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品茗

 第六次论战：关于“（分瓜）（瓜包）斝”和“点犀乔”

    《红楼梦》第四十一回写宝玉、黛玉、宝钗到栊翠庵品茶，妙玉给宝钗用的饮器叫（分瓜）（瓜包），给黛玉用的叫点犀乔。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红楼梦》的注中，释“卑”为古代的大酒杯，“（分瓜）”、“（瓜包）”系瓜类名，所以颁爬斝就是近似瓜类形状的酒杯；释“乔”为古代碗类器皿，“点犀”用的是李商隐诗’“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典故。 
    1961年8月6日，老作家沈从文在《光明日报》上撰文，对人文版《红楼梦》的注释提出商榷。他说明代以来，南方新抬头的士绅阶层中，流行用葫芦或编竹丝加漆作茶酒器，讲究的还要仿照古代铜玉器物，做成各种形态花纹。（分瓜）（瓜包）斝，就是“用爬瓜仿作斝形”，而不是人文版注释中所说的“这个卑类杯近似瓜类形状”。沈从文说“正好相反”，这是就“务实”方面而言，至于“务虚”方面，他认为作者是用此器物隐喻妙玉做作、势利、虚假，因为俗语有“假不假?班包假。真不真?肉挨心”的说法。颁爬卑疑是“班包假”．的谐音。至于点犀乔，沈从文说系宋明以来，官僚贵族为斗奢示阔，用犀角做成的酒器，足甚高，中间有白线直透到角顶。书中以此器象征妙玉的“透底假”，在手法上使用的会意，与（分瓜）（瓜包）的谐声相映成趣。他认为《红楼梦》第四十一回这节文字：“重点主要在写妙玉为人，通过一些事件，见出聪敏、好洁、喜风雅，然而其实是有些做作、势利、虚假，因之清洁风雅多是表面上的。作者笔意双关，言约而意深。甚至于两件器物取名，也不离开这个主题，前者是谐音，后者却是会意。也可说并非真有其物，可又并不是胡乱凑和；” 
    沈从文是文学大家，又是古器物专家，他出面从历史、文物、习俗和修辞几个方面对《红楼梦》的注释进行商榷，提出新解，不独为训诂，同时也是一篇卓见别具的赏析之作，自然会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由于涉及对妙玉性格的理解，研究者中间也有不同意见。 
    1961年10月22日，周汝昌的《也谈“（分瓜）（瓜包）”和“点犀乔”，》在《光明日报》刊出，表示赞同沈从文提出的曹雪芹描写这些古怪饮器名称，不限于字面意义。但他不同意说妙五“凡事皆假”，理由是《红楼梦曲》中的《世难容》一支，充满了悲愤，没有丝毫讥嘲口吻；是续书把妙玉糟蹋了。他说：“我以为，特笔写出给钗、黛二人使用的这两只怪杯，其寓意似乎不好全都推之于妙玉自己一人，还应该从钗、黛二人身上着眼，才不失作者原意。”宝钗用颁爬卑，暗含这位姑娘的性情是“班包假”，与书中“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的描写正合。而“点犀乔”，周汝昌说庚辰本、戚序本皆作“杏犀乔”，用之于黛玉，则是“性蹊跷”的隐语，不能采取会意的解法，这与书中描写的黛玉“怪僻”、“多疑”、“小性”、“心重”的性格，也相符合。周妆昌还提出，“（分瓜）（瓜包）斝应该是古匏器，而不是忱从文所说的明清时代的葫芦器；“乔”字也没有“高足器”的意思，因为书中明言“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不可能有高足的钵。 
    周汝昌的文章发表不久，《光明日报》又刊出了沈从文的致周汝昌书，仍坚持（分瓜）（瓜包）斝是明清器物，与古代爬器不相干。他说古爬器和明清仿斝（瓜包）器他“过手过”，“说的大致不会太错”。关于“点犀乔”还是“杏犀乔”，他对“杏犀”一名深表怀疑，写道：“就我所知，谈犀角事诸书，实均无此名色。”而“乔”字，如从实说，他认为肯定是高足器，根据有二：“一、事实上只有这种高足犀角饮器，可还从未见有似钵而小的犀角饮器。谈谈犀角杯品种还是不为白费。二从宇义说，高足铜鼎为‘饼鼎’，高脚木马名‘高跻’，桥字本身也和隆耸不可分。以类例言，还是高足器皿为合。” 
    这是一次学术性和知识性颇强的红学学术论争，后来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可能与在两位大家面前很多人都感到知识准备不足有关。 

第七次论战：曹雪芹卒年会战

    曹雪芹卒年问题，是考证派红学的必争之地。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始而提出卒于乾隆乙酉(1765年)，在《跋红楼梦考证》里改为甲申(1764年)，后来甲戌本出现，根据“壬午除夕”的脂批，复主壬午(1762年)。1947年，周汝昌提出卒于癸未(1763年)，从此壬午、癸未两说长期争论不休，前后发表的文章达数十篇之多。 
    1962年曹雪芹二百周年忌日前夕，卒年论战达到高潮，仅《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发表各种不同观点互相驳难的文章十三篇，盛况实属空前。我们不妨看看文章的题目和作者阵容： 
    吴恩裕：《曹雪芹的卒年问题》； 
    周绍良：《关于曹雪芹的卒年》； 
    陈毓罴；《有关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榷》； 
    邓允建：《曹雪芹卒年问题商兑》； 
    吴世昌；《曹雪芹的生卒年》； 
    朱南铣；《曹雪芹卒年壬午说质疑》； 
    周汝昌；《曹雪芹卒年辨》； 
    吴恩裕：《曹雪芹卒于壬午说质疑——答陈毓罴和邓允建同志》； 
    邓允建：《再谈曹雪芹的卒年问题》； 
    陈毓罴：《曹雪芹卒年问题再商榷》； 
    吴世昌：《敦诚挽曹雪芹诗笺释》； 
    周汝昌：《再谈曹雪芹卒年》； 
    吴恩裕。《考证曹雪芹卒年我见》； 
    考证派红学的大将全部出马，文章集中发表在影响很大的《光明日报》和《文汇报》上，虽未形成定论，讨论得相当深入，是一次充分反映红学学术水平的论争，社会各界为之刮目相看。这之前，由于胡适、俞平伯的力主，壬午说略占上风；经过1962年的会战，癸未说明显得势。但后来甲申说复出，对“壬午除夕”的脂批重新加以句读，确认“壬午除夕”是批语署年，不是雪芹逝去时间，壬午和癸未两说便都处于守势。 
    尽管如此，围绕曹雪芹卒年问题展开的论争，特别是1962年的集中会战，在红学史上不能不说是一次盛举，增加了冬们对红学的无穷兴味。 

第八次论战：吴世昌与伊藤漱平辩论“堂村序文”

    《红楼梦》-卷首“此开卷第一回也”一段文字，以及早期抄本有些回次正文之前的附加文字，究竟出于何人之手?一向是有争议的问题。不过许多红学家都倾向认为，这些文字是脂砚斋或其他批书人所写的回前总评，胡适、俞平伯等都是这么看的。1961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始提出这些通常被看作回前总评的文字，突际上是脂砚斋保存下来的“棠村序文”，随后作者又在—《我怎样写红楼梦探源》一文中，做了进一步的阐发。 
    吴世昌立论的主要依据是甲戌本第一回列举书名一段上面的脂批：“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研究者一般都主张，“故仍因之，是指《红楼梦》书名演变过程中，曾有过《风月宝鉴》一名，现在为了纪念棠村，就把这一书名保下来了。吴世昌则认为，“睹新怀旧”的’“新”，指的是“增删五次”之后的新稿，“旧”-是指“旧有《风月宝鉴》之书”，所“因之”的是棠村为旧稿写的序。这一解释诚然与众不同，但支持者寥寥。日本的《红楼梦》翻译家伊藤漱平先生于1962年，在第八号《东京支那学报》上撰写《关于红楼梦第一回开头部分的作者的疑问》的专文，向吴世昌提出商榷；仍认定每回正文前的那些附加文字是脂砚斋所写的回前总评，而不赞成关于“棠村序文”的说法。对此，吴世昌先生在1964年第十号《东京支那学报》上发表《论石头记中的棠村序文——答伊藤漱平教授》的文章，一一加以辩驳，坚持己说甚力，且措词尖锐，态度不容置辩。伊藤在文章中采取逐回考察总评的方法，证明吴世昌的棠村序文说不能成立，吴世昌说这是“最无理的论点”，绝不能容忍。他写道：“我和伊藤素昧平生，彼此无恩无怨，真不知道他何以要这样和我过不去。” 
    1964年第十号《东京支那学报》在发表吴世昌的答辩文章的同时，也刊载了伊藤氏的答吴世昌的反驳的文章，题目是《关于红楼梦第一回开头部分的作者的疑问订补——兼答吴世昌氏的反驳》。两位不同国度的红学家辩难析疑，争论得不可开交，中外学术界都为之瞩目。 

第九次论战：《废艺斋集稿》的真伪

    《废艺斋集稿》是曹雪芹的一部佚著，1973年，吴恩裕在《文物》杂志第二期上以《曹雪芹佚著及其传记材料的发现》为题，发表长篇介绍文章，曾在红学界引起轰动。据吴先生说，这部佚著共分八册：第一册是关于金石的；第二册题目是。《南鹞北鸢考工志》，专讲扎、糊、绘、放风筝；第三册讲编织工艺；第四册讲脱胎工艺；第五册讲织补；第六册讲印染；第七册讲雕刻竹制器皿和扇股；第八册讲烹调。原稿系抗战时期一个日本商人金田氏从一清皇族手中所买，借给在北京北华美术学院任教的日籍教师高见嘉十。向吴先生提供材料的抄存者孔祥泽，是高氏的学生。现存留下来的部分，有《集稿》中《南鹞北鸢考工志》的彩绘风筝图谱摹本、扎绘风筝的歌诀、“考工志”的自序、董邦达为“考工志”写的序言，和曹雪芹的一首《自题画石》诗，还有敦敏写的一篇《瓶湖懋斋记盛》。雪芹在“自序”中称，他编写《南鹞北鸢考工志》，是“为今之有废疾而无告者”；董序亦说：“曹子雪芹悯废疾无告之穷民”，如是，则《红楼梦》作者的思想可见一斑。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更记录了雪芹晚年与下层劳动人民接触的一些情形。如果这些材料真实可靠，对研究曹雪芹思想，进一步理解《红楼梦》的创作，无疑有重大意义。 
    红学界很多人看了吴恩裕的介绍，都认为可信，希望《废艺斋集稿》未发现的部分能够重新找到。日本新闻媒介为此作了报道，以便在日本发现有关线索。但也有不少研究者持怀疑态度。1973年5月，陈毓罴和刘世德写出了质疑文章，对吴恩裕的发现提出种种疑点。他们说从遣词造句和文章风格上看，“曹序”、“董序”、“敦记”三篇文字如出一人之手，因而不可能是曹雪芹、董邦达、敦敏的手笔。至’于《自题画石》诗，他们从富竹泉的《考架室诗草》中找到了该诗，而向吴恩裕提供《废艺斋集稿》线索的孔祥泽，就是富竹泉的外孙。因此《集稿》的真实性便值得怀疑了。 
    当陈、刘质疑文章的油印稿在红学界传阅的时候，胡文彬和周雷即写了一篇《曹雪芹佚著废艺斋集稿析疑》，就陈、刘提出的守制问题、文字问题、物价问题、诗风问题、天气问题等疑点，详加剖解说明，倾向于新材料是可靠的，不赞成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予以否定。后来陈、刘以《曹雪芹佚著辨伪》为题，将质疑文章发表在1979年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上。不久，吴恩裕的回答文章在第四辑《中华文史论丛》上刊出，题目是《论废艺斋集稿的真伪——兼答陈毓罴、刘世德两同志》。吴文除就陈、刘文中的疑点加以辨析和解释外，还在文末写了一节“最后不能不说的话”： 
    老实说，我得很努力压抑自己的感情才能读完陈、刘的文章。文中超乎辩论范围的用语是那样多，意气那样重，自信那样强!我本想心平气和地回答他们，但是做起来很困难。 
    今后，希望我自己和陈、刘两位，以及所有进行学术讨论的同志们，都应该以所讨论的问题为共同“攻克”的目标，把讨论的两方看成从左右两翼向难题进攻的力量。攻下了目标，解决了问题，才是胜利。 
    吴恩裕的文章写于1979年6月，还未及在《中华文史论丛》上刊出，他就在同年12月2日遽然逝去。后来虽然又有几篇探讨《废艺斋集稿》真伪的文章见诸报刊，包括日本学者伊藤漱平写的长篇札记，但吴先生已不可能再做出回答了。提出的守制问题、文字问题、物价问题、诗风问题、天气问题等疑点，详加剖解说明，倾向于新材料是可靠的，不赞成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予以否定。后来陈、刘以《曹雪芹佚著辨伪》为题，将质疑文章发表在1979年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上。不久，吴恩裕的回答文章在第四辑《中华文史论丛》上刊出，题目是《论废艺斋集稿的真伪——兼答陈毓罴、刘世德两同志》。吴文除就陈、刘文中的疑点加以辨析和解释外，还在文末写了一节“最后不能不说的话”： 
    平心而论，无论证明《废艺斋集稿》是假。还是相信是真，都感到论据不甚充分。不过现在人们已不再提起这桩讼案了，也许是材料不足之故罢。 

第十次论战： 曹雪芹画像问题
 
    曹雪芹画像先后发现两幅，都有真伪问题。一为王冈绘《独坐幽篁图》手卷，像后有皇八子、钱大昕、倪承宽、那穆齐礼、钱载；观保；蔡以台、。谢墉等乾隆时闻人的题咏，除一人上款署“雪琴”，其余均署“雪芹”，以此被认为是曹雪芹的画像。收藏者为李祖韩，系1923年从上海一古董商手中购得，1928年叶恭绰曾为之题跋，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中有介绍。五十年代以后，此画像再无人见过，只有照片传出，系藏主之妹李秋君的摹本。现李祖韩及其妹秋君已于；t964年和1971年先后故去。画像手卷不知谁属。 
    红学家中，吴恩裕、吴世昌、朱南铣认为王冈绘手卷像主确系曹雪芹，周汝昌始而肯定，后又存疑。1961年胡适撰有《所谓曹雪芹小像之谜》一文，刊于香港《海外论坛》第二卷第一期，也认为像主不是曹雪芹，而可能是浙江籍的一位翰林。他说这一看法，1929年在上海见到该画财就与藏主李祖韩谈过。 
    胡适的文章遭到吴世昌、吴恩裕的反驳，双方争论得很激烈。1980年，李氏家属从发还给他们的书画中发现三页题跋，系画像上剪下来的，有皇八子永璇、观保、谢墉，陈兆侖四人的题诗。陈兆侖的题诗有“进老学长兄”的上款，另三人不具上款，当然没有“雪琴”或“雪芹”字样；这句与以往传说的题款不同，像主是否为曹雪芹，遂更加可疑。但此四人的题诗为什么要剪下?谁剪下的?画像和其余题诗现在何处?像主如果不是曹雪芹究竟是谁?仍是来解之谜。 
    另一幅画像为陆厚信绘，河南省博物馆的范殿钧于1963年初自商丘县的郝心佛手中购得，价5元人民币，现藏该馆。最早注意到这幅画像的是上海文化局的方行，他将画像照片寄给王士菁；转请周汝昌目验，时在1963年下半年。8月17日，《天津晚报》刊出周汝昌的介绍文章，题为《关于曹雪芹的重要发现》，充分肯定画像“非常可靠，既不是赝品，也不是另外一个名叫雪芹的人的画像，价值极高”。9月14日，刘世德在《天津晚报》发表否定性文章，提出陆绘像主是俞瀚字楚江，不是曹雪芹。根据是他从《尹文端公诗集》卷九中查到了画像对验册页上的尹继善题诗，标题为《题俞楚江照》。尹诗系两首绝句：“万里江天气寥沆，白门云树望中遥。风流谁似题诗客，坐对青山想六朝。久住江城别亦难，秋风送我整归鞍。他时光景如相忆，好把新图一借看。”下款署“望山尹继善”。画像为对开两叶，尹诗居左，画像居右，左上有题记五行：“雪芹先生洪才河泻，逸藻云翔。尹公望山，时督两江，以通家之谊，罗致幕府。案牍之暇，诗酒赓和，铿锵隽永。余私忱钦慕，爰作小照，绘其风流儒雅之致，以志雪鸿之迹云尔。云间艮生陆厚信并识。”下有“艮生”、“陆厚信印”二方。论争于是便围绕曹雪芹是否入过尹继善幕，俞楚江有无“雪芹”之号，和尹继善是什么关系，以及如何理解尹诗的诗意，画像与传说中的雪芹形貌是否相类等问题，热烈展开。 
    周汝昌回答刘世德的《再谈曹雪芹小像》，刊载于1963年 9月21日《天津晚报》；1964年4月5日，又撰写《雪芹小像辨》，在香港《大公报》刊出。针对刘世德提出的尹诗与陆画的矛盾，周汝昌认为诗、画原非一体，两者自成“单位”，无论从诗中描绘的“云树”、“青山”等景物来看，还是就题诗无上款而言，都证明“尹诗并非为题陆画而入册者甚明，二者实各不相涉”，因此像主为曹雪芹无须怀疑。1973年周汝昌在《文物》发表《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也谈到了这幅画像，并首次刊出陆绘小照及尹继善题诗的照片。但争论大规模展开是在1978年以后。 
1978年第五期《文物》杂志刊出了文物鉴定专家史树青的文章，提出“这一开册页除尹继善的题诗以外，其它皆有意伪作。伪作时间约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新红学派’盛行时期”，对陆绘画像予以彻底否定。这样一来，使论争立即沸腾起来。1978年5月28日和6月25日，周汝昌在香港《新晚报》撰写文章，反驳史树青的考辨，仍坚持己说。史树青断为伪作的理由，一是尹诗应做于乾隆三十年乙酉，其时雪芹已卒，故画像与《红楼梦》作者无涉；二是尹诗题在对开叶的后半扇，前面是为了谦虚预留的空白，即书画题跋中常见的“敬空”，因此给做伪者提供了条件。对此，周汝昌的解释是，尹集系他人所编，纪年难免有误；而尹诗既题给俞楚江，就不会留空白，因为尹继善是俞的顶头上司：“留半张纸以待他人——留待谁呢?尹氏本人就是宰辅封疆，要留，恐怕就只好留给‘圣上’乾隆了?不然，怎么讲呢?” 
    1979年4月2日至4日，梅节在香港《文汇报》发表《曹雪芹画像考信》，详细介绍六十年代以来围绕陆绘画像的真伪所展开的争论，主张画像虽非赝品，但绝不是曹雪芹，并把陆绘和王绘联系起来，认为两幅画像的像主都是在两江总督尹府做过幕客的俞瀚俞楚江。这时，陈毓罴、刘世德撰写的《论曹雪芹画像真伪问题》的长篇文章，也在1979年第二期《学术月刊》上刊出，公布了许多俞瀚的材料，证明陆绘识语中说的“洪才河泻，逸藻云翔”，俞氏当之无愧。5月31日，宋谋场的反驳梅节的文章刊于香港《文汇报》，坚持像主不是俞楚江，原因是俞瀚“长身锐头，玉立峨峨”，和画像不符；同时在《山西大学学报》发表长篇论辩文章，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9月7日，梅节著文作答，以《不要给曹雪芹随便拉关系——答宋谋场先生的质疑》为题，发表于香港《文汇报》。陈毓罴、刘世德则撰写《曹雪芹画像辨伪补说》，参加梅、宋论争。而史树青的《再论“陆厚信绘雪芹先生小照”》，此时也在《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五辑上刊出③，作者称两年以来在阅读诸家文章的同时，又做了进一步调查研究，搜集了一些有关资料，表示“对自己过去的看法，仍然信心十足”。因为周汝昌在《曹雪芹小像之新议论》一文中谈到，陆绘画像“是一部册页，一共好多开”，不是“一个册页”，1963、年在北京目见原件的一位先生曾向他指明：“是一共捌开，没有错。每开-皆有诗画。另外的人像不一、或坐或立，姿态形相也各异。”对此，史树青在文章中公布了收藏画像的河南省博物馆的武志远、赵新来写给他的信，证实画像．“只有一页，决不是一册”，认为周汝昌“未看过原物，全是道听途说”。武、新二人并抄了一张1963年购买画像的单据给史树青，其中写道：“清代曹雪芹小照一张，价五元整。”系从商邱县博爱十五街七号郝心佛手中购买，经手人是范殿钧。史树青的结论是：“一开册页，半伪半真。” 
    当围绕陆绘画像的论争趋于白热化之时，对王绘画像的讨论仍在进行。1980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五辑，一方面刊出史树青的。《再论》，同时发表了邓绍基谈王绘的《关于“曹雪芹小像”的部分题咏诗》。《文学遗产》同年第二期则载有陈毓熹、刘世德的《谈新发现的“曹雪芹小像”题词》。他们继续多方面论证王绘像主不是曹雪芹，而可能是俞瀚。接着，宋谋砀又在《文学遗产》1981年第一期上发表商榷文章”，针锋相对地提出：王绘像主不可能是俞瀚，“因为身世不伺；生平不类，年龄不合；相貌不符”；同时对皇八子永璇等四人的题诗是否都是题的王绘《幽篁图》表示怀疑。而陆绘，由于史树青在文章中公布了河南省博物馆的有关材料，讨论各方又经常涉及到原件的册页特征和发现经过，所以红学家们纷纷赴郑州目验实物。冯其庸在看过陆绘之后，发规画像“头部周围轮廓线有皴擦水迹”，似已“改头换面”，目的是将原画俞楚江的“长身锐头”改成曹雪芹的“身胖头广而色黑”。宋谋砀则三下河南，找各有关当事人寻根问底，河南省博物馆也做了许多调查。 
    这时已是1982年，正好全国《红楼梦》讨论会在上海召开，应大会筹备处的邀请，河南省博物馆副馆长韩绍诗带着画像到会，并于10月23日下午宣读了他们的调查报告，结论是陆绘像主是俞楚江，画面上五行题记是售画人郝心佛串通朱聘之、陆润吾等伪造的。第二天，上海各报作为重要新闻加以报道，以为二十年悬案终于水落石出。但周汝昌、宋谋扬仍持异议，认为结论并不可靠。上海博物馆的文物鉴赏专家对画像鉴定之后，也说尹诗与陆绘及题记似一体，墨色、印色无显著不同。黄裳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曹雪芹的头像》，持类似看法。于是宋谋场又一次去河南商丘，向售画人做直接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与周汝昌的《精华欲掩料应难——“雪芹小照”公案初剖》，一起刊载于1983年第一期《上海师院学报》。售画人郝心佛则写出《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一文，自道作伪过程，说“雪芹先生洪才河泻”五行题记系朱聘之所添，画像原装一册三十多页，内容皆俞瀚自书今体律绝，画像和尹诗在倒数第二页，最后是张鹏为陆绘题的四首七绝。与此过程有关的程德卿，也写了《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的经过》。这些有关材料，都在1983年2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曹雪芹画像调查报告会”上公布了。 程德卿的文章，是以致宋谋场的公开信的方式发表在1983年1月9日《河南日报》，对此，宋谋场写了《“曹雪芹画像”争鸣的前前后后——兼答程德卿同志》，及《有关“雪芹小照”公案的四首诗》，后来均刊载于江苏省红学会编印的《红楼梦研究资料》第二辑上。周汝昌的《雪芹小照鉴定记实》和徐邦达的《悼红影议》，此时也在香港《文汇报》上刊出。由于宋谋场在文章中对所谓画像后面的张鹏题诗表示怀疑，认为售画人言词闪烁，矛盾甚多，并说程德卿不是局外人。程德卿在《中原文物》上又发表了《伪“曹雪芹小照”的再辨析》的文章，来回答宋谋场。文章的内容和措词，许多地方已超出学术论争的范围。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陆绘印章的风波。徐恭时在1983年10月召开的南京《红楼梦》讨论会上提出，他和郭若愚目验原件，发现五行题记下面的“陆厚信印”实际上是“陆厚培印”。当时陆绘画像正在南京展出，一些与会者看过之后，也觉得“信”字似乎是一“倍”或“培”字。而参与作伪者之一的陆润吾的叔父的名字，就叫陆厚培。如是，则后题跋之说当毫无疑义。但有人拿来了《古玺文编》，证明信字古写恰好右侧作“音”。后来郭若愚等又著文谈题记的另一方小印“艮生”的“艮”字，只能与“培’’字有联系，与“信”则风马牛不相及。宋谋扬也觉得应该承认后题跋说了。但他说：“承认后题跋说不等于画像就一定是俞瀚而不是曹雪芹。”他强调这桩延续二十多年的公案并未了结，但究竟了结没了结，人们不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