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公碑》、《石门铭》，是天下著名的北魏摩崖书法石刻，其艺术性前人已有定论。
两个刻石同出北魏宣武帝，永平年间，二刻石书先后相差三年。其中《石门铭》刻成为永平四年(511年)，书丹者王远，刻石者武阿仁；郑文公刻石为永平二年(509)年刻书丹者郑道昭，刻石者不详(从原石郑文公前后刻痕对比看，应属一人所刻，刻工之精湛，)；二石刻都有书丹者姓名，可见郑道昭和王远，都是当时的书法高手。
至于馆阁体(台阁体，已向印刷体靠近)，则起源于明初朱元璋，一直延续到清末。
明代初期，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由于个人喜好，他们都曾大力提倡书法，一时帖学大盛。成祖下诏求海内擅书之士，邀集于翰林院，倍加恩宠。明代开科选士时，皆用楷书答试卷，务求工整。字写得欠佳者，即使满腹经纶，也会名落孙山。这对当时书法艺术风貌产生过较大影响。因此，读书人写字，惟求端正拘恭，横平竖直，整整齐齐，写得像木版印刷体一样，这就形成了明代的台阁书体，称“台阁体”。其功能就是实用，不许抒情，不许半点不正，半笔不稳，艺术性几乎丧尽。
而摩崖刻石，则是以摩崖为纸，因石面大小，书者可随情随石面的高低不平，而应变用笔、结字的大小、疏密、奇正，点画的大小长短，都是随着石面的变化而变化。因字生势，因石生字，加上书丹者书写的是摩崖，书写姿势和用笔方法肯定和在几案上不一样；此二摩崖刻石，较同时代的的造像刻石，又异曲同工之妙。都有野逸，率真，拙趣自然之美。和当时的北魏墓志铭书法在用笔、书写方法上大不同，多数墓志铭石刻，都界格书丹，多少限制了书丹者的自由，加上墓志铭本身的意义(为死者立传)书丹者不可能不小心谨慎书写。从出土的墓志铭看，多数风格相近。多数北魏墓志铭书法艺术性远逊色于摩崖刻石。
康有为《广艺舟双辑》中“评《石门铭》飞逸奇浑，分行疏宕，翩翩欲仙，源出《石门颂》、《孔宙》等碑，皆夏、殷旧国，亦与中郎分疆者，非元常所能牢笼也。”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写道：“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南朝遗迹唯《鹤铭》、《石阙》二种，萧散骏逸，殊途同归。
以上述可知，郑刻石更趋于中庸，有庙堂高古端庄雄伟之美，石门铭更趋于野逸，有山林野逸洒脱之美；共同点都以篆隶笔意，古厚大气。与馆阁体形成天壤之别，摩崖书丹，更接近艺术的本源书写，也是书者心灵的外在表现形式。
庚子孟夏，新野人记于重庆龙头寺【归一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