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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欢和宇文泰的争霸战争，高欢可谓是败多胜少。在经历多次失败、牺牲数十万将士之后，高欢都能满血复活，完全是东魏人口众多、经济富庶的功劳。
但东魏的优越条件支撑着高欢的霸业，高欢却辜负了东魏。因为在高欢的有生之年，东魏的政治建设和制度建设都乏善可陈，并没有给万世基业奠定根基。
在吏治方面，高欢几乎没有努力过，甚至没有反腐败。
尉景是东魏的太尉，同时也是高欢的姐夫，此人仗着高欢的关系贪赃枉法，几乎没有不敢收的钱。朝廷大臣们看不下去，便发起弹劾，尉景也被关进监狱，暂时关押起来。
按道理说，反腐败要从身边做起，给朝野树立榜样吧？
但是高欢没有。
高欢用自己的绝对权力，免除尉景的死刑，然后降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照样是位高权重的东魏大员。后来高欢亲自到尉景家里探望，尉景说“你快杀了我吧”，言外之意是你堂堂丞相怎么连朝堂都管不住，而高欢“抚而拜谢之”，哎呀不好意思，让你受委屈了。
尚书令司马子如也是高欢的故旧，和孙腾、高岳、高隆之并称为“邺城四贵”，凭借高欢的关系堕落成“专恣骄贪”之徒，高欢之子高澄是大将军、中书监，统领邺城政务，便把司马子如逮捕入狱。
高欢知道后，给高澄写了封信：“司马令，吾之故旧，汝宜宽之”，让高澄释放司马子如。
而司马子如出狱后，高欢给他送去一百缸酒、五百只羊、五百石米做为赔礼道歉。
后世人都对高欢、高澄驾驭功臣勋贵的手段津津乐道，但我觉得，高氏父子是典型的有术而无道。
不想办法澄清吏治，只愿意用小恩小惠驾驭功臣勋贵，这样的国家强不起来。
在经济方面，高欢同样是名不副实的。
高欢在位时，东魏是“公私困竭、民多饿死”，社会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在农业经济时代，高欢的正确做法是收拢无主荒田，分给流民和穷人耕种，然后收缴赋税，达到国家和穷人双赢的目的。
这是历代开国皇帝都用过的成功经验，百利而无一害。
但高欢不做，只是命令幽、瀛、沧、青四个州在海边煮盐，东魏朝廷收取食盐后再进行转卖，赚取高额的利润，做为朝廷财政收入和军费。
在农业经济时代，整顿经济不从田地着手，完全是治标不治本的。
幸亏那时候年景不错，东魏的田地连年丰收，才没有爆发大饥荒和农民起义。
在社会方面，高欢也没有进行改革。
东魏临淮王元孝友曾说：“今制百家为族，二十五家为闾，五家为比，百家之内有帅二十五，征发皆免，苦乐不均，羊少狼多，此之为弊久矣”，国家控制的人口太少而免税的人太多，那么食利阶层就比纳税阶层多，对国家的长治久安非常不利。
于是元孝友提议，恢复北魏的三长制度，但要缩小规模，以五家为比、十家为闾，这样便能强化国家对基层的控制，拥有更多的人口和赋税。
对于东魏的财政和兵员来说，元孝友的建议非常妥帖，但东魏朝廷没有接受，高欢也没有采纳。
这意味着高欢没有削弱东魏的既得利益阶层，而是选择继续保护他们的利益，结果必然是基层一盘散沙，地方势力坐大，国家财政和兵员日渐困竭。
高欢的做法，和历代王朝的开国皇帝相比，完全是反着来的。
如果说以上问题是高欢的能力、见识、认知导致的，那么种族问题便是高欢完全无法解决的，是东魏根深蒂固的痼疾。
高欢继承了破六韩拔陵、杜洛周、葛荣的衣钵，以六镇义军起家创建东魏，而六镇义军基本都是鲜卑人，那么鲜卑人做为东魏的原始股东，便是东魏的基本盘，鲜卑勋贵在东魏朝堂拥有绝对话语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欢必须照顾鲜卑勋贵的利益，并在东魏推行一种“逆汉化潮流”的鲜卑化政策，以至于高欢家族都鲜卑化了，被人称为“鲜卑儿”。
但东魏的疆域和山河四省基本重合，绝大多数人口是汉人，起兵推翻尔朱家族的时候，高欢又得到赵郡李氏、渤海高氏等汉人门阀世族的支持，那么东魏又必须重用汉人门阀士族的官员，组建一套处理政务的班子。
这就必然造成汉人和鲜卑人的对立，汉人门阀士族和鲜卑勋贵的对立。
高欢经常用鲜卑语向鲜卑军人说：“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然后用汉语向汉人说：“鲜卑是汝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
这件事，也能从侧面证明鲜卑人和汉人的对立程度。
而高欢刻意营造的两个权力中心，又为激化汉人和鲜卑人的矛盾埋下隐患。
高欢建立晋阳霸府是为战争服务的，以战功为立身之本的鲜卑勋贵，便常年在晋阳统军练兵，成为晋阳霸府的基石。东魏朝廷在邺城，日常任务是处理政务，以读书做官为立身之本的汉人门阀世族，便常年定居邺城。
这样一来，以鲜卑勋贵为核心的晋阳霸府成为了军事中心，以汉人门阀世族为核心的邺城朝廷成为了政治中心。
所以高欢留下的东魏，其实是个种族对立、权力中心对立、官场腐败不堪、经济制度混乱、社会弊病丛生的国家。
这样的国家，迟早要出问题。
做为高欢的最大对手，宇文泰的做为则是另一番景象。
虽然宇文泰是鲜卑人，但立足关陇创建西魏的时候，宇文泰麾下其实没有太多的鲜卑人，否则也不至于在“沙苑大战”时只有万余兵马。后来经过苦心经营，宇文泰终于有了数万兵马，结果在第二次邙山大战时，被高欢斩首三万级，其中肯定有大量的鲜卑老兵。
这就意味着，西魏的鲜卑势力并不强，而在立足关陇和抵御高欢的现实需求下，鲜卑勋贵必须团结关陇汉人的力量，结成有共同利益的政治集团。
事实上，那些创建西魏的元勋里，宇文泰、于谨、侯莫陈崇、独孤信是鲜卑人，李虎、李弼、赵贵和追随独孤信的杨忠都是汉人。
他们的团结合作，可以看作是西魏胡汉融合的先声。
“沙苑大战”后吸纳河东薛氏、第二次邙山大战后，宇文泰“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则是西魏胡汉融合的进一步发展。
在这样的基础上，公元550年，宇文泰创建了府兵制。
宇文泰首先根据战功，陆续任命了八名柱国大将军，包括安定公宇文泰、广陵王元欣、赵郡公李弼、陇西公李虎、河内公独孤信、南阳公赵贵、常山公于谨、彭城公侯莫陈崇，称为“八柱国”。
然后设立了一百座军府，凡是成为府兵的，免除一切赋税。
最后除宇文泰统领全军、元欣做皇室的象征以外，其他六个柱国大将军，每人统领两名大将军，每个大将军统领两名开府，每个开府统领一军，共计二十四军，分别统领一百座军府。
通过制度建设，关陇豪杰便被笼络到军府里，军府又有垂直的隶属关系、明确的晋升渠道，不论鲜卑人或者汉人，只要作战立功，都能得到公平晋升，甚至有机会成为柱国大将军，所以史书里写道——
“是后功臣位至柱国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者甚众。”
这种制度不强调种族对立，只强调公平晋升和同袍合作，所以府兵制事实上打造了一个有共同利益的、触角延申到关陇各地的军事集团。
公元554年，宇文泰颁布九命制度，类似于后世王朝的官员品级制度，三公和柱国大将军是正九命、三孤和开府仪同三司、雍州牧是九命、骠骑大将军和三万户以上的州刺史是正八命、四征将军和两万户以上的州刺史是八命……一直到一命的下士、武威将军等初级文武官职。
公元556年，宇文泰参考周礼设立六官——宇文泰是太师、大冢宰，李弼是太傅、大司徒，赵贵是太保、大宗伯，独孤信是大司马，于谨是大司寇，侯莫陈崇是大司空。
除了已经去世的李虎和元欣以外，其他的柱国大将军都出任了六官，共同执掌西魏朝政。
通过这两项改革，宇文泰不仅重建了西魏的政治秩序，还把六官和府兵糅合在一起，逐渐形成文武一体、出将入相的关陇故事。
虽然宇文泰也颁布了“以诸将功高者为鲜卑三十六姓，次者为九十九姓，所将士卒亦改从其姓”的政策，命令西魏将领和府兵都改成鲜卑姓氏，但这并不意味着宇文泰和高欢一样在推行鲜卑化。
因为西魏勋贵们也是出身代北六镇的，对孝文帝元宏的强制汉化改革不满，是他们根深蒂固的思想钢印，那么给勋贵、将领、府兵赐鲜卑姓氏，更像是对北魏末年那场巨大社会运动的承认，巩固自身合法性的手段，同时也是团结将领和府兵的策略，和东魏的鲜卑汉人对立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在宇文泰的经营下，西魏的种族界限逐渐消失，鲜卑人和汉人都在国家制度的框架里努力奋斗，追逐自己的美好前程。
归根到底，阶级利益永远高于种族利益，谁能明白这一点，谁就抓住了整顿乱世的精髓。
此外，宇文泰命度支尚书苏绰模仿《周书》作《大诰》，宣布“自今文章皆依此体”，改革了魏晋以来的浮华文风，奠定了质朴简洁的新文风。
处死担任秦州刺史的表兄王超世，从自己的亲戚下手，威慑群臣整顿吏治。
坚持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保证农民能得到土地，国家也有稳定的财政来源。
趁高欢薨逝后，侯景到梁国攻城略地导致梁国内乱的机会，命大将军杨忠南下经略江汉、大将军尉迟迥攻取巴蜀，达到“侯景之乱，州郡太半入魏”的程度。
至此，那个立足关陇的穷弱西魏，已经崛起为蒸蒸日上的强大国家。
等做完这些事以后，宇文泰也在公元556年薨逝了。
不过历史终将证明，强人政治只能维持一两代人，能创建制度奠定万世基业的才是真英雄。
5
随着高欢和宇文泰相继薨逝，中国历史的主线，便从双雄争霸转变为政治传承，而高欢和宇文泰的作为，也决定了政治传承的胜败。
高欢薨逝后，长子高澄继承了他的地位，回到晋阳和鲜卑勋贵一起维护“鲜卑本位制”，然后任命高欢次子高洋为京畿大都督，留守邺城，处理日常政务。
当初高欢和高澄父子分别居住晋阳和邺城，形成东魏的双头军政格局，保证了高氏家族的最高地位，现在高澄和高洋兄弟并列于晋阳和邺城，依然是双头军政格局。
从这个角度来看，高澄继承了高欢的地位，那将来继承高澄地位的必然是高洋。
和白手起家的高欢相比，天生富贵的高澄非常狂放，自从主政东魏以来，便不注意臣子的礼节，连起码的面子工作都不愿意做。
东魏孝敬帝元善见喜欢打猎，但是在高澄的严密监督下，元善见每次到邺城郊外打猎，都会得到大臣的告诫——“天子勿走马，大将军嗔”，您千万别跑的太远，否则高大将军要发怒了。
元善见在酒宴上发脾气：“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此生为”，国家总是要亡的，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呢？高澄大怒，随即说了一句名言：“朕？朕？狗脚朕”，命中书黄门侍郎崔季舒上前，打了元善见三拳。
元善见越想越气，决定清除高澄收回权力，结果被高澄发现，直接带兵进宫发问：“陛下何意反”，和司马昭如出一辙。
就这么个狂人，公元549年到邺城的时候，被膳奴兰钦刺杀，高洋利用执掌邺城政务的有利地位，随即取代高澄成为东魏的辅政大臣，然后回到晋阳联络鲜卑勋贵，一年后晋爵为齐王，并逼元善见禅位，建立北齐王朝。
高阳是不输于高欢的政治强人。
他曾统领大军北伐契丹，“露髻肉坦，昼夜不息，行千余里，踰越山岭，为士卒先，唯食肉饮水，壮气弥厉”，俘虏契丹十余万人口，数百万牲畜。然后统领五千骑兵到沃野镇驱逐柔然，俘虏两万人口，数十万牛羊牲畜，以至于被称为“英雄天子。”
但也正是从高洋起，鲜卑人和汉人、晋阳和邺城的矛盾开始露出水面。
刚建立北齐的时候，高洋准备立赵郡李氏出身的正妻李祖娥为皇后，但高隆之不同意：“汉妇不可为天下母，宜更择美配”，言外之意就是，鲜卑人才有资格做皇后，汉人不配。
高洋可能高洋觉得，自己就能代表晋阳和鲜卑人，册立李祖娥为皇后，正好笼络邺城和汉人门阀世族，便没有接受高隆之的意见，坚决册立李祖娥为皇后。然后回到晋阳，命太子高殷留在邺城监国。
这又是一个父子分居晋阳和邺城的双头军政格局。
但和前人不同的是，太子高殷是“温裕开朗、礼士好学”的人，典型的汉家士人的作风，高洋非常生气：“得汉家性质，不似我”。
这样的太子，肯定不可能坐稳皇位，于是高洋在公元559年驾崩前，苦口婆心的嘱托常山王高演：“夺则任汝，慎勿杀也”，反正已经汉化的高殷不可能做鲜卑化的北齐皇帝，那皇位不如交给你，给高殷留条性命吧。
事实证明，根本不用高洋亲自嘱托，在他驾崩后，北齐就爆发了一场血腥的政治斗争，直接把常山王高演逼向皇位。
由于高洋临终时的刻意安排，太子高殷继位之后，常山王高演出任太师、录尚书事，长广王高湛出任大司马、并省（晋阳）录尚书，兄弟两人分别坐镇晋阳和邺城。
但出身弘农杨氏的尚书令杨愔，准备辅佐已经汉化的高殷改造北齐，便准备逼高演和高湛做州刺史，彻底离开北齐的军政中心，并谋划剥夺太皇太后娄昭君的最后决定权，转交给皇太后李祖娥。
娄昭君是高欢的原配夫人，正儿八经的代北鲜卑人，现在代表鲜卑勋贵的利益，赵郡李氏出身的李祖娥，则能代表汉人门阀世族的利益。
可以说，杨愔的最终目的，其实是清洗鲜卑勋贵，让北齐成为真正的汉化王朝。最关键的是，皇太后李祖娥并没有否定杨愔的计划，保持默认态度。
那么鲜卑勋贵能忍？娄昭君能忍？
所以杨愔的计划走漏风声以后，常山王高演、长广王高湛、鲜卑勋贵贺拔仁和斛律金联合起来，在宴席上把杨愔乱揍一顿，眼球都给打出来了，随后处死杨愔及其党羽。
太皇太后娄昭君也吐槽：“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妪斟酌”，高氏皇族和鲜卑勋贵，怎么能受李祖娥的摆布呢？便废除高殷的帝位，册立常山王高演为北齐皇帝。
随后北齐新皇帝高演返回晋阳，长广王高湛以太傅、京畿大都督的名义留在邺城处理政务。
北齐再次回到晋阳和邺城并立的军政双头格局。
经过这次斗争，北齐的政治秩序彻底紊乱，永远失去了挽救国运的机会。
高演驾崩后，在娄昭君的支持下，能维护鲜卑勋贵利益的高湛到晋阳继位，数年后又传位给年仅十岁的高纬。
高湛和高纬都是荒淫无道的人，而北齐需要的是政治强人，于是在他们两人的统治下，宦官和士开、宫廷女官陆令萱陆续权倾朝野，导致北齐的痼疾新病一起爆发，政治混乱、经济崩溃、国力江河日下。
在高欢和宇文泰的时代，宇文泰麾下的府兵每年冬天都要凿开黄河，防止高欢趁黄河结冰的时候入侵。经过北齐二十年的内耗，结果成了北齐士兵每年冬天凿开黄河，防止关陇的老对手入侵。
从政治传承的角度来看，北齐是非常失败的，而这些苦果都是高欢种下的因。
那为什么宇文泰的政治传承就能成功呢，直至国力超越北齐？
因为宇文泰真正的接班人是宇文护，宇文护又传递给宇文邕，在西魏改革成功国力强盛的基础上，保证了政权的稳定传承。
宇文泰薨逝前叮嘱中山公宇文护：“吾诸子皆幼，外寇方强，天下之事属之于汝，宜努力以成吾志”，西魏政权就交给你了，千万不要辜负我的期望啊。
那时宇文泰已经立年仅十五岁的宇文觉为世子，所以这句话可能有两个意思——
如果世子宇文觉可以辅佐，你就取代我做权臣，等宇文觉成年后再还政给他。如果宇文觉不能辅佐，你就改朝换代登基称帝，再造宇文天下。
总而言之，继承这份事业进而一统天下，比权力在子孙后代中传承更重要。
这份觉悟，简直可以和刘备相提并论。
但确定了接班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需要解决——
实际创建北周的宇文泰不在了，和他共同创业的勋贵们大部分都在，这些人在战场上厮杀数十年，立下赫赫战功。他们不愿意支持宇文护，同时也想趁机起兵夺位，成为可以改朝换代的新权臣。
史书里写道：“中山公护，名位素卑，虽为泰所属，而群公各图执政，莫肯服从。”
于是宇文护做了两手准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团结起来，不服从的勋贵全部诛杀，恩威并施，双管齐下。
他首先到于谨家里寻求支持。
早在宇文泰做夏州刺史的时候，于谨就是夏州长史，属于宇文泰的嫡系班底，所以见到宇文护以后直接表态：“今日之事，必以死争之”，随后就在朝堂鼎力支持宇文护：“公若统理军国，谨等皆有所归依”，说完便行跪拜大礼。
于谨的做法，实际上是在争大势，逼其他人表态支持，如果在这个时候跳出来争权夺位，那资历深厚且战功赫赫的于谨便不客气了。
而其他人思考一下，觉得没有和于谨同归于尽的勇气，更没有得到大多数勋贵支持的把握，便陆续向宇文护跪拜行礼。
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556年10月，宇文护拥立宇文觉为太师、柱国大将军、大冢宰，然后逼西魏皇帝封宇文觉为周公。次年正月，宇文觉接受西魏禅让，建立北周王朝，而宇文护成为北周大司马，统领全部兵马并辅佐朝政。
完成改朝换代的明面工作，宇文护露出獠牙，开始清理那些不服从的勋贵。
那时赵贵已经晋升为楚国公、太傅，独孤信晋升为卫国公、太保，他们两人对宇文护辅政非常不满，“皆怏怏不服”，经常在私下吐槽，赵贵甚至想起兵谋杀宇文护。
宇文护听到消息以后，干劲利落的诛杀赵贵，逼独孤信自杀。
凭战功做到仪同三司的齐轨说：“军国之政，当归天子，何得犹在权门？”但在宇文护看来，十五岁的天子如何处理军政事务？归天子等于归你们，那归了你们以后，是不是要培植自己的家族和班底了？
宇文护直接诛杀齐轨。
宇文护不仅诛杀勋贵，皇帝做错事也照杀不误。
公元557年，司会（主管财政）李植、军司马孙恒、贺拔提等人建议宇文觉，剥夺宇文护的辅政大权，亲自处理军政事务，宇文觉同意了。
北周刚建立一年就出现这种事，对于宇文护来说，是个非常严重的危机。
于是宇文护进宫哭诉：
“天下至亲，无过兄弟，若兄弟尚相疑，他人谁可信者？太祖以陛下富于春秋，属臣后事，臣情兼家国，实愿竭其股肱。若陛下亲览万机，威加四海，臣死之日犹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后，姦回得志，非唯不利陛下，亦将倾覆社稷，使臣无面目见太祖于九泉。”
宇文护的核心意思是三点——
堂兄弟都信不过，勋贵更信不过。
我不怕死，但我怕死后江山易手。
没有完成任务，我没脸到地下见宇文泰。
我觉得这是宇文护的真心话，尤其是李植之父李远是柱国大将军，位高权重手握重兵，他们要求宇文觉亲政，目的并不单纯。
然而，宇文护的话没有打动宇文觉，铁了心要除掉他。为了北周的政权稳定，宇文护只能废除宇文觉，立宇文泰的庶长子宇文毓为帝，并诛杀柱国大将军李远、司会李植等人。
三年后，宇文毓开始收权，宇文护又用糖饼毒杀宇文毓，拥立宇文泰四子、年仅18岁的宇文邕继位，宇文护也晋升为大冢宰、都督中外诸军事，正式奠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我倒不是说宇文护是纯洁无暇的白莲花。
从道德层面来说，宇文护诛杀皇帝和勋贵都是政治污点，而且也夹杂着浓重的个人野心。但在现实层面，宇文护用血腥的手段迅速接替宇文泰，事实上保证了西魏到北周的平稳过渡，并巩固了北周政权，延续了宇文泰的改革政策。
北周没有和北齐一样政局混乱，宇文护是有大功的。
而自古以来，权臣只有两种结局，要么更进一步登上皇位，要么被坐在皇位上的人斩杀，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三种可能。
既然宇文护只想继承宇文泰的遗志，守护北周这份家业，没有登基称帝的想法，那么等待他的便是身死族灭的命运，无非是时间早晚罢了。
公元572年，宇文邕已经三十岁，宇文护的健康指标却非常良好，宇文邕不想再等下去了，便联合胞弟宇文直、下大夫王轨等人，趁宇文护进宫的时候，把他乱刀砍死，随后派兵到处捕杀宇文护的子弟和党羽，一举夺取北周的军政大权。
此时宇文泰的儿子们都长大了，于是北周的新班子就成了这样——尉迟迥是太师、窦炽是太傅、李穆是太保，宇文宪是大冢宰、宇文直是大司徒、陆通是大司马、辛威是大司寇、宇文招是大司空。
总共八个人，其中三个是宇文泰的亲儿子、宇文邕的亲弟弟。
权臣宇文护就此完成他的历史使命，到地下向宇文泰汇报工作去了，北周的基业顺利传承到宇文邕的手里。
相比北周的顺利传承，北齐已经乱成一锅粥，甚至能征善战的斛律光、高长恭都被处死。
公元575年，宇文邕亲自统领北周的精兵悍将渡过黄河，然后沿着汾河逆流而上，相继攻破平阳、晋阳，再出滏口直扑邺城，一战消灭北齐，将三百万户人口纳入治下。
长达四十二年的争霸战争，就此画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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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邕在历史上被称为北周武帝，后人每次提起，都为之惋惜。因为消灭北齐的两年后，宇文邕便暴病而亡，年仅三十六岁。
北周的下一任皇帝，是刚满二十岁的北周宣帝宇文赟。
按道理说，宇文赟的年纪不小了，中原的争霸战争也结束了，南方的陈国不过是苟延残喘，翻不起浪花来，只要有正常的行为能力，“统一华夏再造乾坤”的荣耀，必然伴随着宇文赟出现在史册里。
然而，宇文赟偏偏是脑子不灵光的缺心眼。
早在做太子的时候，宇文赟就经常“嗜酒、失德”，完全不具备做太子的素质，宇文邕为了政权的稳定传承，除了请名师教导，还亲自严加管教，命东宫属官记录宇文赟的言行举止，每月向他汇报一次。
但是不论如何苦口婆心的教导，他都不开窍。
王轨曾和贺若弼说：“太子必不克负荷”，言外之意是太子宇文赟不是合格的继承人，贺若弼的反应是“深以为然”，这说明太子宇文赟的昏庸无能，已经成为关陇勋贵门阀的共识。
这一点，宇文邕也心知肚明，破口大骂道：“古来太子被废者几人，余儿岂不堪立邪”，你再不上进，我就废了你的太子位，反正我的儿子不止你一个。
不过，说归说做归做，宇文邕终究没有废除他的太子位。
因为他的次子宇文赞也不成器，其他儿子的年纪太小，根本没法做太子，而宇文邕又没有其父宇文泰的格局，不愿意皇位落到旁系之手。于是他只能立宇文赟做太子，也没有找到忠于自己的“宇文护”。
就这样，北周的大好江山，落入宇文赟这个活宝的手里。
公元578年，宇文赟刚继承皇位，就指着其父宇文邕的棺材大骂：“死的太晚了”，随后进入后宫，逼后妃们和他乱伦。
等安葬了宇文邕以后，他担心宗室诸王来抢皇位，便非常任性的诛杀齐王宇文宪及其党羽上大将军王兴、上开府仪同大将军独孤熊、开府仪同大将军豆卢绍等人。
次年五月，宇文赟专门设立了五个王国，命赵王宇文招、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逌到外藩就国，不要在长安晃悠了。
做完这些事以后，宇文赟开始广开后宫、打猎、出游、杀戮，总之就是放肆的玩耍，什么刺激玩什么，结果不到一年时间身体就垮了，于公元580年驾崩，北周江山留给年仅八岁的宇文阐。
宇文泰的后代里，出了这么个不成器的玩意，真是造孽。
那些宇文泰亲手培植起来的关陇勋贵门阀，此时能怎么办呢？
天下没有统一，皇权没有深入人心，一旦遭遇庸主和幼主，简直是毁灭性打击。远有后赵、前燕、宋、齐、梁、陈，近有刚刚覆灭的北齐，都用亲身经历告诉他们，结果是什么。
到底是给宇文家族殉葬，看着亲手创建的政权垮台，还是寻找新的继承人，接手这份数十年传承下来的事业，并保住自己的利益？
历史告诉我们，关陇勋贵门阀选择了后者。
宇文赟驾崩的时候，极受宠幸的小御正刘昉，便找到隋国公杨坚：“我们决定了，由你来做辅政大臣，我们辅佐你。”
杨坚是大将军杨忠的儿子、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的女婿、宇文赟的正牌岳父，是关陇勋贵门阀的核心人物，政治资源极其丰厚，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做北周的辅政大臣。
他利用职务之便给了杨坚利益，杨坚也必然要给与丰厚的回报。
就这样，杨坚以“总知中外兵马事”的身份，站在北周的权力中心。
而根据魏晋南北朝的经验，异姓一旦掌握了最高权力，便没有回头路可走，要想活命，只能继续努力，直至黄袍加身的那一刻。正如杨坚之妻独孤伽罗说的：“大势已然，骑虎之势，必不得下。”
这一点，杨坚非常清楚。
于是杨坚和宇文泰一样，迅速抓住历史赐予的机会，利用辅政大臣的身份给自己加官进爵，在一年内陆续成为“百官总己以听”的左大丞相、大丞相、相国、隋王、加九锡，并召回到外藩就国的宇文氏诸王，干净利落的诛杀，彻底清除宇文氏的军政势力。
走到这一步，杨坚顺理成章的成为关陇勋贵门阀的代表，他们知道事已至此，没有其他选择，便紧密团结在杨坚的周围，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申国公李穆曾追随宇文泰讨伐侯莫陈悦，参加过邙山大战，还在战场上救过宇文泰的命，连他都给杨坚写信：“愿执威柄以尉安天下”，可以说选择一个能继承事业并发扬光大的人，是关陇勋贵门阀的共识。
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州总管尉迟迥、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起兵讨伐杨坚的时候，在关陇勋贵门阀的支持下，杨坚不到半年便平定了。
因为尉迟迥虽然是宇文泰的外甥，但已经65岁了，未来前途渺茫。司马消难是宇文阐的岳父，但他也是北齐降将。王谦虽然是大将军王雄之子，但能力平平。
他们三人都不能代表关陇勋贵门阀的利益，更不可能驾驶这艘大船，开往更辽阔的远方。
公元581年2月，隋王杨坚接受北周静帝宇文阐的禅让，登基称帝，开创大隋王朝。
这期间杨坚还做了两件事——
“诸改姓者，宜悉复旧”，宇文泰时代改为鲜卑姓氏的府兵将士，全部恢复原来的姓氏。
接受崔仲方的建议，“除周六官，依汉魏之旧，置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北周的六官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沿用千年的三省六部制初步形成。
这两件事修正了宇文泰的政治路线，在北魏、西魏、北周不断调整摸索的基础上，敲下了百年汉化的最后一锤。
公元588年10月，杨坚出兵灭陈，终结了晋朝崩溃以来的三百年乱世，统一华夏再造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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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坚能完成这么伟大的事业，个人能力固然有过人之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三百年来无数英雄豪杰挣扎奋进，宇文泰和关陇勋贵门阀的兼容并蓄，给中国找到一条通往星辰大海的路。
个人能力往往要和历史的进程相结合，才能爆发最大的力量。
杨坚走在这条路上，身后是亿万追求幸福安稳的中国人，脚下是先行者的累累白骨，眼里则满是星辰大海。
数百年的薪火相传，无非如此。
范仲淹写过一首《书扇示门人》——
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地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
这首诗可以用来说曹操、司马懿、贾南风，也可以说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还有石勒、苻坚、慕容垂、冯太后、元宏、尔朱荣、高欢、宇文泰。
当然也包括杨坚。
杨坚收了前人的田地，依然有收人在后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