。
赤峰“入城纪念碑”
不久,“赤峰各界有识之士提出,在日军入城纪念碑的原址上,兴建一座纪念抗战胜利和感谢苏军解放赤峰的纪念性标志,“以雪亡国之耻,警示后人勿忘国耻”,得到了人们的大力支持。
1946年底,在日军入城纪念碑原址上,建立了“赤峰光复纪念牌楼”。
日军入城纪念碑的碑体被切割成薄片,镌刻上纪念抗战胜利的碑文,镶嵌在“抗战胜利纪念牌坊”的坊额上。当地人们用这种方法,表达对日军入城纪念碑的痛恨之情。
赤峰光复纪念牌楼
遗憾的是,进入60年代后,为了拓宽马路,这块“纪念牌楼”被拆除了。
节假日以及其庆祝方式,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历史、风俗乃至宗教习惯等的表征,也是其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当时的日本为例,:
这些节日本为日本节日,与中国人本不相干。但为了方便其殖民统治,日本人大言不惭地将这些节日尽数搬到了“蒙疆”地区。
每逢这些日子来临,各大“政府”机关、学校都要放假,街头悬挂日本旗帜,许多中国人被逼着参加城市主要街道、广场等场所举行的大规模庆祝活动。“各机关、团体、学校必须放假,悬挂日本国旗,举行纪念仪式。”
老照片中的德王
1943年4月21日,蒙疆政府“内政部”发布的《临时地方教员训练所规程》规定:
元旦、成吉思汗登基日、纪元节、天长节、明治节、政府成立日、入所日、终了日及开所纪念日为“式日(在古日本语中,举行仪式的那天被称为“式日”)。
另外,日本的文化侵略在时间使用方面也有反映。1938年4月18日,蒙疆联合委员会发布第8号令《关于标准时之件》规定:“以东135 度子午线之平均太阳时定为本地域内之一般标准时。”也就是说,“日本时间”成了“蒙疆地区”的标准时间。
这不仅给当地人民的实际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更反映了其长期殖民蒙疆地区乃至全中国的狼子野心。
左一即德王,其左手边穿日式军装者为李守信
还有一点值得玩味,即日本的国花樱花在蒙疆地区的栽植(关于“日本国花”樱花,戳文章:可详细了解 )。
据《蒙古》杂志记载,1939年,日本人曾专门从朝鲜运来适合在中国北方生长的山樱(樱花树的一种),在京包铁路沿线各个车站种植。在内蒙古西部的丰镇、集宁、厚和、包头车站,各种植了40株。
现如今,这些樱花树早已不见了踪影。
总的来说,这些带有殖民化色彩的“小动作”,绝非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占领区”的偶然行为,而是其有意识的侵略行为,是其推行殖民统治的必然产物。但正所谓“邪不压正”,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梦想”,伴随着二战的失败而“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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