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帝乘秦之乱，奄有岭表，都于番禺，与汉高祖各帝一方，有爱民之仁，有保邦之智，武功慑乎蚕丛，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教民耕种，国富兵强，真英雄才略之主也。——黎嵩（越南）《越鉴通考总论》
秦汉之际，在中国的岭南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割据政权-南越国，它由南征百越的秦朝将领赵佗建立，最后在汉武帝时代为南下的汉军所灭，历五王，享国九十三年。
在中国的史书上，南越国一直是作为一个偏安岭南的割据政权而存在，然而我们的一个邻国曾认为南越国不是割据政权，也并不属于中国历史，相反南越国还是他们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赵朝，也是他们的国家的开端，而这个邻国就是越南。
在自秦汉到五代十国长达千年的岁月里，今天的越南北部地区几乎是不间断地被中原王朝设立郡县进行有效统治，越南史学界将这段北属中原王朝的时期称为“北属时期”，而中原政权对于包括今越南北部在内的岭南地区的开发，就始于赵佗建立的南越国。
赵佗建立南越政权后推行“和辑百越”政策，引入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实现了对岭南地区最早的开发，让岭南地区由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逐渐进入到了农耕社会，极大地促进了岭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越南在十世纪脱离中国统治走向独立之后，一方面出于为维护越南的独立地位的考虑，需要以一些本国历史上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杰出人物来证明中越两国之间自古“南北各帝一方”，因此“山川之封域既殊，南北之风俗亦异”，越南脱离中国统治完全合理。同时也能延长越南的国史，显得自己历史悠久、文化繁盛，是名副其实的“文献之邦”。
另一方面，越南在北属时期的“本土”杰出历史人物实在乏善可陈，于是只好将汉人赵佗建立的南越国作为本国的起源，以至于将“自赵、丁、李、陈之肇造我国”这样的文字写入了号称越南历史上第二个独立宣言的《平吴大诰》里。越南后黎朝官修史书《大越史记全书》中更是声称“赵氏一失其守，国亡绝统”，将南越国亡于西汉看作是越南的“国亡绝统”。
此外，古代越南深受中华文化影响，一直以“南天中华”自诩，甚至自视为“南朝”，而视中国王朝为“北朝”，制度文化上几乎是全盘照抄中原王朝，文字也使用汉字书写，并未真正构建起现代意义上的越南民族认同。因此，当时的越南自视为赵佗南越国的后人并引以为傲自然也就不足为奇。
再者越南自白藤江之战击败南汉走向独立之后就一直对两广地区存在觊觎之心，李朝时期更是以宋神宗昏庸、王安石变法误国为由兴兵讨伐北宋，并攻入广西境内大肆屠戮。到了明清易代之际，郑主掌控下的后黎朝政权更是试图趁机浑水摸鱼出兵两广以“收复故土”，在清军的果断行动下，越南才暂时打消了吞并两广的念头。
越南西山起义期间，西山起义军领袖、西山朝第二代帝王阮惠更是通过支持广西天地会起义、广东海盗骚扰等方式使两广疲弊，并制造大型战船，随时准备展开“收复”两广的作战。虽然后来随着阮惠的去世，西山朝逐步走向衰落并亡于反扑的阮福映势力之手，但阮福映一统越南、建立越南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阮朝之后，同样继承了越南历朝历代对两广地区的野心。
不仅在请求嘉庆帝册封时要求使用“南越”之名（后来嘉庆帝从中看出阮福映的野心，便将“南越”二字倒过来，变成“越南”，这也就是“越南”国名的由来），还曾一度把清朝列为假想敌，策划北伐战争。
由此可见，越南历史上始终存在吞并两广地区的企图，将领土范围包括两广及越南北部地区的南越国视为祖先，自然也就能加强越南对两广地区领土要求的“合理性”。这也是越南历代将南越国当作“赵朝”写入史书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战结束之后，在战后美苏意识形态冲突、越南的殖民历史以及特殊的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下，越南分裂为越共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以及美国支持的越南共和国（南越）两个部分，南方的南越政权依旧坚持赵朝是越南历史上的正统王朝的观点，甚至在其覆灭前夕还编写了南越国的相关史书，声称南越国是“纯粹的越人国家”，与中国关系不大。
而北越则认为赵佗根本不是越南的赵武帝，而只是一个“中国入侵者”，南越国也只是“中国入侵者建立的政权”，是越南北属历史的开始。南北越统一之后，北越的“中国入侵政权”论自然压过“赵朝正统”论，成为了当今越南史学家的主流观点。
越南人对“赵朝”看法的转变其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越南由东亚史观到民族史观、由“南天中华”到建构起现代民族意识的认同转变。在古代，深受中华文明的日、韩、越等国都以中华文化为纽带建立起“小中华”认同。
到了近代，在民族主义兴起的大趋势下，建构在文化基础上的“小中华”认同日渐衰微，这既是在近代中华文化衰微，以及民族主义兴起的现实冲击下的无奈，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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