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探险的危险常常具有许多隐蔽性。它只是偶尔出现，是与意志背道而驰的凶兆。这种捉摸不定的东西深深印入人的脑海和心田。意外的复杂性亦或是突然性带着恶意的目的。无法控制的力量和旨在摧垮希望和恐惧、虚弱的痛苦及对休息的渴望，无拘无束地残忍地向人们袭来：这意味着要粉碎。毁坏和消灭他所看到的、知道的、热爱的、享受的亦或是憎恨的一切；一切无价的、不可缺少的东西--阳光、记忆、未来；这意味着用简单而又令人震惊的剥夺生命的方式将整个宝贵的世界从他的视线之内一扫而光。
—— 约瑟夫·康拉德 摘自《吉姆老爷》
尼尔·贝德曼和马丁·亚当斯，下午1时25分到达顶峰当他们到达时，安迪·哈因斯和阿那托列.布克瑞夫已经到达。而我已在8分钟前离去。贝德曼认为其他成员不久就会出现，他照了几张相，然后和布克瑞夫开着玩笑，坐下来等待。在1时45分，克利夫·舍恩宁爬上最后的斜坡。他拿出一张妻子和孩子的合影，热泪盈眶地庆祝他到达了世界屋脊。
从山顶望去，峰脊上的一块隆起挡住了观望来路的视线。到规定返回的时间下午2点钟时，仍不见费希尔和其他顾客的影子。贝德曼开始担心起来。
36岁的贝德曼是训练有素的航空工程师。他是位深受其他队员及霍尔队伍喜爱的安静、体贴和有着强烈责任心的向导。贝德曼也是山上最强壮的登山者之一。2年以前，他和他的好友布克瑞夫以接近纪录的时间共同攀登了马卡鲁山。他们当时没有使用氧气，也没有借助夏尔巴人的帮助。他于1992年在乔戈里峰首次见到费希尔和霍尔。他的能力和和蔼可亲的性格给两人都留下良好的印象。但因为贝德曼的高山经历非常有限（马卡鲁峰是他攀登过的最主要的喜玛拉雅山峰），他在"疯狂山峰"的向导等级排中位于费希尔和布克瑞夫之下。他的报酬也反映了他的中级地位：他同意以10，000美元为报酬向导珠峰，而费希尔付给市克瑞夫的却是25，000美元。
生性敏感的贝德曼对他在探险队里的位置十分清楚。 "我无疑被认为是第三位向导，"他事后坦言，"所以我尽量不多管闲事。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我在应该发表意见时却保持了沉默。现在我为这点自责。"
贝德曼说，按照费希尔的松散的登峰计划，洛桑江布应当携无线电和两盘绳索在队伍前面固定绳索；而都没有配备无线电的布克瑞夫和贝德曼应当依据顾客行进的速度而在中间或靠前的地方，带着无线电的斯科特进行"扫尾"。在罗布的建议下，我们将返回时间定为下午2点，任何在2点钟仍未接近峰顶的人都要掉头下山。
"斯科特负责让顾客掉头，"贝德曼解释说，"我们讨论过此事。我告诉他作为第三位向导，让我告诉那些付了 65，000美元的顾客下山会令我感到不适。斯科特同意这将是他的责任。但不知何故，他并没有做到这点。"事实上，在下午2点钟以前到达峰顶的只有我、布克瑞夫、哈里斯、贝德曼、亚当斯和舍恩宁。如果费希尔和霍尔坚持他们的预定原则，那么其余的人都应在到达峰顶前返回。
尽管贝德曼对时间的消逝渐感焦虑，但由于他没有无线电装备，所以无法和费希尔讨论当时的情况。而配有无线电的江布当时还在视线外很远的地方。那天清晨，当贝德曼在平台碰到正从两膝间向雪地上呕吐的江布时，他拿走了夏尔巴人的两盘绳索并将之固定在陡峭的岩石上。后来他感叹说："我竟没有想到连他的无线电一起拿过来。"
贝德曼回忆道：结果是"我在山顶坐了很长一段时间，边看手表边等待斯科特出现。我想到了下山--但我每次站起身来，总有我们的顾客出现在山脊的顶部，所以我只好退回去等待他们"。
桑迪·皮特曼在下午2时10分出现在最后一个隆起上。她比夏洛特·福克斯、洛桑江布、蒂姆·马德森和莱尼· 甘默尔盖德稍早一些。然而皮特曼移动得非常缓慢。在临近山顶时，她突然跪在了雪地上。当江布赶上去帮助她时，他发现她的第三瓶氧气已经用完了。清晨，当江布开始用短绳系住皮特曼时，他将她的氧气调到了最高速度，即每分钟四升。她很快用完了氧气。幸运的是，不使用氧气的江布在背包里还装了一瓶备用氧气。他将皮特曼的面罩和调节器联上新的氧气瓶，然后他们爬上通往山顶的最后几米路，加人到庆祝的队伍中。
罗布·霍尔、麦克·格鲁姆和南比大约在此时也赶到山顶。霍尔通过无线电向大本营的海伦·威尔顿发出好消息。 "罗布说上面寒冷并且有风，"威尔顿回忆道，"但他听起来还不错。他说：'道格正向视线内走来；等他到达后，我就下去…·'如果你再没有听到我的消息，说明一切正常"'而后，威尔顿将这一消息告知了位于新西兰的探险咨询公司的办公室，紧接着，宣布探险队胜利登临峰顶的传真像雪片般飞往世界各地。
然而道格·汉森以及费希尔当时并没有像霍尔所认为的那样临近山顶。费希尔要到3时40分才能到达山顶，而汉森则要等到下午4时。
5月9日星期四，即攀登峰顶的前一天下午，当我们所有的人都已从3号营地攀登到4号营地，费希尔却在下午5 点以后才到达南山口的营地。当他最终到达时，虽然他极力掩饰身体的虚弱，但看上去还是很疲乏。"那天晚上，"与费希尔同住一个帐篷的夏洛特·福克斯回忆道，"我无法想象，斯科特可能生病了。他像赛前的足球教练让每个人做好思想准备。"
事实上，数周以来的压力使费希尔身心疲惫。虽然他具有非凡的能量储备，但他已浪费了这些储备。在他到达 4号营地时，这些储备已被消耗掉了。"斯科特是个强人，" 布克瑞夫事后说道，"但在向顶峰冲刺之前他已很疲惫了。他遇到了许多问题，花费了太多精力。担心、担心、担心、担心。斯科特很紧张，但他深藏不露。"
事实上，费希尔还向所有的人隐瞒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可能在攀登山顶那天在真正意义上病倒了。1984年，在前往尼泊尔的安纳布尔纳山的探险中，他染上了一种神秘的疾病，而这种疾病后来变成了慢性肝病。他在过去几年中曾就诊于无数医生并做了大量检查，但始终没有得到肯定的诊断。费希尔简单地将他的病称为"肝囊肿"，并很少向人提及此事。他努力装出若无其事的姿态。
"不管这是什么病，"为数不多的知情者之一简·布罗米特说："虽然不是疟疾，但它的症状却类似疟疾。他会突然大汗淋漓并且颤抖不止。病情发作时他体力不支，但通常只持续10至20分钟，然后症状消失。在西雅图，他每周发作一次，但当他受到压力时，发作的次数就增多。在大本营时，他的发病次数增多--隔一天一次，有时每天一次。"
他从未提到费希尔是否在4号营地或更高的地方发作过此病。福克斯说，他在星期四晚上爬入帐篷后不久，"斯科特好像处于昏迷状态，沉沉地睡了2个小时"。当他在下午回点醒来时，他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很缓慢；并且在他的最后一名顾客、向导和夏尔巴人出发前往山顶之后还在帐篷里呆了很久。
至今尚不清楚费希尔几时离开了4号营地；也许晚至 5月10日星期五凌晨1点。在攀登顶峰那天，他大部分时间都被甩在所有人的后面。他直到下午1点才到达南峰顶。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下午2时45分的下山路上，当时我和安迪在希拉里台阶上等待人群散开。费希尔是绳索上的最后一名登山者。他看上去异常疲惫。
在我们互致问候后，他对站在希拉里台阶上面等待下山的我和马丁·亚当斯和阿那托列·布克瑞夫说道："晦，马丁，"费希尔在他的氧气罩后面开着玩笑，尽量装出轻松的口气，"你能登上珠峰顶吗？"
"晦，斯科特，"亚当斯回答道，由于没有得到费希尔的祝贺而听上去有些恼怒，"我刚刚到过山顶。" 后来，费希尔和布克瑞夫说了几句话。如亚当斯所记忆的那样，布克瑞夫告诉费希尔："我和马丁下山去。"然后费希尔向着山顶的方向缓慢移去，而我、哈里斯、布克瑞夫和亚当斯开始在石阶上用绳索下山。没有人提及费希尔精疲力竭的外表。无人想到他会遇到麻烦。
星期五下午3时45分，费希尔仍没有到达山顶。贝德曼说："我决定即使费希尔还未出现，也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他召集起皮特曼、甘默尔盖德、福克斯和马德森，然后带领他们沿峰脊下山。20分钟后，在希拉里台阶之上，他们碰到了费希尔。"我实际上没和他讲话，"贝德曼回忆说， "他只是举了举手，看起来很吃力，但他是斯科特，所以我不怎么担心。我想他会到达山顶，然后很快赶上我们，帮助我将顾客送下山。"
贝德曼当时最担心的是皮特曼。"当时每个人都很狼狈，但皮特曼显得尤其糟糕。我想如果我不盯紧她，她很有可能滚下山脊。所以我必须保证她夹牢了固定绳索，在没有绳索的地方，我从后面抓紧她的衣服直到她能夹住下一段绳索。她是那么的精疲力竭。我不敢肯定她是否知道我的存在。"
当登山者在南峰顶下面不远的地方遭遇浓云和飞雪时，皮特曼又一次倒下了，并请求福克斯给她注射强劲的类固醇药地塞米松。"地塞米松"可以暂时缓解高海拔造成的不良影响。费希尔的每一名队员都在羽绒服里揣了一支装有药液的注射器。注射器装在塑料牙刷套里，不会冻冰，以备急用。"我将桑迪的裤子拉下一点，"福克斯回忆道："然后将针隔着她的长长的内裤和所有的东西扎入她的屁股。"
正在南峰顶清点氧气瓶的贝德曼看到了福克斯正将注射器推入脸朝积雪伸展开的皮特曼。"当我走下隆起，看到桑迪躺在那里，福克斯手里拿着注射器跨立在她上面，我想：'嗅，他妈的，这看起来太糟了。'所以我问桑迪怎么回事，她嘴里传出一连串含混不清的呓语。"极度焦虑的贝德曼命令甘默尔盖德将他的整瓶氧气与皮特曼即将用完的氧气瓶交换，并将流速调到最大。然后他抓住处于半昏迷状态的皮特曼的安全带，拖着她在陡峭的东南脊上向下攀登。 "每次我让她滑落时，"他解释说，"我总要在她前面先滑降。我每隔50米停下来，用手抓住绳索，用我的身体做支撑以挡住她的滑落。桑迪第一次滚向我的时候，她的冰爪划破了我的羽绒服。羽毛到处飞舞。"让大家感到欣慰的是，20分钟后，针剂和氧气使皮特曼复苏过来，她又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下山了。
下午5点钟左右，当贝德曼带领他的顾客沿峰脊下行时，麦克·格鲁姆和南比到达了位于他们下面500英尺的平台。从这个位于海拔28，600英尺的隆起开始，路线脱离了山脊而向南面的4号营地转去。然而当格鲁姆向另一个方向即山脊的北面望去时，他透过翻飞的雪花和忽明忽暗的灯光看到一位独行者已远远偏离了路线：马丁·亚当斯在暴风雪中迷失了方向，正错误地沿着通往西藏的江顺冰面方向下行。
当亚当斯看到格鲁姆和南比在他上面以后，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缓慢地向平台移动。"马了赶到我和南比处的时候已精疲力尽了，"格鲁姆回忆道，"他的氧气罩掉了下来，他的脸被雪包住了。他问：＂哪儿是通往帐篷的路？＂格鲁姆指了指，亚当斯立刻沿着山脊的正确一面下山去了，踩着我大约10分钟前留下的脚印。
当格鲁姆等待亚当斯爬回山脊时，他让南比继续下山，自己忙乱地寻找着上山时丢失的相机盒子。当他向四周张望时，他第一次看到平台上还有另外一个人。''因为他被积雪伪装起来了。我把他当成了费希尔的队员而没有理会他。然而这个人站在我面前说：'晦，麦克！'我意识到这是贝克。"
格鲁姆看到贝克时感到十分惊喜。他掏出绳索，用短绳系着这名德克萨斯人沿南山口下行。"贝克的视力瞎得一塌糊涂，"格鲁姆回忆道，"每隔10英尺他就会踩空，而我不得不用绳子将他套牢。许多次我都担心他会将我一同拖下山去。这真令人伤脑筋。我必须保证将冰镐系牢。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时时刻刻将冰镐插入坚固的东西。"
沿着我在15至20分钟前留下的足迹，贝德曼和费希尔的其他顾客一个接一个地通过了渐渐猛烈的暴风雪。亚当斯在我之后、其他人之前，然后是南比、格鲁姆和韦瑟斯。舍恩宁和甘默尔盖德、贝德曼，最后是皮特曼、福克斯和马德森。
在南山口以上500英尺的地方，相对缓和的雪坡取代了陡峭的页岩。南比的氧气用完了。这个小巧的日本女人坐下来拒绝前进。"当我试图将她的氧气罩取下以使她呼吸更容易时，"'格鲁姆说，"她立刻将氧气罩戴回。我无法使她相信氧气用完后，氧气罩实际上可使她窒息。当时贝克已虚弱得不能自己行走了，我必须用肩膀支撑着他。幸好当时尼尔赶上了我们。"当贝德曼看到格鲁姆在帮助韦瑟斯，他开始拖着南比向4号营地走去，虽然南比并不是费希尔的队员。
大约下午6时45分，天色全部黑了下来。贝德曼、格鲁姆和他们的顾客及2名在风暴中迟迟才得以现形的费希尔的夏尔巴人合并成了一支队伍。虽然他们移动得很缓慢，但还是进入了距4号营地垂直距离为200英尺的地方。当时我刚刚到达营地，大约比贝德曼一组的第一名早到了 15分钟。但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暴风雪突然发展成强劲的飓风，能见度降至20英尺以下。
为了避免在冰面上坠落，贝德曼带领他的小队走上了一条向东迂回的间接路径，因为那里的坡度较为缓和。在 7时30分，他们安全到达了一片开阔地。然而到那时为止，只有3至4人的头灯还有电池，而每个人都已接近了身体崩溃的边缘。福克斯越来越依靠马德森的帮助，而韦瑟斯和南比没有格鲁姆和贝德曼的支持已无力行动。
贝德曼知道他们是在山口东面的中国西藏一边，而帐篷在西侧。但要沿那个方向移动，他们必须顶风进人暴风雪的虎口。风吹起的冰粒和雪粒猛烈地抽打着登山者的脸部，划破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无法看清前进的方向。"太困难也太痛苦了，"舍思宁回忆说，"我们必须逃离风口，转向左边，这也正是我们出错的地方。"
'有一段时间你连自己的脚也看不清，风刮得这样猛烈，"他继续说。"我担心有人会坐下，或者与队伍分开，这样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但当我们到达了山口的平地时，我们开始跟随夏尔巴人。我想他们知道营地的位置。后来他们突然停了下来，并快步向回走，很明显他们也不清楚我们的位置。那一刻，我的灵魂深处感到一种不安。那时我第一次感到我们陷入了困境。"
在接下来的2小时内，贝德曼、格鲁姆、两名夏尔巴人和7名顾客在风雪中茫然地蹒跚着，变得更加疲惫和寒冷。他们希望能撞上营地。他们一度看到了两个废弃的氧气瓶，这预示着他们已接近帐篷，但登山者仍无法确定他们的方位。"简直就是一团糟，"贝德曼说，"人们四处游荡，我向每个人呼喊，以使他们听从同一个指挥。最后，在大约晚上 10点钟的时候，我走过这个小小的隆起，感觉像是站在了地球的边缘。我可以感到前面是广阔的空间。"
队伍无意识地迷失在山口的最东面边缘，也就是江顺冰面上向下7，000英尺的地方。他们当时位于与4号营地同样高的位置，距安全地带的水平距离仅有1，000英尺。但贝德曼说："我知道如果我们继续在风雪中游荡，我们很快就会失去某人。我已无力再拖着南比了。夏洛特和桑迪几乎不能站立。所以我向每个人呼喊，让他们原地蜷缩起来，等待暴风雪的停息。"
贝德曼和舍恩宁欲寻找一处避风的地方，但没有找到。每个人的氧气在很早以前就用完了，这使得整支小队更禁不住冷风的袭击。气温降至零下100华氏度。在一块不及洗碗机大的石头的遮蔽下；登山者们可怜地在被风吹洗得光秃秃的平地上蹲成了一排。"寒冷几乎要了我的命，"夏洛特·福克斯说，"我的眼睛冻上了。我不知道怎样能活着逃出去。寒冷是如此让人痛苦，我不相信自己还能忍耐下去。我只是蜷缩成一团，希望死亡快快降临。"
"我们试图用拳头相互击打来保持体温，"韦瑟斯回忆说，"有人向我们喊：要不断移动胳膊和腿。桑迪变得歇斯底里，她不断地吼着："我不想死！我不想死！'但其他人都没有出声。"
在向西300码的地方，我正在帐篷里失控地抖动着--虽然我已钻入睡袋并穿上了羽绒服和我所有的衣服。飓风险些将帐篷撕碎。每次帐篷门被打开的时候，帐篷内就充满了被吹进的雪沫。帐篷里的每一件东西都被一英寸的雪覆盖着。我由于疲惫、脱水和持续的缺氧而变得神智不清，完全忽略了暴风雪中正在上演的悲剧。
晚上的早些时候，与我同住一个帐篷的斯徒尔特·哈钦森进来将我摇醒，他问我是否能和他一起敲击盆子和向天空中打光束以便引导迷失的登山者。但我实在太虚弱了，语无论次地回答了他。在下午2点到达营地的哈钦森此时要比我的状况好得多。他接着又到其它帐篷里呼叫顾客和夏尔巴人。每个人都是极度寒冷和疲惫，所以斯徒尔特最后还是独自进入了暴风雪中。
那晚，他6次离开帐篷寻找失踪的登山者。但猛烈的风暴使他不敢超出离营地边缘几码的地方。"风太强了，" 他强调说，"被吹起的雪沫好像是从喷沙器里喷出来的。我只能走出15分钟，然后就因为太冷而不得不返回帐篷。"
当登山者们蹲踞在山口的东边缘时，贝德曼告诫自己要对风暴停息的迹象保持警戒。在午夜之前，他的这份警觉得到了回报。他突然注意到头上出现了几颗星星并招呼其他人向上看。风仍在地面上猛烈地抽打，但远处的天空却开始变晴，显现出珠穆朗玛峰和霍泽峰的粗大轮廓。凭借这几个参照点，克利夫·舍恩宁认为他已推断出这支小队距4号营地的位置。在与贝德曼进行了一场喊话之后，他说服了向导，使他们相信他知道通往帐篷的路。
贝德曼试图诱劝每个人站起来，沿舍恩宁指示的方向前进，但皮特曼、福克斯、韦瑟斯和南比虚弱得无力行走了。当时对向导们来讲，有一件事情是一目了然的：如果这里没有人到达营地去搬救兵，那么大家都要在这里送命。所以贝德曼召集起还能行走的人，然后他和舍思宁、甘默尔盖德、格鲁姆和两名夏尔巴人磕磕绊绊地走入风暴中去寻求救助。他们将4名无力行动的顾客交给了蒂姆·马德森。为了不抛下女友福克斯，马德森无私地提出留下来照看每个人直至救援赶到。
20分钟以后，贝德曼领导的小分队一瘸一拐地撞进了营地。他们与忧心冲忡的阿那托列·布克瑞夫激动地重逢了。几乎失声的舍恩宁和贝德曼告诉了俄罗斯人在哪儿可以找到5名仍呆在露天里的顾客，然后就精疲力竭地倒在了各自的帐篷里。
布克瑞夫早于费希尔的其他顾客几小时下到了南山口。事实上，到下午5点以前，当他的队友仍在海拔28，000 英尺处的云雾中奋力下行时，他已呆在帐篷里休息和饮茶了。有经验的向导事后不免对他先于顾客如此长的距离下山提出质疑--这对向导来说是最不光彩的行为。一名费希尔的顾客对布克瑞夫充满鄙夷之情。这位顾客坚持认为，在最紧要的关头，向导却"溜之大吉"了。
阿那托列在下午2点离开峰顶，然后很快卷入希拉里台阶处的交通阻塞。当人群散开之后，他沿西南脊迅速下行，没有等待任何顾客--虽然他在台阶上对费希尔说他将陪马丁·亚当斯下山。布克瑞夫因此在暴风雪尚未形成气候之前就已到达了4号营地。
当我在登山结束之后询问阿那托列为何在队伍之前匆忙下山时，他递给我几天前他通过俄语翻译接受《男人杂志》采访时的记录。布克瑞夫告诉我他已读过记录并确认了它的准确性。我当场读了记录，很快就下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他回答道：
"我（在山顶）呆了大约1个小时……那里非常冷，很显然，这将消耗体力……我的处境是，如果我站在那里边挨冻边等待将无济于事。我更大的用处是返回4号营地，以便给返回的登山者带去氧气，或当有些人在下山途中变得虚弱时去帮助他们……如果你在那样的高度静止不动，你会在寒冷中失去体力，那样你就什么也做不了了。"
布克瑞夫对寒冷的不耐受性由于没有使用氧气而大大地加重了；在没有氧气的状态下，他无法停下来在峰脊上等待较慢的顾客而不受到冻疮和体温下降的危险。总之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他在队伍之前赶下山去--这实际是他在整个攀登过程中采用的方式。这一点在费希尔最后从大本营传往西雅图的信件和电话中记录得非常清楚。
当我质问阿那托列在峰脊离开他的顾客们的动机时，他坚持说是为了队伍的利益："我在南山口暖和一下并准备在顾客的氧气用完时给他们带去更多氧气。"事实上，在天黑后不久，在贝德曼的小队没能返回而暴风雪演变成飓风时，布克瑞夫意识到他们必定遇到了麻烦，而做出了给他们送氧气的勇敢决定。但他的计划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因为他和贝德曼都没有无线电，阿那托列无法知道迷失的登山者的真正处境，甚至也无法知道在茫茫的山峰上到哪里可以找到他们。
然而布克瑞夫还是在晚上7时30分离开4号营地开始寻找迷失的小队。他对当时的情景回忆道：
"能见度大概只有1米。所有的东西都消失了。我有一盏灯，我开始使用氧气以加快上升的速度。我带了3瓶氧气。我尽量走得快些，但看不见前方……就像是失去了双眼，失去了看的能力，也不可能看到。这非常危险，因为这样有可能掉入裂缝，掉入垂直3，000米深的霍泽峰南侧。我努力向上，但因为天黑，我无法找到固定绳索。" 在山口以上的地方，布克瑞夫意识到他的努力毫无价值，后来他返回帐篷。他承认他自己险些迷了路。无论如何，他放弃营救还是正确的，因为当时他的队友们已不在布克瑞夫所前往的山顶--在他放弃搜寻的时候，贝德曼的小队实际上正在低于俄罗斯人600英尺的地方游荡。
当他在晚上9点钟返回4号营地时，布克瑞夫为失踪的19名登山者感到担心。但由于不知道他们的位置，他除了消磨时间以外别无办法。然后在凌晨12时的时候，贝德曼、格鲁姆、舍恩宁和甘默尔盖德跌跌撞撞地进入了营地。"克利夫和尼尔已全无气力，几乎说不出话，"布克瑞夫回忆道，"他们告诉我夏洛特、桑迪和吉姆需要帮助。桑迪快死了。然后他们给了我可以找到他们的大致方位。"
当听到迷失者到达时，斯徒尔特跑出来帮助格鲁姆。 "我将麦克扶入他的帐篷，"哈钦森回忆道，"他非常、非常疲惫。他还可以清楚地交谈，但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像垂死的人的最后留言。'你必须找几名夏尔巴人！'他告诉我， '让他们去救贝克和南比。'然后他向关口的江顺方向指了指。"
然而哈钦森组织救援队伍的努力最终还是徒劳。霍尔队伍里的两名未随队攀登峰顶的夏尔巴人崇德姆和阿瑞塔本来是储备在4号营地专为应付类似紧急情况的，但他们在通风不好的帐篷里做饭而煤气中毒了。崇德姆中毒后在吐血。而我们队的其他4名夏尔巴人也因为寒冷和体力消耗太大而未成行。
在攀登结束以后，我问哈钦森为什么在知道失踪队员的下落后没有叫醒福兰克·菲施贝克、洛·卡西希克或者是约翰·塔斯基，或者第二次将我唤醒，以便借助我们的力量帮他进行救助工作。"很显然你们大家都很疲惫，我甚至没有考虑让你们帮忙。你们都已超过了疲劳的极限，让你们帮助只能使事态变得更糟--你们到那儿以后，还要有人来救你们。"结果是斯捷尔特独自进入了暴风雪，但他又一次在营地的边线返回了。因为他担心如果他走得太远，他将找不到归路。
在同一时刻，布克瑞夫也在组织救援的队伍。但他没有与哈钦森联系，也没有来我的帐篷，所以哈钦森和布克瑞夫没有协调起来，而我对任何一项救援计划都一无所知。最后布克瑞夫和哈钦森一样发现他所叫醒的每一个人都因为疾病、疲惫和害怕而不能给予任何帮助。俄罗斯人决定自己去营救小分队。他勇敢地投入到飓风当中，他在山口搜索了将近1小时，但没有找到任何人。
布克瑞夫没有放弃。他返回营地，从贝德曼和舍恩宁那里得到更确切的方位，然后再一次闯入风雪中。这一次他看到了马德森微弱的头灯光亮而确定了失踪者的方位。 "他们躺在冰雪上，一动不动，"布克瑞夫说，"他们不能说话。"马德森依旧神志清醒而且能照顾自己，但皮特曼、福克斯和韦瑟斯已无法自理，南比看上去好像死了。
在贝德曼和其他人离开挤在一起的人群去寻找救援后，马德森将剩下的人召集在一起，并敦促每个人不停地移动以保持体温。"我将南比放在贝克的大腿上，"马德森回忆道，"但他当时反应太迟钝了，南比根本就没有活动。过了一会儿我看到她平躺在雪地上，积雪塞满了她的帽子。她不知怎么丢掉了一只手套--她的右手裸露着，她的手指紧紧地赠缩在一起，你无法将其展开。看起来她的骨头已被冻死了。"
"我想她已经死了，"马德森继续说道，"但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动了一下，吓了我一跳：她轻轻地摆了一下脖子，好像要坐起来，她的右臂稍稍抬起，但再没有下文。南比躺了回去就再也没有动过。"
当布克瑞夫找到这支小队的时候，他清醒地认识到他每次只能带走一名攀登者。他和马德森将他携带的氧气瓶与皮特曼的氧气罩连了起来。然后布克瑞夫向马德森说明他将尽快返回，接着就开始帮助福克斯向帐篷的方向移去。 "他们走了以后，"马德森说："贝克躺在那里像死了一样，几乎不怎么活动。桑迪给缩在我的大腿上，也不怎么活动。我冲她大喊：'随，挥动你的手！让我看看你的手！'当她坐起来把手伸出来后，我看到她没有带手套--手套从她的手腕处耷拉下来。"
"所以我尽量将她的手塞回（手套）里，这时贝克突然哺哺说：'晦，我都想通了。'然后他滚动了一小段距离，蹲在一块大石头上，双臂向两侧打开，迎风而立。一秒钟后，一阵狂风吹来，他向后翻到了我的头灯无法照到的夜色中。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
"托利在那之后不久返回，他抓住桑迪，我收拾好东西，尾随其名，尽量跟随托利和桑迪的头灯。当时我认为南比已经死了，而贝克失踪了。"当他们最后到达营地时已是凌晨4时 30分。东方地平线上的天空已开始发亮。当从马德森那里听说南比未能生还时，贝德曼在他的帐篷里痛不欲生地哭了45分钟。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