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美国公众对登山缺乏世代相传的民族同情心，这一点与欧洲的山麓国家和孕育了登山运动的英国不同。在这些国家里，人们的血液里流淌着对攀登的理解，虽然走在街上的人们会认为这是对生命的无谓冒险，但他们明白这是必须要去完成的事情。然而在美国却没有这样的认同。
—— 沃尔特·昂斯沃思 摘自《珠穆朗玛峰》
在我们前往3号营地的计划由于狂风和酷寒而受挫后的一天，霍尔队伍中除了道格（他呆在2号营地以使喉头的伤口愈合）以外的所有人开始了第二次尝试。在"霍泽之脸 "无边无垠的斜面上，我沿一条似乎亘古不变的褪色尼龙绳索向上攀登。我爬得越高，动作就变得越迟缓。我用戴着手套的手将鸠玛尔式登山器在固定的绳索上向上滑动，然后将身体靠在上面端两口粗气然后我将左脚抬起，将脚下的冰爪插入冰中，迫不及待地再吸入两大口空气；将右脚挪到左脚旁，从胸腔底部呼气、吸气，再呼气、吸气；再一次将登山器沿绳索向上滑动。在过去的3个小时里我已经竭尽全力了，我希望自己在可以休息之前的1小时之内仍保持这种状态。我以这种痛苦不堪的方式向栖息在这光秃秃的崖面某处的一群帐篷爬去。我的进程只能以英寸计算。
未有过攀登经历的人们（人类的大多数）认为这项运动是无谓的冒险，是对刺激的疯狂追求。但至少在珠穆朗玛峰上，那种认为攀登者只是追求名分的精神吸毒者的观点是荒谬的。我在那里的所作所为与蹦极跳、空中跳伞或以120英里的时速驾驶摩托车的感觉没有丝毫相似之处。
除了在大本营有过的舒适感，事实上，痛苦对快乐的巨大比值是我所到过的任何山峰所不及的。我很快认识到攀登珠穆朗玛峰是一种持久的痛苦。在让自己数周以来臣服于苦役、乏味和忍耐之后，我们在一切目的之上所要寻找的其实是一种光荣感。
但在众多的珠峰攀登者中，也有一些人是带着卑微的动机前来游戏的：微不足道的名人效益、事业上的飞黄腾达、自我抚慰、吹牛的资本以及肮脏的钱财收益。但这些卑鄙诱惑所占的比重比许多评论家所预想的要小得多。事实上，随时间流逝，我所观察到的一些事情驱使我在根本上改变了对一些队友的最初看法。
以贝克·韦瑟斯为例。他此时正像一个小红点闪现在我身下500英尺的冰面上，那里已接近队尾。我对贝克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一个爱套近乎、攀登技巧末流的达拉斯病理学家。他乍看上去像一名企图用金钱购买珠穆朗玛峰战利品的富有的共和党吹鼓手。然而当我更多的了解他时，他便得到了我更多的尊重。即使他的不合脚的新靴子使他的脚肿成了汉堡包，但贝克每天仍坚持蹒跚而上，很少提及他所忍受的巨大痛苦。他坚强、干劲十足且淡泊名利。我最初认为他的傲慢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旺盛的生命力。他对任何人都没有恶意（除了希拉里·克林顿）。贝克的乐观主义赢得了我对他的喜爱。
作为空军军官的儿子，贝克在童年时代穿梭于军事基地之间，直至在威奇托福尔斯进入大学。他从医学院毕业后结了婚并有了两个孩子。贝克后来在达拉斯安顿下来，并开始了他收入颇丰的行医生涯。1986年，当年近不惑的贝克在科罗拉多度假时感到了高山的召唤，并由此参加了"岩石山峰国家公园"的初级攀登课程。
医生成为空中攀登的常客不足为奇；贝克也不是带着新爱好进入高空的第一位医生。但攀登丝毫不同于那些只需朋友陪伴的高尔夫、网球或其它各种各样的消遣方式，攀登需要的是体力和意志。真实的危险使之不仅仅局限为一种游戏。攀登如生活本身，但以更尖锐的方式表达出来。
还没有任何东西曾使贝克如此痴迷。他的妻子皮奇对贝克的沉迷于攀登将他从家庭生活中夺走的状况渐感焦虑。贝克开始攀登后不久就宣布要参加"7峰攀登"活动，他的妻子对此感到十分不悦。
虽然贝克对攀登的迷恋有些自私和铺张，但却决不是轻率的。我从来自布卢姆菲尔德山的律师洛·卡西希克身上也认识到同样一股认真劲；同样的精神也体现在南比，这位每天用面条当早餐的沉默的日本女人身上以及从军队退役的56岁的布里斯班的麻醉学家约翰·塔斯基身上。
"当我离开军队的时候，我感到失落，"塔斯基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哀叹道。他曾在军队中任要职--澳大利亚特种空军部队团长。这个组织相当于美国的特种部队。在参与了两次越南空战之后，他发现他无法适应脱下军装后的平淡生活。"我发现我无法同市民交谈，"他继续说道："我的婚姻破裂了。我所能看到的就是一条黑暗的隧道在虚弱、年老和死亡处结束。然后我开始攀登。这项运动补偿了我走在市井中所迷失的大部分东西--挑战、战友情谊和责任感。"
随着我对塔斯基、韦瑟斯和我的另一些队友的同情之心日益增加，我越来越为自己的记者身份感到尴尬。当我如实地描写霍尔、费希尔和桑迪·皮特曼的时候，我不会感到丝毫的不安，因为这些人多年来一直在追逐着媒体的关注。但顾客们的情形就截然不同了。当他们报名参加霍尔的探险队时，他们无人知晓一名记者将混在他们中间。这名记者为了能与那些潜在的缺乏同情心的公众分享他们的弱点，将不断地、悄悄地记录下他们的言行。
在攀登活动结束后，韦瑟斯接受了电视节目"转折点"的采访。在未被播出的一段采访中，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主持人福里斯特·索耶问贝克："你如何看待与记者同行？"贝克回答说：“这增加了很多压力。你知道我对此类做法并不十分关心--某人回来后写一个将被20 0万人阅读的故事。我的意思是，对于你和登山队来说，在那里自欺欺人是很糟糕的。有人将在杂志上大肆渲染地将你描绘成小丑的想法肯定会在灵魂深处影响你的举止和你前进的尺度。而我担心的是，这将会驱使人们前往他们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对向导们来说也是如此。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想让人们到达山顶，因为他们将被描写、将被评判。”
不久索耶又问道："你觉得有记者随行是否给罗布·霍尔增加了额外的压力？"贝克回答：“我认为是这样。这是（罗布）谋生的手段。对向导来说，任何顾客受伤都是最大的不幸…，··在这次攀登前两年的时候，他曾有过将每个人都送至山顶的辉煌成绩，这是非常罕见的。实际上我想，他认为我们的队伍很强壮，我们可以重视那一幕……所以我想有一种压力，那就是希望当他最终再一次出现在新闻和杂志上时，一切报道都是完美的。”
将近中午的时候，我终于跌跌撞撞地进入了3号营地：3间坐落在令人眩晕的霍泽岩面半腰处的黄色小帐篷。3间帐篷并肩挤在由夏尔巴人在冰坡上挖掘出来的平台上。 当我到达时，吉里还在平台上为第4间帐篷忙碌着。我放下旅行包，帮他们干起来。在海拔24，000英尺处，我在挥动了七八下冰镐后就不得不喘上五分钟的粗气。我的贡献是如此微不足道。我们用了将近1小时才完成了任务。
我们的小型营地坐落在比别的探险队的帐篷高出100英尺的地方。这里是开阔的栖息地。我们已在峡谷中苦苦跋涉了数周。现在，在整个攀登过程中，展现在我们眼前的画面第一次呈现出了大片的天空而不是地面。大片大片的积云在太阳下流动，将风景笼罩在阴影与光明的交替中。
在等待其他队员到来之际，我坐着将双脚垂于万丈深渊之上，或仰望浮云，或俯视海拔 22，000英尺的山峰的顶部--1个月前它还耸立在我的头顶。看起来，我终于真正接近世界屋脊了。
然而现在，峰顶还被掩映在二英里之上的层层云雾之中。即使有时速超过100英里的风从山峰的上部掠过，3号营地的空气几乎是纹丝不动的。当下午逼近时，由于强烈的太阳辐射，我渐渐感到头晕目眩起来--我希望是酷热使我变得迟钝，而不是什么大脑出血。
高山大脑出血（HACE）虽不及高山肺水肿（HAPE）普遍，但却更致命。HACE是一种令人费解的疾病。当液体从缺氧的脑血管渗出时，HACE即可能发生。它引起大脑的严重肿胀，并可能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发作。当颅内压升高时，运动和神经功能都将以惊人的速度在几小时或更短的时间内衰退，而患者通常没有感到任何变化。接下去就是进入昏迷状态。除非患者被及时送至低海拔处，不然死亡在所难免。
那天下午我想到HACE是因为就在两天前，费希尔的一位顾客--来自科罗拉多的牙医戴尔·克鲁泽在3号营地发作了严重的HACE。作为费希尔的老朋友，克鲁泽是一位健壮且经验丰富的攀登者。4月26日，当他从2号营地爬至3号营地后，他为自己和队友沏了茶，就回到他的帐篷里小想。"我马上就睡着了，"克鲁泽回忆道，"我一共睡了24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下午2点。当别人最终将我叫醒时，他们立刻明白我的大脑已经不工作了，但我自己却毫无觉察。斯科特告诉我：俄们必须立刻送你下山。"
克鲁泽费了很大力气才穿好衣服。但他将攀登带弄反了，并将它和风衣续在了一起。他还没有系紧安全扣。幸亏费希尔和尼尔·贝德曼在克鲁泽准备下山前注意到了这些错误。"如果他像那样沿绳索下滑的话，"贝德曼说，"他立刻就会滑脱攀登带滚到悬崖下去。"
"我就像喝醉了一样，"克鲁泽回忆说。"我走路跟踉跄跄，完全失去了思考和说话的能力。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我的脑子里有些话要说，但不知如何把它们送到舌头上。所以斯科特和尼尔给我穿好衣服，检查了我的攀登带，然后斯科特将我沿固定绳索送下。"等到克鲁泽返回大本营后，他回忆说："又过了三四天以后，我才能不跌交地从我的帐篷走到大帐篷。"
当落日的余晖在帕默里峰后消失殆尽，3号营地的气温降低了50多度。当冷空气袭来时，我的头脑变得清醒起来：我对HACE的焦虑至少现在看起来是没有根据的。在海拔24 ，000英尺处度过了一个痛苦而难眠的夜晚之后，我们下至2号营地。一天以后，即5月1 日，我们将继续下至大本营以便为冲击顶峰养精蓄锐。
到此，我们适应气候的训练已全部完成--而令我感到惊喜的是霍尔的攀登计划发挥了效应：在山上停留了3个星期以后，我发现与上面极其稀薄的大气层比起来，大本营的空气显得浓厚而富含氧气。
然而我的身体状况欠佳。我消耗掉了大约20磅的肌肉。它们主要位于肩膀、后背和腿。由于我几乎耗尽了所有储备脂肪，我变得更加畏寒。但我感到最严重的问题是来自胸腔：我几星期前染上的干咳症愈演愈烈，以至于我在3号营地的一次剧烈咳嗽中损伤了胸部软骨。咳嗽持续不退，我觉得每一阵干咳都像有人在敲打我的肋骨。
大本营上的大多数登山者都处于类似的疲惫状态--这就是珠穆朗玛峰生活的一个不争的事实。在5天之内，霍尔和费希尔的队员们将离开大本营前往山顶。为了防止体力的继续下降，我决定在这段时间里好好休息，吞服一些布洛芬药片并强行咽下尽可能多的卡路里。
霍尔一开始就计划在5月10目攀登山顶。"在我4次登上山顶的历史中，"他解释说，"有两次是在5月10日。正像夏尔巴人解释的那样，10对我来说是个'吉利'数字。"但选择这一天还有一个更客观的理由：每年季风到来之前的5月10日左右会出现一年中最理想的天气。
在整个4月里，气流像消防水龙带一样对准了珠穆朗玛峰，不断地向金字塔形的峰顶吹送强飓风。即使在大本营风平浪静地沐浴在阳光下的日子里，也有大股的雪片从峰顶被风吹落。但我们希望从孟加拉湾吹来的季风在5月初能将气流向北推至西藏。如果今年和往年的气候变化相似，在飓风退去和季风风暴到来之前，我们会赶上一个晴朗而平静的大气窗。在这段时间里，攀登峰顶的可能性比较大。
不幸的是，每年的天气变化都反复无常，而每支探险队都将目光瞄准了晴朗的5月。为了避免在峰脊上产生拥塞，霍尔在大本营召集全部探险队的领队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议事会。最后大家达成协议：骑自行车从斯德哥尔摩到达尼泊尔的年轻瑞典人戈兰·克罗普将只身于5月3日做首次攀登峰顶的尝试；来自黑山地区的探险队紧随其后；5月8日或9日，是IMAX探险队。
最后的决定是霍尔的队伍将同费希尔的队伍在5月10日这天共同攀登顶峰。独行的挪威登山者皮特·尼比由于险些在西南面上被一块滚落的岩石砸死已经离开：他在某天早晨悄悄地离开了大本营，返回了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由美国人托德·伯利森和皮特个可萨斯领导的探险队、默尔·道夭商业探险队及另一支英国探险队都像台湾人所答应的那样避开5月10日。然而伊恩·伍德尔却宣称：南非人将在他们认为适宜的任何时刻攀登峰顶，大概在5月10日左右，任何对此持异议的人可以滚蛋。
当通常不温不火的霍尔听说伍德尔拒绝合作时，他勃然大怒起来："我不想和那群船夫同时出现在山顶，"他吼道。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