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两个福建老乡久别重逢，两眼泪汪汪，可是两人张口说出的话却各不相同，以至于两人都没有听懂对方的方言。这就没办法了，两个福建老乡只能操着一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来交流。
这一种现象在福建地区的确十分普遍，因为在福建省内不同地方的方言真的差别非常大。像是我们熟知的就有吴语方言、赣语方言、客家话。不仅如此，根据福建地区的不同地理方位，还划分出了闽东方言、闽南方言、莆仙方言、闽北方言、闽中方言等等不同的方言。
即便是交通、互联网如此发达的现代社会，福建老乡们的交流尚且如此艰难。那么，若是放在古代，岂不是更加荒唐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一历史真相。
我国的国家通用语就是普通话，每一位中国公民都要会讲普通话，这也是一项基本的社会需求。不然的话，连普通话都讲不好的话，平常的时候和他人交流也会造成不小的阻碍。
这一项要求对于当今的工业化社会和互联网时代来说，并不困难，而且国家也有意识地进行了大力推广。但是，如果要将它放入到古代的农业社会和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来说的话，却是举步维艰了。
首先国家层面上的推行就显得尤为困难，所谓“天高皇帝远”也不是开玩笑的，即便是天子的诏令也无法遍及全国。其次是小农家庭层面，他们向来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平常很少从事商业贸易，社交和活动范围也仅仅只局限于一个小村庄、小城镇，很少有机会去到外地。
如此一来，大部分农民其实也并没有与外界有过多的交流。一般情况下，他们在本村、本镇里和当地人使用当地的方言交流就没有问题了。
不过，这里限定的人群仅仅只是日常耕种的农民而已。那么，针对需要管理一整个村子、一整个城镇，还可能被调遣到外地的官员来说呢？
中国归根结底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对于其中的官员来说，如果只会讲自己家乡的方言，自然是不够的，他们必须要掌握一种能够与外地人交流的通用语言。而这一种通用语言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官话方言”。
不得不说，古代的这些体制内的官员的语言问题，着实令人十分头疼。官话方言主要包括北京官话、中原官话和东北官话，毕竟我国古代的大部分朝代的政治中心都是在北方地区的，所以这种官话方言一直都是通行的。
只不过，南方地区的各类方言，就与官话方言存在着十分巨大的差别了，比如福建、广东、江西、江浙一带地方的官员，他们出生在南方地区，在当官之前并没有接触过官话方言，那么他们又该如何与北方地区的官员乃至皇帝交流呢？
事实上这根本无法达成正常交流。就像是福建出身的林则徐，经常就操着一口半生不熟的福建版官话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搞得北方的官员们是瞠目结舌，纷纷说道：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林则徐讲官话。”
还有广东出身的梁启超，在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时候，他与老师康有为联合了众多举人进行了著名的公车上书。好不容易引起了光绪皇帝的重视，梁启超被召见。
可是，当梁启超滔滔不绝地发表着自己的维新变法策论的时候，光绪皇帝却是一脸懵逼——因为他压根就听不懂梁启超在说什么！
对于这一种情况，北方官员和皇帝也是看在眼里。早在清雍正六年（1728年）的时候，雍正皇帝就针对这一现状下达了谕旨：
“凡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语言必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宜而办理无误。”
并且，雍正皇帝还特别指出了福建、广东两地的官员，让他们好好改掉口音，原因是他们的口音听起来真的让人脑壳痛：
“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惟有福建、广东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
“应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各府、州、县有司及教官，遍为传示、多方教导；务期语言明白，使人通晓，不得仍前习为乡音。”
特别针对从外地调遣过来的知县、知府等地方官，清政府还有明确规定：
“所有土话与官话歧异县分，知县到任，着延方言师一人，每日从学土话两点钟，成而止。”
不仅如此，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嘉庆皇帝还曾经命令大学士高静亭编写一部正音读本《正音撮要》。这一部官话方言的教科书，被大量派送到广东福建一带，供当地的官员们学习。
不得不说，北方官员和皇帝为了让南方的官员们“讲人话”，也是煞费了一番苦心啊！可是，想要让福建、广东的官员们真的讲好官话方言，着实是一件难入上青天的问题。
实际上，他们也知道让南方的官员们各个都操着一口流利的官话方言，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在实际的实行过程中，他们也是放松了限制，没有限定南方的官员们学习哪一种官话，只求能够达成无障碍的交流即可。
并且，为了督促南方的官员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北方的官员们还特地拟定了一个惩罚的方法：每一位官员学习官话有八年的期限，如果期限已过还没有学好的话，那么就会取消他们家乡的科举考试！
也正是这一严厉的惩罚，让南方的官员们不得不发奋图强。不然的话，他们可就要成为家乡的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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