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我们讲故事是为了生存……我们寻找关于自杀的训诫，寻找有关谋杀在社会及道德上的教训。我们诠释着我们看到的东西，在众多的选择中挑选最可行的方案。我们完整地生存着，特别当我们是作家的时候：描写迥然不同的形象，定格那些反映我们实际经历而变幻莫测的情景。
—— 琼·迪德恩 摘自《白色影集》
当手表上的闹铃在凌晨4点钟开始鸣叫的时候，我已经醒来了。我几乎整夜未眠，在稀薄的空气中大口地喘气。现在又到了令人恐怖的从暖融融的鸭绒袋中进入海拔23，300英尺的酷寒中进行训练了。两天以前，即4月26日星期五，我们一口气在一天之内从大本营赶到2号营地，开始了我们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为最终登临山顶而做的适应气候的准备。
按照罗布的总体计划，今天早晨我们将从2号营地攀登到3号营地，并在海拔24，000英尺处过夜。
罗布告诉我们在4时45分整出发。45分钟的时间几乎不够穿好衣服、吞下一块糖和几口茶并装上冰爪。当我用头灯照在别在我用来做枕头的皮大衣上的从廉价商店买来的温度计时，在这只用铁箍扣紧的双人帐子里温度已降至零下7摄氏度。"我朝贴在我身边睡袋里的那个鼓包喊道。"该收拾东西了。你醒了吗？"
"醒了吗？"他粗哑的声音带着疲倦。"你凭什么知道我睡着了呢？我的感觉糟透了。我的喉咙出了问题。哎，我想我已经老得经不起这份折腾了。"
夜晚，我们呼出的臭气在帐篷壁上凝成了一层易碎的霜状内壳。当我在凌晨时分坐在黑暗中搜寻衣物时，我无法不触碰低矮的尼龙墙。而每当这时，帐篷内就会经历一场暴风雪的袭击一所有的东西都被雪粒覆盖了。我哆嗦着用拉链将自己的身体装进用聚丙烯材料制成的三层保暖的毛茸茸的内衣和防风尼龙外罩里，然后蹬上塑料靴子。
当我使劲拉紧鞋带的时候，我感到一阵剧痛。在过去的两周内，我破裂而滴血的手指在寒冷的空气中日益恶化。
我借助头灯的亮光钻出帐篷，跟随罗布和福兰克走在冰塔和岩石碎块之间以求接近冰河的主体。在其后的两个小时里，我们在一个如为初学滑雪者准备的缓坡上攀登，最终到达了标志着库巴冰河上游起点的裂缝。在玫瑰色的"霍泽之脸"上，一大片倾斜的雪地在黎明的霞光中闪耀着如铝合金般的光芒。从冰河上垂下来的绳索仿佛是从天国垂下的一条9毫米长的索链，摇摆着如同杰克的豆茎。我抓起绳索的末端，将加玛登山器拴到稍稍有些磨损的绳子上，开始攀登。
我从离开大本营就感到不舒服。由于预先想到每天当太阳照在西谷上产生的火炉效应，所以我穿的比较单薄。然而今天早晨，山顶吹来的刺骨的寒风使气温变化不大。冷风使温度降至零下40度。我的背包里还有一件多余的毛衣，但要穿上这件毛衣，我要悬在固定的绳索上摘掉手套，拿下背包并脱去风衣。由于担心可能将东西坠落，我决定等到达可以平衡站立的不十分陡峭的地方再穿。我继续攀登，但感到越来越冷。
狂风卷起旋转的雪沫，像拍碎的浪花冲刷着山峰。我的衣服上被搽了一层厚厚的霜。我的护目镜上给了一层冰壳，视物非常困难。我的脚开始失去知觉。我的手麻木了。在这种状态下继续攀登十分危险。我在队伍最前列的海拔23，000英尺处，比向导麦克· 格鲁姆快15分钟的路程。我决定等他到来以后跟他谈谈我的情况。就在他刚刚要接近我的时候，麦克夹克里揣着的无线电里传出罗布的叫嚷声，麦克停下来回答呼叫。"罗布要大家下山！"他顶着呼啸的风声大声宣布。“我们离开这儿。”
我们是在中午时分返回2号营地的。许多人都受了伤，我除了精疲力竭之外还算安然无恙。澳大利亚医生约翰·塔斯基的手指上有轻微的冻疮。而道格的伤势则很严重。当他脱掉靴子时，几个脚趾头上都有冻疮的迹象。在1995年的珠穆朗玛峰之旅中，他的脚严重冻伤以至于造成了大脚趾的残缺和永久性的血液流通障碍。他极易受寒冷的袭击。现在新的冻疮会使他对寒冷的侵袭变得更加脆弱。
更糟糕的是道格的呼吸系统受到了侵害。在前往尼泊尔之前不到两个星期的时候，道格接受了一次小型喉部手术。这个手术使他的气管处于一种非常敏感的状态。由于今天早晨吸入了大量的混着雪花的有刺激性的空气，他的喉头显然被冻伤了。"我不行了，"道格用微弱的声音硬咽道，看起来精神萎靡。"我连话都说不出了。我不能攀登了。"
"别现在就打退堂鼓，道格，"罗布指点说。"等两天再看你的感觉如何。你是个坚强的家伙。我想你要是恢复的话，仍有很大把握爬上山顶。"道格并没有被说服。他回到我们的帐篷，将睡袋蒙在脑袋上。看着他如此懈气真令人难过。他已成为我的好友，并慷慨地与我分享了他在1995年攀登山顶尝试中所获得的经验。我的脖子上挂着一块锡石-- 这是道格在攀登刚刚开始时送给我的一块由喇嘛庙的喇嘛开光的佛教护身符。我渴望他能攀登上峰顶的心情并不亚于我想登顶的心情。
这一天的剩余时光都笼罩在恐慌和抑郁的气氛中。虽然山峰还未呈现出它最险恶的一面，但它已使我们对安全趋之若骛了。事实上，不仅仅是我们的队伍感到压抑和怀疑，2号营地上的几支队伍的士气都陷入了低潮。
黑色幽默来自霍尔与台湾及南非队的领队们因为分担在"霍泽之脸"上设置1英里长的安全绳索而发生的口角。到4月底，从西谷的顶部到3号营地之间的半个峰面上已架起了绳索。为了完成这一工程，霍尔、费希尔、伊恩·伍德尔、"马卡鲁"和托德·伯利森（ "高山攀登向导探险队"的美国向导）达成协议，每队于4月26日派出2名队员在剩余的冰面上，即从3号营地到位于海拔26，000英尺处的4号营地之间的峰面上架设绳索。但事情并未如计划的那样进行下去。
4月26日凌晨，当来自霍尔队伍的夏尔巴人汪多吉.吉里和来自费希尔队伍的向导阿那托列·布克瑞夫和另一名来自伯利森队伍的夏尔巴人前往2号营地时，南非和台湾队伍中原定参加的夏尔巴人都以躺在睡袋里的方式拒绝合作。当天下午，当到达2号营地后的霍尔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他立刻通过无线电对讲机以查明计划受阻的原因。台湾队的夏尔巴人领队卡米多吉卑恭地道歉并保证弥补过失。但当霍尔通过无线电向伍德尔质询时，这位不知悔改的南非领队用了一连串污秽而无礼的语言给与回答。
"说话干净些，伙计，"霍尔恳求道，"我想我们事先有约。"伍德尔回答说他的夏尔巴人呆在帐篷里是因为没有人唤醒他们并告之需要帮助。霍尔反驳说，事实上汪多吉曾多次招呼他们，但他们却视而不见。这时伍德尔嚷道："你，或者是你的夏尔巴人是个大骗子。"然后他威胁要派出两名夏尔巴人用拳头收拾汪多吉。
这次不愉快的交锋之后的第二天，我们和南非人之间的敌意仍然很重。这种不悦的情绪又被我们收到的有关托切每况愈下的消息加重了。当他的病情在低海拔处还日益恶化时，医生诊断他不是单纯的HAPE，而是由HAPE引发的肺结核或其它以前就存在的肺部疾病。然而夏尔巴人却有截然不同的诊断：他们相信费希尔队伍里的某个登山者得罪了珠穆朗玛峰的"天之女神"。神在托切的身上施行报复了。
一位被怀疑的攀登者X与攀登霍泽峰探险队的Y队员建立了某种特殊关系。因为在大本营这样类似分租的地域内根本不存在隐私，所以在这个X女人帐篷里发生的任何爱情幽会都被她的队友，特别是夏尔巴人及时地窥视到了。夏尔巴人在整个过程中都坐在帐篷外面指指点点，窃笑不止。"X和Y在做调料，做调料。"他们格格地笑着，将一根指头插进开口的拳头中模拟做爱的动作。
尽管夏尔巴人对此类事情以笑置之（姑且不论他们自身的放荡行径），他们在根本上是反对未结婚的男女在珠穆朗玛的神圣领土上做爱的。每当天气变得恶劣的时候，总有三三两两的夏尔巴人要指着天空中翻滚的乌云虔诚地说："有人在做爱。坏运气来了。暴风雪来了。"
桑迪·皮特曼曾在1996年刊载在因特网上的一篇记录1994年探险活动的日记中提到过这种迷信现象：
1994年4月29日
珠穆朗玛峰大本营（海拔 17， 800英尺）
那天下午来了一名邮差。他带来了家信和一本女性杂志。这本杂志是由一名登山者的朋友寄给她做消遣用的……
有一半的夏尔巴人将杂志拿到帐篷里仔细观看，而另一半则为观看这种杂志而带来的必然恶果而感到忐忑不安。被他们称为珠穆朗玛的女神在她的圣山上是不能容忍一切不干净的东西的。
库巴上游的佛教呈现出鲜明的万物有灵的特征：夏尔巴人崇拜一种寄居在峡谷、河流和山区的神体和灵魂的混合体。对这位神表现出适当的尊敬被视作可安全通过危险路途的重要保证。
为了取悦天之女神，像往年一样，今年夏尔巴人在大本营精心修建了十几个漂亮的石制佛龛，每个佛龛代表一支探险队。我们的祭坛呈规则的立方体形，上面鼎立着三块精心选择的尖石头。石头上竖着一根10英尺高的木杆。
木杆的顶端摆放着一块形状优雅的杜松类的大树枝。帐篷上空飘扬着5串呈放射状分布的祈求旗帜。这些旗帜是用来保护营地免遭灾难的。每天在黎明之前，我们在大本营的夏尔巴人领队--一位名叫安舍的，颇具长兄风度而又受人尊敬的夏尔巴人会在佛龛里点燃用杜松树枝做成的香棍并吟唱祈文。在前往冰布之前，西方人和夏尔巴人都将从祭坛旁走过，并始终让祭坛在自己的左侧。他们从淡淡的烟雾中穿过以接受来自安舍的保佑。
除了佛教仪式的繁文糅节之外，夏尔巴人奉行的佛教是可变通而不是僵死的。例如，为了得到女神的庇护，任何探险队在没有举行繁琐的仪式之前是不允许进入冰布的。但当被指定主持仪式的那个虚弱而干瘪的喇嘛没能如期从遥远的村庄赶到时，安舍宣布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攀越冰布，因为女神明白我们打算事后不久就举行仪式。
夏尔巴人对发生在珠穆朗玛峰山坡上的私通事件也有些听之任之：虽然他们在口头上禁欲，但不少夏尔巴人自己就经常破例。1996年，一名夏尔巴人和IMAX探险队的美国妇女演绎了一段浪漫史。因此，夏尔巴人将托切的疾病归咎于发生在"疯狂山峰"帐篷里的恋情真令人感到有些奇怪。但当我向夏尔巴人洛桑江布--费希尔的攀登领队指出这个事实时，他坚持认为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安希尔的队员在大本营"翻云覆雨"，而在于她在山的极高处仍继续和情人同床共枕。
"珠穆朗玛峰就是神--对我如此，对每个人都如此，'江布在探险开始后的第10个星期若有所思地说道："只有夫妻同床才合情合理。当X和Y睡在一起时会给我的队伍带来坏运气……所以我对斯科特说：球求你，斯科特。你是领头的。请告诉X不要在2号营地与男友睡觉。求求你。'但斯科特只是笑。X和Y在帐篷里睡觉之后的第二天，托切就在2 号营地病倒了。现在他死了。"
托切是江布的叔叔，这两个男人曾亲密无间。江布参加了在4月22日晚将托切运送下冰布的救护队。而后，当托切在菲舍停止呼吸而必须被送往加德满都时，江布从大本营飞驰下山并一直到飞机上陪伴他的舅舅。他的仓促的加德满都之行和随后的往返大本营使他身体虚弱并且对气候不太适应，这一情况对费希尔的队伍相当不利：费希尔对他的依赖不亚于霍尔对他的攀登领队汪多吉的依赖。
在1996年珠穆朗玛峰的尼泊尔一侧闪动着几名优秀的喜马拉雅攀登者的身影--这些攀登者手包括霍尔、费希尔、布里歇尔斯、皮特·舍恩宁、汪多吉、麦克·格鲁姆和IM AX队中的澳大利亚人罗伯特·肖尔。但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组合中，有4个人的名字显得尤其光彩夺目--一群曾在海拔26，000英尺以上的高山上表演过惊人壮举的攀登者：在I MAX电影中担任主角的美国人埃德·维斯特尔斯；为费希尔工作的卡扎克斯坦向导阿那托列·布克瑞夫；被南非队雇佣的夏尔巴人安格·巴布；还有江布。
善于社交、相貌英俊且善良的洛桑江布是一个极其骄傲且魁力十足的人。他生长在罗威岭地区，是独生子。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这在夏尔巴人当中是十分罕见的。他镶着一颗金色的门牙，非常爱笑。虽然他骨骼窄小、身材轻盈，但他高雅的举止、敬业的精神和出色的攀登天赋使他成为库巴的英雄。费希尔告诉我他认为江布有望成为"第二个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历史上最伟大的喜玛拉雅攀登者。
江布在1993年出道。当时他20岁，受雇于一支由印度妇女巴什瑞·帕率领的印度--尼泊尔联合探险队。他当时的任务是扛运行李。这支队伍的队员大多数是女性。作为队里最年轻的队员，江布最初被归为做辅助工作的一类角色。但因为他体力过人，所以在最后时刻被指定加人攀登峰顶的队伍。5月X日，他在不戴氧气罩的状态下登上山顶。
在他攀登了珠穆朗玛峰之后的第5个月，他随一支日本登山队登上了乔欧亚峰。在1994年春天，他为费希尔的环保探险队工作并第二次在不借助氧气瓶的情况下登临峰顶。当年9月，在他随挪威探险队从珠穆朗玛峰西脊攀登时遭遇雪崩。在翻滚了200英尺以后，他奇迹般地用冰镐使自己免于继续下坠，并因此挽救了自己和拴在同一绳索上的另两个同伴的性命。而当时一位没有和别人拴在一起的叔叔辈的夏尔巴人诺布却葬身雪海。虽然惨重的教训对江布打击很大．但却丝毫没有动摇他对攀登的热情。
他在1995年作为霍尔的雇员第三次不戴氧气登上珠穆朗玛峰。3个月后，在为费希尔工作时登上了巴基斯坦境内的海拔26，400英尺的布罗德峰。到1996年，江布与费希尔再度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他也只有3年攀登经验。但在这段时间里，他参加过不少于10支喜玛拉雅登山队并赢得了高水平的高海拔攀登者之美誉。
在1994年共同攀登珠峰的过程中，费希尔和江布开始相互敬佩起来。这两个人都具有无穷的精力、不可抗拒的健力以及让女人神魂颠倒的技巧。将费希尔看作良师益友和楷模的江布甚至像费希尔一样留起了马尾辫。"斯科特是个非常强壮的家伙，我也是个强壮的家伙。"江布带着性格中特有的傲慢向我解释道。"我们合得来。斯科特不如霍尔或日本人给我的钱多，但我不需要钱；我看重的是将来，斯科特就是我的将来。他告诉我：江布，我强壮的夏尔巴人！我会让你出名！·，…·我想斯科特的'疯狂山峰'为我制定了许多宏伟的计划。"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