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处方学第一讲
主讲：张胜兵
整理：郭双月
从今天开始，我们讲针灸处方学。我们首先看一下什么是针灸处方学，针灸处方学是针对某一病机或某一症状，研究针灸治法、穴位配伍、组方规律及其临床应用的一门学科，是针灸的重要基础课程之一。那么这个针灸处方学呢，其实和中药方剂学有点类同，只是在我们大学教材里面有方剂学这门课程，而针灸处方学呢，一直以来没有单独的作为一门课程。而我们在学习针灸的过程当中，往往是首先学习经络腧穴学、刺法灸法学、针灸治疗学，在针灸治疗学中，散见的一些穴位的配伍，并没有明确的给这些配伍取一个像方子一样的名字。比方说方剂，麻黄汤、桂枝汤、小青龙汤、归脾丸等等，这是方剂的名字。但是针灸处方呢，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给它取名的,这么一个定位，一直没有这么去定位它。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将针灸配穴、处方的原理，按照君臣佐使补泻手法，给这个针灸处方学一个定义，以及通过总结历代医家的穴位配伍，给这一些针灸的处方一个适当的名称。为完善整个针灸学，补充古往今来在针灸方面的理论，或者是在处方学上的空缺以及不足。这也是我们讲针灸处方学的这一个宗旨和出发点所在。
针灸和中药一样，是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之下，辨证论治，然后得出治则，在治则的基础之上，得出相应的中药方剂和针灸的处方。所以针灸处方学应该和中药的方剂学并列，是这个中医学不可或缺的一门学科。 正因为如此，很多中药学、中药的方剂学和针灸处方学其实是可以想类比的。打一个简单的比方，比方说龙胆泻肝汤，它可以治疗肝胆实火上炎或者肝胆湿热下注。那么有了肝胆实火上炎或者肝胆湿热下注这么一个证型，我们就可以将龙胆泻肝汤转化成针灸处方学。那么这个针灸处方学应该是这么的配穴：太冲、阳陵泉、太溪、三阴交。我们用这个太冲来泻肝火，用这个肝经的太冲泻肝火，用胆经的阳陵泉来配合这个太冲，用太溪和三阴交来养肝肾之阴，以达到清肝火的目的，以对应肝胆实火上炎。如果是肝胆湿热下注，除了在太冲，阳陵泉、太溪、三阴交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加丰隆、阴陵泉，以加强清热去湿的作用。所以针灸的处方学和中药的方剂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相互转化。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一组穴位它们所能达到的功效，给予其像方剂学一样的功能，我们称之为针灸处方学。那么，我们针灸处方学的内容将紧紧地通过围绕这一原则来进行讲解，至于方剂学里的君臣佐使、相须、相使、相畏等等，而针灸学里又有特定穴的配伍、子母经的配伍、本经配伍、表里经配伍、同名经配伍、远近配伍、内外配伍、前后配伍，
五俞穴的应用，原穴、络穴、背俞穴、募穴、八会穴、八脉交会穴、下合空、郄穴、交会穴等等等等的应用，以及原络配穴、俞募配穴、原原配穴、俞原配穴、募合配穴、八脉交会配穴、原合配穴等等等等，那么这些配穴方法将会全部运用到针灸处方学当中。
虽然历代医家没有专门的去研究所谓的针灸处方学，但是两千多年以来，历代医家经过反复实践，不断总结，积累了大量的针灸处方，散见在不同时代的各个时期的针灸专著当中，或者说有一些散见在中医专著当中。从历史的各个方实习的发展来看呢，针灸处方学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秦汉时期，积累于晋隋唐时期，发展于宋金元时期，成熟完善于明清时期。经过不完全统计，至今已有4300多余首针灸处方。但是，这些针灸处方并没有给它命名，也没有像方剂学这样广为流传。
春秋战国至东汉这段时期是针灸处方及其理论由萌芽到形成的时期，特别是《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针灸理论体系的形成及针灸处方的诞生。《黄帝内经》记载了针灸处方240余首，处方呢以经络辨证为纲，以循经取穴为主，提出了针灸处方的局部与远端选配穴位的原则，还为上下配穴法、前后配穴法、左右配穴法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处方组成呢多以单穴为主，多穴处方少见，注重选用五俞穴、原穴、络穴等特定穴。而《难经》根据五俞穴的主治性能与五行配属，并结合脏腑五行属性，提出了“虚者补其母，实者泻其子”的理论，为创立补母泻子配穴法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东汉时期著名医家张仲景所著之《伤寒杂病论》，全书在收集中药处方314首的同时，倡导针药并用，记载了针灸处方10首，还根据阳证与阴证的不同，主张分别采用针或炙的不同方法，充分体现了“阳证用针，阴证用灸”之规律。当然，张仲景体现的“阳证用针，阴证用灸”的规律，并不是绝对的说，阳证就一定要用针，阴证就一定要用灸，有一些阴证也可以用针，有些阳证也可以用灸，不可拘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可读死书。正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一定要辩证地看待问题，有一些规律,是规律，但是它不代表所有的规律。
晋唐时期，就是东西两晋南北朝嘛，然后隋唐，所以这个晋唐时期其实是东西两晋、南北朝、隋、唐这么个时期，所以我们就叫晋唐时期。晋唐时期针灸学有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针灸专著，记载了大量的针灸处方。现存最早最完整的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记载针灸处方56首，共选穴47个。晋代王叔和所著之《脉经》，记载针灸处方137首，其中有45首处方多次运用到了募穴和五俞穴，并且完整的叙述了俞募穴的理论，提倡五俞穴与俞募穴的配伍应用。还提出了针刺的补泄方法，善于治疗急症的东晋医家葛洪编写的《肘后备急方》，记载了许多有效的民间单方、验方，介绍了针灸处方129首，针灸治疗急症处方109首，其中99首为灸方。唐代孙思邈所著之《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集唐以前针灸医方之大成，转载名医扁鹊治疗卒中恶风的灸法，华佗治伤寒的针灸法，徐嗣伯的灸风眩法。甄权的治喉痹风痹的针法以及医学文献中关于各科针灸治疗的处方461首。并在处方后注明针刺的深度、留针的时间及艾灸的壮数，显示其针灸处方学已开始走向系统化。《黄帝明堂灸经》这本书标志着儿科疾病针灸处方的出现，其记载的灸法处方48首，用穴70余个，王焘所著之《外台秘要》，收集了各种已经失传的著作的内容，记载针灸处方74首，其中单穴处方52首，还全面的介绍了各种灸法，对灸法在临床上的应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宋金元时期是针灸配穴处方理论不断发展和针灸处方大量积累的时期，宋代翰林医官院，翰林医官院所编著的《太平圣惠方》记载36首多由3 -7个腧穴所组成的针灸处方，并最早记述的火针的处方。而《针灸资生经》载录了195种疾病针灸的治法，收集了《素问》、《针灸甲乙经》、《千金方》、《明堂上下经》等诸家及民间散见的针灸临床经验，共载方387首，其配穴特点是，根据病因选穴，重视压痛点在临床上的应用。元代杜思敬所著之《针经摘英集》记载处方47首，所载处方中的每一个穴位都注明其具体针刺方法，体现了针灸处方中穴法与针法并重的原则。元代医家罗天益师承李东垣之脾胃论，所著之《卫生宝鉴》记载针灸医案15则，其用穴特点以配穴处方居多，处方用穴重在补益脾胃，治疗上多用中脘、气海、足三里三穴，体现了罗氏温补脾胃的学术思想及其处方配穴原则和规律，最为重要的是罗氏对其大部分针灸处方方义予以明确阐述，这在针灸处方的发展史上尚属首创。《卫生宝鉴》这本书为后世形成完整的针灸治疗理、法、方、穴、术体系，这个体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国际知名中医张胜兵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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