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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太监“大有作为”,源头是朱元璋的制度设计

洪武十三年正月,明太祖朱元璋以谋反的罪名诛杀左丞相胡惟庸,并随即下诏罢革中书省,至此沿革千年之久的丞相制度宣告终结。

没了丞相,皇帝本人成为政府首脑,总理日常政务,集相权君权于一身,皇权空前高涨,前无古人。

权力越大责任也越大,朱元璋不可避免的陷入简牍盈积的政务当中。

笔者看过一个统计,以洪武十七年九月内的八天为例,内外诸司奏章达1660本,涉及具体事务则有3291件之多,平均下来,朱元璋每日需审阅207份奏本,处理411件政务,这样的公务量何其巨繁,以至于朱元璋每每“昧爽临朝,日宴忘餐”。

繁重的工作量,普通人望之却步,老朱就不嫌累吗?

累,当然累。

为了减轻负担,朱元璋特意在身边设置了几个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这便开未来内阁之先声。

当然洪武时期的大学士权力有限,朱元璋说以备顾问,那就是以备顾问,充当个秘书就行,但绝不让他们多干。直到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正式立内阁,命这些学士们参预机务,随侍左右,内阁学士的权重才逐渐增加。

明宣宗时代,内阁之下设诰敕房与制敕房,皇帝的圣旨、官员的诰敕等机密文字都经由两房,内阁的权力进一步增强,稍稍有了些国初中书省的意味。

但内阁以中枢权力机关的姿态,活跃在大明王朝政治舞台上的同时,内廷衙门司礼监也亮出了“内相”之姿。从洪熙、宣德两朝开始,中央决策形态形成票拟、批答制,权分内外,司礼监太监预议政务,代圣批红,已然染指大权。

这一内一外两大机构对相权的分割,正是大明王朝从立国之初就形成的以内督外的治政思想的完美体现。

懂行的人都知道,司礼监是内廷二十四衙门之首。作为宦官机构的老大哥,其登顶之路是有清晰的脉络可循。

司礼监的前身是朱元璋还是吴王时所设立的“纪事奉御”一职,其主要职掌御前文字。等明朝建立,洪武六年时,朱元璋专置“纪事司”统管记录御前一应文字。而后随着内廷宦官机构的频繁变动,“纪事司”也几经更易,至洪武十四年重定内府官制,更名为“典礼纪察司”。

按照《皇明祖训录》中关于内官的职掌所载,典礼纪察司的权责不可谓不大:司正、副掌内府一应礼仪。钦纪御前一应文字,凡圣旨裁决机务,已未发放,须要记录亲切,御前题奏。及纠劾内官、内使非违不公等事。

国家典礼、御前文字、掌治宦官犯罪者,这样的权力分分钟可以让任何一个内廷衙门起飞,司礼监已具雏形。之后一切水到渠成,洪武十七年,“典礼纪察司”由司升监,更名为“司礼监”。

而让司礼监更进一步,由起飞到上天,还是朱元璋在晚年赋予司礼监的新的职掌,“御前堪合”。

我们都知道国家体制的运行主要依靠文字的流转,朱元璋为了制约、监督外廷,保证政令的贯彻,便将司礼监纳入整个政务流程,令太监在其中起重要作用,而具体措施便是巧妙应用“勘合制度”,堪称是神来之笔。

按照朱元璋定下的规矩,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府、部、院,移文天下诸司衙门行事时,其公文用纸张须前往内府领取,而内府就是皇城大内中的有关部门,此处相应的也就是司礼监。

内府的公文用纸是特制的,分为两套,而且两套每一张纸张都对应编写有相同的字号,且对半盖上内府的关防印识,然后右半部分印纸编成簿册,交给各省、府、州县、卫所衙门收存,左半印纸则藏于内府。但凡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有政务下达,得先到内府领取左半印纸,填上所要交办的事务,下达地方衙门,地方衙门拿出所藏簿册,比对上字号和印文无误,火速照办,且将事由附写簿册内,原纸回缴内府,等年终时簿册上承办政务要记录明白,也要回缴内府,最终由司礼监一一收销核注,将天下各司行事统计结果呈交御前,整个政务流程才算了结。

由此整套流程走下来,一应文移在外事务,都受到内廷监督制约,皇帝本人就不怕外廷大臣们擅生事务,大权旁落了。

朱元璋任用宦官的目的在于防范外臣贪权,但老朱划有红线,严禁宦官插手具体政务,可随着朱元璋的故去,国政处理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老朱的红线一再被突破。

明初盛行“公朝理政”,即皇帝每日临朝,在朝会中亲断政务。这很考验皇帝的政治能力,要在短时间内得体处置庶务,老朱能力强,见惯大风大浪,完全没有问题,可长在深宫中的后世之君就十分勉强了。

于是从仁、宣两朝开始,“公朝理政”逐渐流于形式,取而代之的则是章疏的票拟、批答制度的建立,执掌御前文字的司礼监便进一步攫取了权力。

其实永乐朝开始,明成祖就有意遴选各内廷衙门有学识者,隶名司礼监,等明宣宗继位,又在司礼监下设文书房专管章奏,并以大学士为讲官教授俊秀的宦官读书,使得司礼监的宦官们有胜任管理章奏的能力。

于是乎,章疏奏进都由司礼监文书房收取,然后奏呈皇帝,但考虑到政务繁忙,皇帝一人搞不掂,实际这些奏疏都由内阁先行批阅,并附上处理意见,称之为“票拟”,然后奏疏再流向皇帝,由皇帝御笔誊写,称之为“批红”,之后用印正式施行。可还是前边说的,政务太繁忙了,除了个别勤政的皇帝外,一般庶务批红实际都由司礼监的太监代劳,如此以来司礼监太监便坐实了内相之名。

明代宦官干政,虽有皇帝怠政之嫌,其实亦是制度使然。

没有了宰相那套政治班子处理国家事务,皇帝一人皇权相权一肩挑,根本难以为继,内阁的设立就是变相恢复相权,只不过基于老朱家祖制,以内督外,宦官也被有意引入政局,相权被分割内外,内阁与司礼监互补又制约,使得皇帝本人既没了案牍劳神,又不用担心皇权旁落,当真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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