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下军州控制下的汉人、渤海人，由于他们十分擅长农耕生产，因此大部分都被划分到了农耕区，有部分人，特别是掌握一定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被划分到了贵族的手工业生产作坊。
后来由于汉人、渤海人的数量不断增加，同时契丹人的汉化程度也在提高，使得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辽史》载："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各团集建州县以居之。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余不得建城郭。朝廷赐州县额。"
农耕人口数量的增加，使得原有的土地不够生产和分配，因此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开垦。
与此同时，头下军州的主要统治者，实际上是契丹贵族以及大臣，因为这属于他们的封地，因此他们掌握着各自头下军州的财政大权。
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契丹贵族、大臣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对于地方势力的壮大，辽国中央政府也做出了一定的举措。
即各头下军州的农业、手工业也要向中央缴纳一定的赋税，商业税中酒税、盐税是必须全部上缴政府的。
不过这基本上没有影响到投下军州契丹贵族、官僚们的经济利益，他们开始不断提高田租、工商税用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在巨大的财产积累下，原来颇具游牧特点的贵族、官僚开始不断封建化，他们开始形成了犹如中原王朝那种封建主的特征，这为辽国封建制度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契丹贵族以及官僚在各自的封地，逐渐建立起具有极端民族压迫和剥削性质的头下军州后，凭借对于军州下面掠夺人口的经济掠夺，使得贵族和官僚迅速封建化。
而中央政府的插手，也使得头下军州逐渐被纳入到辽国的封建统治系统中。
在辽国中央政府和头下军州贵族、官僚的双重统治和剥削下，头下军州的制度性质也逐渐出现了变化，特别是在管理其民户的政策中，开始效仿极具中原封建王朝的基层封建统治制度。
比如在税收、户籍管理、土地分配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封建制度特点。
与此同时，到了公元10世纪末期，随着辽国势力的不断壮大，再加上中央封建统治集团对于全国的控制力不断扩大，使得中央集权在此时得到了空前加强。
而头下军州所酝酿巨大的经济资源和物资供应，也使得中央政府对其垂涎不已。
《辽史》载："又诏山前后未纳税户，占田置业入税。各部大臣从上征伐，俘掠人户，自置郛郭，为头下军州。凡市井之赋，惟酒税赴纳上京，此分头下军州赋为二等也。"
此时头下军州的主要控制者也出现了严重危机，一方面是因为继承关系开始出现断裂，另一方面是地方势力的扩大，已经引发了中央政府的镇压措施。
因此头下军州最终脱离贵族和官僚的控制，被纳入到了封建政府的统辖范围内。不久之后，头下军州逐渐被改造为了辽国政府管控下的基层封建组织，封建制度也在辽帝国内全面建立起来。
头下军州制度从其建立之初，其实是不具备封建制度属性的，相反，由于其统治者为契丹贵族和官僚。
特别是那些依靠自己巨大军功俘获和被封赏大量汉人、渤海人作为努力的军功主，他们是具有显著游牧民族部落风气的，因此在对头下军州的统治也是非常游牧化的。
但是随着头下军州农业文明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原封建王朝的风气开始不断扩散，这就领头下军州开始具备了封建气息。
与此同时，契丹贵族、官僚也在长期对头下军州民户经济剥削和土地兼并的过程中，不断走向封建化。最终，他们也成为了辽国内部重要的封建统治集团的一部分。
而头下军州势力的扩大，实际上就标志着地方贵族、官僚的势力不断扩大，基层社会的稳定便会遭遇严重威胁。
而辽国统治者辛苦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及稳定了社会运行模式，随时可能会被这些崛起的地方契丹贵族、官僚所侵犯。
因此，辽国的封建中央统治者开始对独立性不断增强，并且充满发展潜力的头下军州采取措施。
不断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实际上是辽国吞并头下军州的主要方式。
再加上公元10世纪末头下军州的贵族、官僚内部出现诸多问题，这才使得中央终于完成对头下军州，这个曾经游离游牧和农耕之间的地方组织，进行了完全的封建化改革。
纳入中央政府管辖后的头下军州，在行政建制、律法、赋税征收等方面都采取了汉制，这标志着辽国由上到下封建制度终于得以全面确立。
参考文献：《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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