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体制越发展，人们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也就越高。以食品来说，过去，人们日常的饮食几乎完全都在家中自制，而现在，人们大量地从市场中购买现成的食品。买现成的，不仅方便，而且可以吃到许多家里不容易制作的食品。问题是，这些买来的食品卫生、质量可靠吗？消费者凭什么相信市场中的陌生人呢？
也就是说，与人们在家中自制食品相比，买来的食品会额外产生一个信任问题。要想保证食品的安全可靠，以及用料讲究，必须付出相应的成本，而对于市场中永远在追求成本最小化的商人，消费者很有理由怀疑他们会寻找各种机会，以牺牲食品卫生、质量为代价降低成本，增加利润。
如果不能解决消费者的信任问题，大规模的食品市场就不会在现实中出现。消费者的信任问题实际上就是经济学中所谓的交易费用的一部分。因为交易费用过高，从而市场交易不能出现的例子并不少见。比如曾经兴盛一时的“点子公司”，就因为无法解决信任问题而没有继续发展。而对于食品来说，实际情况是存在大规模的食品交易市场。也就是说，虽然消费者满心疑窦，但他们还是不断地在市场中购买各种食品。
看来已经存在对这个问题的某种解决办法，尽管这个办法也许是不充分和不理想的。
确实如此。这个办法就是市场竞争。相对于生产者，消费者永远知识不足，经验不足。“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这句话是一点儿也不错的。因此，不能指望着消费者去直接监督生产者。消费者所能依靠的，就是生产者之间的彼此竞争。因为要在竞争中取胜，生产者就要竞相取悦消费者，他们会主动展示自己产品的优点，或明或暗地指出对手产品的不足之处，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消费者解决了信息和知识不足的问题。
除了直接的竞争手段外，商标品牌也是市场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解决消费者信任问题的有效手段。一个商人，给自己的商品规定一个商标。如果他长期努力诚实地经营，一直向市场提供优质商品，这个商标就会被消费者所记住，并成为优质商品的代名词。当商标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以后，商人以往的所有努力就相当于他在市场继续存在的抵押品。他一旦不再诚实守信，消费者就会失去对商标的信任，也就是出现“倒牌子”，那么，他过去的所有努力就会付之东流，等于是他的抵押品被“没收”了。在商标制度下，越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人，在拥有知名商标的情况下，就越会诚实守信，因为相比于他多年的努力和投入，在任何一个单笔生意中投机取巧都是不合算的。
应该说，商标品牌是一种很有效的市场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制度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一般来说，在简单初始的市场中并不具备。商标而是市场体系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的产物。也就是说，面对看起来难以解决的消费者信任问题，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市场会发展出有效的解决办法。这其中的要点有两个：一、即使存在某种问题，也不要轻言市场失败。很可能假以时日，市场自会发展出超出任何个人智慧的解决办法。二、市场的这种发展成熟，需要越来越严密复杂的制度基础。简单的市场，面对面交易，对制度条件依赖很少，但这种简单的市场也无法克服许多问题。而复杂的市场，虽然能够有效地解决许多问题，但依赖的社会和政治条件要多得多。许多不发达的市场体系之所以不发达，并不是像许多人描述的那样，是由于文化或者传统等等虚幻的原因，就其实是因为所处的社会环境不能为复杂的市场体系提供足够的制度支持。
以食品市场来说，商标品牌制度的出现，已经在解决消费者信任方面实现了很大的进步。那么，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市场中，已经广泛存在商标品牌制度的条件下，食品安全问题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呢？
首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商标品牌体系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维护和发展。从法律角度来说，商标侵权、伪造、仿冒的行为并未得到有效遏制。消费者还不能仅仅依靠商标就相信某种商品。同时，这种情况的存在也使得许多企业不愿意在建立商标声誉上投入成本。食品市场上没有商标、没有品牌的商品大量存在。消费者只能依靠自己的鉴别能力去判断商品质量。而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其次，商标品牌信誉的建立需要一定的时间。现在看起来，这种发展的速度要低于食品市场化的速度。结果就是在大量食品市场化的同时，却没有同时建立起相应的消费者信任机制。这就给不良商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除去这些原因以外，更重要的、但一般不为人所知的原因就是，由于基础政治条件的缺失，市场不能够继续自由发展，许多其他国家在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上行之有效的办法不能出现在中国。也就是说，市场本来是可以通过继续发展来解决问题的，但现在这种发展无法进行，原因是没有相应的政治条件。
虽然亚当·斯密说过：“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但对于食品生产来说，完全交由一心赚钱的陌生人，总是多少让人感到有些不放心。这倒也是人之常情。相比于其他商品，消费者对食品要求有更高的信任度。毕竟，这是直接吃到肚子里的东西。比如说，完全可能的是，为了增加利润，生产者些许的偷工减料，并不会对产品质量造成明显的问题，短期内对消费者的健康也没什么影响，但对健康的不利影响会在长时间后表现出来。换句话说，仅仅是市场竞争，并不能让消费者对食品卫生和质量完全放心。
从企业理论的角度来讲，企业并不见得一定要实行投资者所有制——也就是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企业可以采用的所有制结构是多种多样的。具体采用哪一种制度，由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管理成本共同决定。假如某一种商品的市场交易成本过高，需要消费者高度的信任，比如农民用的种子，这时，这个行业的资本家私有企业可能就会由于市场信任度不高，竞争不过农民自己合作创办的集体所有企业。这在许多国家都是长久以来的现实情况。不少农业发达的国家都广泛存在农民自己组织的企业，农民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同时，他们也是企业的主要产品——比如种子的消费者。自己所有的企业当然可以给消费者提供更高的信任度。这种情况往往被左翼人士理解为反市场体制的胜利，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反市场，只不过是市场主体进行成本收益比较之后的自愿选择，仍然符合市场经济的核心特征——人们之间的自愿协作和交易。
如果消费者对市场中的食品质量不放心，他们完全可以自己组建消费者合作社，购买或者租用土地、农业劳动力等各项农业生产资料，雇用专业的经理人进行管理，生产出来的产品专供合作社的成员消费。实际上，现在在美国等国家，许多保险公司都是由保单持有者所有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避免保险公司为了追求利润不顾投保者的资金安全而去冒过分的风险。
与资本家所有的企业相比，消费者合作的企业既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在于非常好地解决了消费者对商品质量的信任问题，劣势在于这样的合作企业往往不以经济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于是，企业的效率不如资本家所有的企业高。
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还有另一种办法，这也是目前大多数公众舆论一再呼吁的办法，那就是加强政府的监管力度。但是，与建立灵活多样的企业机制相比，政府监管显然效率要低得多，而成本要高得多。依靠市场机制是依靠消费者的自利来解决问题，而依靠政府监管，则政府官员的自利又会成为需要解决新的的问题。
可是，目前中国基本并不存在那种消费者所有企业，，为什么会如此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多样化的企业所有制要求土地、金融、劳动力等各项生产要素实现自由流动和自由配置，要求这些生产要素尽可能按照价格信号的指引分配。这些在目前的中国根本做不到。
于是，市场这方面的自发演变就成为不可能了。加强政府监管成了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唯一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计，食品安全问题将成为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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