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酒史源远流长。《华阳国志·蜀志》载：九世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即是说，原来椎结左言，不晓文字的蜀人，至开明九世（大约为公元前463年至公元前406年）全面接受中原文化，用汉语呼酒为“醴”，当是改从中原王朝礼乐的一种体现。
我国古称祭祀用酒为“醴”。醴，为一宿熟的酒，也就是醪糟、甜酒。饮醴之法是用一种角制的汤匙连糟舀取食用。经滤取后的甜酒为“清酒”。清酒可以不用汤匙舀食，而直接用口啜饮。
△三星堆出土的陶盉
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众多酒器中，发现一类数量较多的瓶形饮酒器。有的考古学家认为，这种饮酒器只适宜啜饮滤去滓的清酒，因此推论开明九世“以酒曰醴”的“醴”仅是汉语音译，实际是一种清酒。
西汉时，蜀郡成都人司马相如与临邛富商卓王孙之女卓文君在临邛“买酒舍”，当垆卖酒的故事，是千古流传的佳话。东汉时代，蜀郡酿酒业发达。20世纪70年代，成都西郊土桥曾家包、新都县利济乡、彭县均出土了表现酿酒的画像砖。这些酿酒的画面不仅生动地再现了汉代蜀酒的酿造流程，而且也反映出当时蜀地酿酒的规模。
《史记·货殖列传》说：“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酤”即酒酤，“岁千酿”就是一岁酿一千瓮酒。汉代成都是全国五大经济城市之一，汉平帝元始二年统计，成都有76256户，人口约38万。按户数比，成都仅次于长安；如按人口计，成都可能超过长安。
从汉魏时期起，蜀地流行一种“酴酒”，即酴醾酒，原本是一种酿造时间较长、未过滤糟滓的重酿米酒。经过滤糟滓的酴酒，谓之“酴清”。
△郫筒酒
魏晋时，成都郫县生产一种用竹筒酿制的酴醾酒，名曰“郫筒酒”。到南北朝时期，贾思勰便把“蜀人作酴酒法”介绍给全国的老百姓。梁萧子显《美女篇》诗云：“朝酤成都酒，暝数河间钱。”南北朝时期，“成都酒”已成诗人笔下的习语，可见其知名度之高。
唐代四川的酒业出现了崭新的局面。首先是唐代四川的酒肆多、酒家多，特别是成都地区尤多。唐代诗人张籍《成都曲》诗：“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
其次，唐代四川的酒美、酒好，唐诗中随处可见诗人赞颂川酒的诗句。如杜甫《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蜀酒浓无敌，江鱼美可求。”李商隐《杜工部蜀中离席》：“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
据唐代诗文记载，当时四川的名酒已有剑南烧春、汉州鹅黄酒、郫县郫筒酒、戎州重碧酒、射洪春酒、青城乳酒等名称。唐代四川名酒之多，不仅位居全国之冠，而且影响到川酒的历史地位和声誉。
△宋代酿酒图
宋代四川的酒业仍然很发达，保持全国领先。北宋熙宁十年（1077）前，四川酒课年收入208万贯，约占全国酒课的13%。南宋时期，四川酒课年收入多在五六百万缗左右，约占南宋政权酒课收入的24-49%。
唐代的四川名酒，有的到宋代继续有名。时至南宋，成都最有名的酒还是“郫筒酒”，但酿造法发生了些微变化。汉州（即今四川广汉）鹅黄酒在宋代仍享有盛名。陆游《剑南诗稿·游汉州西湖》：“叹息风流今未泯，两川名酿避鹅黄。”（陆游自注：鹅黄，汉中酒名，蜀中无能及者）
唐代的重碧酒，宋代依然传承下来了，并且成了全国名酒之一。在北宋诗人黄庭坚的戎州（即今四川宜宾）诗中，“重碧”又名“荔枝绿”酒。黄庭坚在戎州写的诗词，几乎每首都不离酒。诗中最具戎州本地特色的酒则有荔枝绿、安乐、玉醴、春泉。荔枝绿为全国“公酿”，即官家用酒。南宋时，戎州重碧酒仍然维持其酒中翘楚的地位。
宋代四川产好酒的地方较唐代更广，名酒更多。宋人朱弁《曲洧旧闻》卷七引张能臣《郧乡》《涪江》二集所记天下酒名200多种，其中三川占18种。从陆游《剑南诗稿》可知，这还是一个很不完全的统计。
眉州有名酒“玻璃春”。陆游《剑南诗稿·蜀酒歌》：“眉州玻璃天马驹，出门已无万里途。”绵竹产醇酽的蜜酒，这是一种重酿的米酒。宋代泸州酒也很有名气。黄庭坚《应之真赞》曰：“江安石不足，江阳酒有余。”江阳即今泸州。此外，宋代绵州的酒也有名。陆游《剑南诗稿·东山》称绵州：“有酒如涪绿可爱，一醉直欲空千罍。”
宋代四川外销酒的包装上一般打有“蜀”字，可见那时的蜀酒制造商就已有了品牌保护意识。
△剑南春遗址酒窖
在元代以前的黄酒酿造时代，四川酒在全中国已是声名卓著，而元以后的白酒（即蒸馏酒，又名烧酒、火酒）酿造，四川更是独领风骚。据考古研究，四川的白酒酿造历史可追溯到明代中期。
明末战乱，四川人口锐减，百业凋零。清初，外省移民大规模入川，带来优良的制曲烤酒工艺，加上四川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又有悠久的酿酒历史传统，故有清一代四川酒又得到飞跃发展。清代以烤酒为业，商号聚集的中心有成都、绵竹、绵阳、泸州、宜宾等地。
参考文献：
《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四川卷》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