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奥斯曼帝国的早期改革
到17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的蓬勃发展时期开始结束，逐渐进入2个世纪的收缩和衰落。这个衰败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奥斯曼帝国“正统”的政治和社会经济体制解体，中央政权削弱，财政疲软，分裂主义运动兴起，行政当局不作为，行省各自为政，战争屡战屡败，血腥政变，土匪横行，肆无忌惮的腐败，等等。
此外，到了19世纪初，整个巴尔干半岛爆发了有组织的民族解放运动，塞尔维亚和希腊进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国际形势的发展也越来越对奥斯曼帝国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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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利姆三世
面对这种严酷的现实，奥斯曼帝国统治集团内部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有人提议首先要整顿中央近卫兵团和斯帕希骑兵部队的秩序；有人则主张按照欧洲模式建立新的正规军。1789年，年轻有为的塞利姆三世（1789年-1807年在位）登基后，吸取对奥地利和俄国战争失利的教训和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采纳改革军队的方案，着手通过改进军队的技术装备、军事训练和战略战术等入手，建立一支强大的正规军。1801年新的军团已拥有近万人，驻扎在首都近郊的雷文德大庄园。1802年实行征兵制度，1806年新军超过两万人，并聘请法国教官帮助军事训练，还创办了军事学校。
塞利姆三世除改革军队之外，还在西方主要国家的首都设立大使级常驻机构，为同西方国家进行正常的交往提供了方便；在国内建立火药厂、造纸厂、商船队等。
但是，塞利姆三世并不彻底的改革触动了奥斯曼帝国保守势力的利益，特别是遭到近卫兵团和斯帕希骑兵武装的反对。他们都担心中央政权失控和旧军被裁减，一些地区出现了暴乱和冲突。1807年春，君士坦丁堡的近卫兵团兵变，反对改革的顽固派立即响应，导致宫廷混乱。紧接着，塞利姆三世被赶下王位，组建的“法式”新军被解散，改革运动的倡导者和支持者遭到血腥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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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赫穆德二世
新即位的苏丹是塞利姆三世的胞弟马赫穆德二世（1808年-1839年在位）。他面对塞尔维亚连绵不断的起义运动和俄国新的战争威胁，意识到必须排除一切障碍坚持塞利姆三世开创的改革运动，才能获得生存。首先，他采取措施削平各省的地方分裂和割据势力，任命一批亲信官吏，巩固帝国的中央政权；其次，他用大部分精力集中解决久拖未决的近卫兵团问题。1826年5月，苏丹借助苏丹会议的大力支持，再度重建一支新式军队。新苏丹从策略上考虑，没有提出解散近卫兵团。尽管这样，这年6月中旬在首都还是发生了有约2万近卫兵团士兵参加的兵变。苏丹下令平息叛乱，“格杀勿论”。近卫兵团盘踞的军营被彻底摧毁，首都和外地的数千近卫兵团成员遭到屠戮。从此，奥斯曼帝国一个古老的军事制度支柱被摧毁，不复存在。接下来，马赫穆德二世比较轻易地消灭了封建采邑骑兵部队。
1833年，马赫穆德二世颁布御诏，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废除提马尔土地制度，将斯帕希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由国家管理；仿照欧洲模式，改革不合理的政府机构，新设邮政制度、建立最高司法委员会；废止没收罪犯财产的制度；建立统筹改革事宜的专门委员会；发行官方的奥斯曼土耳其文报纸；设立政府各部，取消国家对主要商品和原料的垄断，允许自由贸易，统一进出口货物关税等。正因为这样，1838年签订了奥斯曼帝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条约，使帝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马赫穆德二世的改革主要还是想加强苏丹的个人权力，建立一套新的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官僚管理体制。改革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没有触及帝国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但对过时的帝国行政管理制度，特别是对日益腐败的军事制度进行了资本主义的“欧洲式”改革。一支正规军队的出现，增强了帝国遏制地方分裂主义活动和抵御俄国进攻的能力，拉近了奥斯曼帝国同西欧国家的政治和经贸联系。或者说，这些改革措施的根本目的是使帝国“欧洲化”，是为了使帝国不被外部势力干预和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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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杜尔·梅吉德一世
1839年7月，正当改革方兴未艾的时候，马赫穆德二世病逝，他的继承者是刚满16岁的儿子阿卜杜尔·梅吉德一世（1839年-1861年在位）。新任苏丹的唯一选择也是继续改革事业，倒退没有出路。因为在埃及的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巴夏势力非常强大，独立倾向严重，多次挑战帝廷的权威。1838年7月又在第二次埃土冲突中大败帝国海军和陆军。在欧洲英、法、俄、奥、普五国大使的斡旋下，梅吉德一世接受了和平协议。西方列强也要求奥斯曼帝国坚持改革，模仿西方的社会组织机构和治国经验。
这就是说，此时改革的思想已经在保守的奥斯曼帝国生根，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马赫穆德二世的改革在死气沉沉的奥斯曼帝国吹响了向西方学习的号角，为“坦齐马特”改革时期做了舆论和物质准备。
二、坦齐马特改革时期
1839年11月3日，梅吉德一世在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皇宫的玫瑰园广场的隆重集会上，颁布了新的改革诏令，即后来史书上著名的“玫瑰园赦令”。这意味着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改革运动揭开了新的一页。由于“改革”（整顿秩序）一词的复数在当时的阿拉伯语叫作“坦齐马特”，故由“玫瑰园赦令”起步的改革运动又称为“坦齐马特”改革。坦齐马特时期是指从1839年宣布改革诏令至1876年实行立宪制为止这个改革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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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齐马特”改革
“玫瑰园赦令”的倡导者毫无疑问是新苏丹梅吉德一世。但它的真正起草人和设计师确是穆斯塔法·雷希德巴夏（MustafaRehidPasha，1800—1858）。他是改革派最知名的代表人物，深得马赫穆德二世的宠爱。他是多年被派驻英国、法国的大使，精通外语，熟悉欧洲事务，后被委任为帝国的外交大臣和宰相。雷希德巴夏制定的改革文件由序言、基本条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其基本宗旨是要保障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人的荣誉和尊严。
序言强调指出，奥斯曼帝国最近150年来已逐渐丧失原先的活力，当今形势下急需制定新的法典，以恢复秩序，改善全体臣民的处境，防止帝国衰落。
雷希德巴夏和他的改革派同人直接领导改革的实施。研究者们通常以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为界，把坦齐马特时期分为两个阶段。
在坦齐马特的第一阶段，第一批法令于1839年12月颁布，立即执行。首先开始行政改革，新设立由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组成的国务委员会和省级咨询委员会，防止各级行政部门滥用职权。从1840年3月起，省督和州长等高级官员领取薪酬，按政绩升迁，禁止卖官买官；财政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整顿税收制度。1840年4月的法规统一了税率，取消落后的包税制、各种徭役和对非穆斯林的人头税；新公布的刑法法典则强调必须保障人权和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1840年公布的商业法，鼓励开办金属加工厂、纺织厂和造纸厂，创立银行；改革期间实行先进的兵役制，向穆斯林居民普遍征兵，服役期限从过去的15年减少到5—7年；1846年扩大世俗教育，创办中小学和师范学校；1847年的条令规定，国有土地占有者死后无合法继承人的全部土地应归国家所有；等等。
雷希德巴夏等有识之士的大胆改革措施从一开始就遭到帝国内部封建保守派势力和宗教界人士的顽强抵制和盲目反对，承担着巨大的风险。改革的反对者千方百计设置障碍，策划阴谋，罗织罪名，事事与改革派为敌。在国外，除法国普遍赞扬改革外，其他列强大都对改革持观望和怀疑态度，认为欧洲的文明原则不一定符合奥斯曼帝国的传统精神，未必值得支持。
然而，这第一阶段的改革毕竟给古老的帝国带来了新的变化和新的气象。正如有的学者指出，1839—1853年坦齐马特第一阶段的改革是最活跃的时期，它改造了国家的行政和国家管理，为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改变了帝国陈旧的城乡结构机制，从而广泛分享了欧洲文明成果。
当然，这场改革是由统治阶层的代表人物发动的，目的是挽救帝国的衰败，所以改革只能是部分地改变既存制度。这样，改革不可能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也没有在根本上改变被压迫的非穆斯林民众的生活和社会状况。同时，改革也没有确保能排除外部势力的干扰，一旦遇到风吹草动，很容易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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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就迫使坦齐马特陷入停顿，从而结束了第一阶段的改革。这场战争本来是沙皇俄国发动的对土耳其的战争，但很快变成了欧洲联盟对俄国的战争。像以往的俄土战争一样，这次的战事也在巴尔干地区引起强烈反响。俄国政府在战争爆发前夕发表文告，提出要充当所有东正教徒的庇护人，号召巴尔干人民起义。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地建立了帮助俄军的志愿队，希腊政府也派出了武装部队。俄军越过多瑙河后，在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两公国建立了亲俄国的临时政府机构和地方警察。
但是，当1853年11月俄国海军在黑海摧毁奥斯曼土耳其舰队时，英国和法国为了争夺黑海及其海峡的利益，立即与土耳其签订了同盟条约，于1854年3月正式向俄国宣战。盟军在克里米亚半岛与俄军经过近一年激战，终于攻克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要塞。1856年3月，俄国与英、法、普鲁士和奥斯曼帝国缔结《巴黎和约》。该和约承认奥斯曼帝国的现状，黑海及其海峡“中立”，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塞尔维亚仍臣属于奥斯曼帝国，巴尔干基督徒由条约签字国“共同庇护”，南比萨拉比亚交还摩尔多瓦（臣属于苏丹），多瑙河在欧洲国家的监督下成为自由航行的国际航道等。
显然，《巴黎和约》标志着俄国的失败，却实现了西欧国家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和保护，奥斯曼帝国则可以继续维持其主权和领土原状。但是，它必须在英、法的监督下，继续进行和完成所承诺的改革。所以，随着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束，开始了坦齐马特运动的新阶段。
1856年2月18日，苏丹阿卜杜尔·梅吉德一世发出改革诏令，重申为了帝国的永久繁荣，需要扩大改革范围，并保障帝国臣民一律平等。一位西方历史学家指出：这个改革文件“是《巴黎和约》的一部分，它受到外部的压力，声明并确保基督徒和穆斯林将享有同等待遇”。新诏令的内容大体反映在下述几方面：
（一）不分宗教和信仰，所有穆斯林和非穆斯林臣民在担任公职、教育、司法管理、课税和服兵役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
（二）公民对自己的财产拥有所有权；
（三）保证宗教和信仰自由；
（四）整顿财政和国家预算纪律，建立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发展建筑业，振兴经济；
（五）改革国家行政机构，公民代表有权参与国家管理；
（六）进一步推行司法改革，建立混合法庭，修订商法、刑法法典，改造监狱等；
（七）向欧洲开放，允许外国人购买和出售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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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改革的主要策划者是梅赫麦德·阿里巴夏和梅赫麦德·福阿德巴夏。他俩几乎是轮流担任宰相和外交大臣。他们的改革活动由他们领导的最高改革委员会负责执行，但幕后的指挥者是英国、法国和奥地利驻伊斯坦布尔大使。西方支持奥斯曼帝国进行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加强自己的政治经济渗透，控制帝国的内政和外交，争取巴尔干半岛的基督徒，最大限度地削弱俄国在巴尔干地区和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所以，这次改革与上次的主要区别是：上次是出自帝国内部改革救国的要求，而此次则是外来压力的产物。有的学者甚至说，如果没有克里米亚战争和西方列强的需要，改革诏令未必会如此迅速公布。
这次改革的范围确实很广，也有一定的深度，涉及中央和省州政府机关、司法、军事、教育、财政和税收、教会等等。大部分改革措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实施，有利于奥斯曼社会的发展。这些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执政集团的利益，受到他们的掣肘，改革不能真正到位。1864年、1867年和1871年又先后发布了一些补充法令，将改革扩大到社会各个领域。特别是经济部门的改革，既促进了民族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也使外国商品和资本大量涌入。西方资本从奥斯曼帝国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改革不仅遭遇保守势力的阻挠，也受到新派人士的非难。1865年在奥斯曼帝国出现的“新奥斯曼人”组织，尽管其主要成员是一帮年轻的知识分子，但他们担心外国资本的进入和影响力的加强会削弱帝国的独立性，对改革产生怀疑。不过，他们主张唤醒人民的政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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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
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努力实现君主立宪制。1861年梅吉德一世的兄弟阿卜杜尔·阿齐兹（1861年-1876年在位）继任苏丹后，由于他性情暴戾，出尔反尔，致使坦齐马特改革一度减速。后在英、法的催促和改革家米德哈特巴夏等人的全力推动下，改革又回到原先的轨道。帝国的“欧洲化”难以避免，特别是1876年5月30日改革派将偏于保守的阿齐兹苏丹赶下台，拥立阿齐兹皇弟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1876年-1909年在位）登基后，于同年12月23日发布苏丹诏令，公布奥斯曼帝国第一部“欧洲式”宪法，正式承认所有帝国公民不分宗教信仰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并享有个人自由，建立两院制议会，实行君主立宪制。至此，延续了37年的坦齐马特改革时期被视为结束。
毫无疑问，坦齐马特改革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有力地改变了帝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增加了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世俗因素，促进了帝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繁荣了文化教育事业，使帝国进一步融入欧洲文明。这些革故鼎新、兴利除弊的新政，对国家富强和人民生活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一点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但长期以来，对这场改革的争论一直未停。倾向于负面评价的学者指出，这场改革的发动者代表以苏丹为首的统治集团的利益，目的是拯救腐朽的、摇摇欲坠的帝国。他们不可能把西欧国家所期盼的改革运动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场“半途而废”的改革。奥斯曼帝国向欧洲敞开大门，使西欧的商品和资本大量流入，冲击了帝国的民族工商业，致使债台高筑，国家变成了“半殖民地”，生存在西方列强的政治和经济奴役之下。
另外，改革并没有解决帝国境内复杂的民族问题。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和多宗教国家，尽管坦齐马特改革文件中承认帝国境内的各民族有权自由使用本民族的语言，但仍把民族和宗教等同起来，划分居民时不是按民族，而是依信仰划分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正是巴尔干地区被压迫人民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撼动了帝国的根基，因而坦齐马特改革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帝国衰败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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