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在不断增大的旋涡中不停地旋转
猎鹰听不到主人的声音
一切都分崩离析、失去了平衡
世界上充斥着无政府状态
血色的海潮蔓延开来
所有关于纯真的庆典都淹没在其中
—— 威廉姆·巴特勒·耶茨 摘自《重归》
5月11日，星期六上午7时30分，当我摇摇晃晃地回到4号营地时，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开始以前人心魄的力量潜入我的内心。经过1个小时在南山口疾速寻找安迪·哈里斯之后，我的身心均遭到打击。这次寻找过后，我相信他已经死了。根据队友斯徒尔特·哈钦森监听到的罗布·霍尔在南峰顶上的无线电通话，事情非常明朗，我们的队长已陷于绝望的境地，而道格·汉森已经死亡。斯科特·费希尔登山队中那些昨晚迷失在南山口的队员报告说，南比和贝克·韦瑟斯也已死亡。而且大家都相信，斯科特·费希尔和"马卡鲁"死了，或者正在高于营地1，200英尺的地方做垂死的挣扎。
一想到这些伤亡记录，我的脑子就陷于停滞，沉浸于一种奇怪的、几乎是机器人似的麻木状态。虽然我的感情麻木，但思维却非常清醒，仿佛逃进了自己脑壳深处的空洞中，正从狭小细长的裂口处窥视着身边发生的惨剧。我茫然凝视着天空，天空似乎变成了异乎寻常的浅蓝色，像是漂白后残存的色彩。参差不齐的天际被描画成了一道光环，在我眼前不断地闪耀，不断地跳动。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正在坠入恶梦般疯狂的境地。
在海拔26，000英尺的山上度过了没有氧气瓶的一夜之后，我的身体比前天晚上从顶峰下来后的状态还要虚弱，还要精疲力竭。我知道，除非我们能搞到更多的氧气，或者下降到海拔较低的营地，否则，我和队友们的身体状况会继续迅速地恶化。
霍尔以及其它大多数现代珠峰探险队所采取的适应环境的速成法确实行之有效。这一方法使登山者仅需在海拔 17，000英尺以上的空间度过比较短暂的4周后即可向顶峰挺进--这包括一次在24，000英尺高度的夜间适应性短程攀登。但这一方案的前提条件是每个人在24，000英尺以上的高度都将有持续的瓶装氧气供应。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将功亏一篑。
在寻找队友的过程中，我发现福兰克、洛·卡西希克躺在附近的一个帐篷中。洛此时神志昏迷而且得了雪盲症，完全失明了，所以无法照料自己。他在昏迷中语无伦次地说着什么。福兰克看起来好像处在严重的惊恐状态之中，但却尽力照顾着洛。约翰·塔斯基和麦克·格鲁姆在另一间帐篷中，两人都像是睡熟了，或者是已失去了知觉。我自己站立不稳，非常虚弱。显然除斯徒尔特·哈钦森之外，所有人的情况都是越来越糟。
我一边从一个帐篷走到另一个帐篷，一边试着寻找些氧气瓶，但我找到的氧气瓶全是空的。缺氧状态加重了我的疲劳，也加剧了混乱和绝望的感觉。尼龙绳在风中不停发出的声响使帐篷与帐篷之间的联络都无法进行。我们仅存的一台无线电的电池濒临耗尽。宇宙中能量与物质即将熄灭的气氛笼罩着整个营地。更可悲的是，我们这支登山队在过去6周中一直被告知要完全依赖我们的向导--然而此时，我们突然地并且是完全地丧失了领头人：罗布和安迪死了，格鲁姆虽在，但前天晚上的严峻考验使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的冻伤很严重，此时正无声无息地躺在自己的帐篷中，至少目前连话都说不出来。
由于我们的向导丧失了领导登山队的能力，哈钦森临危受命填补了领导真空。这位来自蒙特利尔上层社会的年轻人精力充沛、为人严谨，是一位出色的医学研究人员。除了每二三年参加一次大型攀登探险活动以外，他真正能爬山的时间很少。在4号营地危机四起之际，哈钦森尽全力做到了应付自如。
当我还没有从寻找哈里斯的失败中恢复过来时，哈钦森组织了一个由4名夏尔巴人组成的小队去寻找韦瑟斯和南比的尸体。当安那托列·布克瑞夫将夏洛特·福克斯、桑迪·皮特曼以及蒂姆·马德森护送回营地时，他俩被留在了山口最边缘的地方。夏尔巴人搜寻队由吉里领队，先于哈钦森出发了，而后者因为极度疲惫和糊涂不清在离开帐篷时竟然忘记穿上靴子，而只穿了又轻又滑的衬里。在吉里指出这个错误后，哈钦森才返回去穿上靴子。顺着布克瑞夫指示的方向，4位夏尔巴人很快就在江顺附近散落着一些大圆石和被灰色冰雪覆盖的山坡上发现了两具尸体。和很多夏尔巴人一样，由于对死人的迷信，他们在六七十英尺外的地方就停了下来，等待着哈钦森。
"两具尸体都被部分掩埋着，"哈钦森回忆说，"他们的背包在距他们大概100英尺的山坡上。脸上和上半身盖满了雪，只有双手、双脚伸在外边。风呼啸着吹过山口。"他发现的第一具尸体后来证明是南比，但哈钦森一开始无法看清楚，直到他跪下去把3英寸厚的冰壳从她的脸上凿下来时，才吃惊地发现她还有呼吸。她的手套不见了，裸露的双手被冻得很坚硬，两只眼睛鼓胀出来，面色犹如白色瓷器一般。"可怕死了，"哈钦森回忆说，"我被吓呆了。她离死亡如此之近，我不知所措。"
他随后转向躺在20英尺远的贝克。贝克的头部也盖着一层厚厚的冰壳。葡萄般大小的冰球挂在他的头发和眼皮上。在把冻结的碎石从贝克脸上清除以后，哈钦森发现这位德克萨斯州人也还活着。贝克嘟嚷着什么，但却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他右手上的手套没有了。他的冻伤很严重。我努力扶他坐起来，但不行。他和死人差不多，只是仍在呼吸。
深受震惊的哈钦森走到夏尔巴人身边，请教吉里。吉里是位经验丰富的珠峰攀登者，深受夏尔巴人的尊崇。他敦促哈钦森把贝克和南比留在原地，因为即使他们能被活着拖回4号营地，也肯定会在被抬下山之前死掉；而且，进行这种救援将对山上其他攀登者的生命造成伤害，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能否安全下山也还是个问题。
哈钦森认为吉里的话是正确的，只有一种选择，非常困难的选择：让贝克和南比听天由命，将搜寻队的力量保存下来，以供真正能被救助的人所需。这犹如对伤员的鉴别分类。哈钦森回到营地时，眼里含着泪花，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在他的要求下，我们唤醒了塔斯基和格鲁姆，然后挤进他们的帐篷，讨论如何处理贝克和南比的事情。讨论是痛苦的，也是犹豫不决的。我们尽量不看对方的眼睛。但是，5分钟后，我们4人达成一致意见：哈钦森将贝克和南比留在原处的决定是正确的。
我们还讨论到下午下降到2号营地的可能性，但是塔斯基坚持认为，当霍尔在南峰顶上孤立无援的时候，我们不能下山。"放下他不管，我连想都不想。"他坚定地说。无论如何，这一点悬而未决：卡西希克和格鲁姆身体状况很差，他们目前是不可能去任何地方的。
"那时，我非常担心我们正在面临重蹈1986年乔戈里峰的覆辙。"哈钦森说。那年的7月4日，7位喜玛拉雅老登山者，包括传奇人物、澳大利亚人库尔特·戴姆伯格，向世界第2高峰进发。7人中有6人到达了顶峰，但在下山途中遭遇了强烈的暴风雪，被困在海拔26，250英尺的营地。暴风雪持续了5天，他们越来越虚弱，当风暴终于停息时，只有戴姆伯格和另外一人活着下了山。
星期六上午，当我们正在讨论如何处置南比和韦瑟斯以及如何下山时，尼尔·贝德曼将费希尔的队员召集到帐篷外面，并且威胁他们必须开始由山口下山。"每个人都因为经过了那样一个夜晚而变得神慌意乱。让队员起来并走出帐篷非常困难。我几乎要靠捶打一些人才能让他们起来穿上靴子，"贝德曼说，"但我很固执，坚持立即动身。在我看来，在26，000英尺高的地方多停留一会儿，就等于找死。当我看到营救斯科特和罗布的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便将注意力转向如何将队员带离山口，带到下面较低的营地。"
当布克瑞夫留在4号营地等候费希尔时，贝德曼已带领他的队伍缓慢地从山口往下走了。在25，000英尺的地方，他们停下来又给皮特曼注射了一支地塞米松，然后所有人在3号营地休息了很长时间，补充了水。"我看见这群人时，"大卫·布里歇尔斯说，当贝德曼的队员到达时他正在3号营地，"我吃了一惊。他们像是经历了5个月的战争。桑迪垮了下来--她放声大哭。'太可怕了！我想放弃，躺在地上死去！'所有的人看起来都被吓得不轻。
在天黑前，当贝德曼登山队的最后一人由陡峭的"霍泽之脸"向下走时，在距固定绳索的末端还差500英尺的地方，他们遇到了一支尼泊尔登山队里的几名夏尔巴人。这些人正要上山帮助他们。当这一群人继续下山时，一阵葡萄般大小的石头咬咬地从山顶飞下来。一块石头砸在了一名夏尔巴人的后脑勺上。"石头正好击中他。"贝德曼说，他在短距离内目睹了整个事件。
"真令人不寒而栗，"克利夫·舍恩宁回忆说，"那声音听起来好像是被棒球棍击中一样。"巨大的力量削去了这个夏尔巴人一块硬币大小的头皮，把他打昏了。他的心脏也暂时停止了跳动。当他开始身体翻转顺山坡下滑时，舍恩宁一个箭步跳到他前面，将他挡住。过了一会儿，就在舍思宁双臂搂着这位夏尔巴人时，第二块石头砸了下来，又击中了夏尔巴人，这次石头还是砸在了他的后脑壳上。
尽管遭到如此打击，过了几分钟，这名夏尔巴人在一阵急促的喘息后又开始呼吸了。贝德曼把他带至较低的霍泽冰面的底部，在那里碰到了这位受伤的夏尔巴人的队友。他们把他抬到了2号营地。贝德曼说："当时，克利夫和我悲伤地盯着对方，好像在问：'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做了些什么让这座山发了这么大的火？"
4月初到5月初这段时间里，罗布·霍尔一直都在担心，由于一支或几支能力略差的登山队陷入困境，我们的队员会因为救援他们而破坏了整个攀登珠峰的计划。而现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霍尔自己的探险队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而其它登山队都来救助我们。有3支登山队无私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它们是由托德·伯尔利森带队的阿尔卑斯国际攀登探险队；大卫·布里歇尔斯的IMAX探险队；以及默尔·道夫率领的一支商业登山队。他们立即推迟了各自的攀登顶峰的行动以帮助受伤的登山者。
前一天，也就是5月10日星期五，当霍尔和费希尔的登山队从4号营地向顶峰挺进时，由伯尔利森和彼特·阿萨斯率领的高山国际攀登探险队刚刚抵达3号营地。星期六上午，当刚一得知山上正在发生的灾难时，伯尔利森和阿萨斯便让队员停留在海拔24，000英尺的地方由第3位向导吉姆·威廉姆斯照管，然后急忙向南峰顶攀登以提供帮助。
那时，布里歇尔斯、埃德·维斯特斯以及IMAX登山队的其他成员正好在2号营地。布里歇尔斯当即中止了拍摄活动，把他们所有的登山设备投入到救援工作中。首先，他给我传来消息，IMAX探险队在山口的一个帐篷下面还藏有备用电池。我在下午三四点钟找到了这些电池，这使得霍尔的队伍和下面的营地重新建立了无线电联系。接着，布里歇尔斯贡献出了他的探险队的所有氧气供应，包括费尽力气才运上海拔26，000英尺的55个氧气瓶。这些氧气瓶被分送给那些生病的登山者以及在山口上将要展开营救工作的人员。尽管他的这一举动可能使耗资550万美元的拍摄计划遭受失败，但他仍然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至关重要的氧气。
阿萨斯和伯尔利森于上午到达4号营地后，就立刻把IMAX登山队的氧气瓶分发给我们这些急需氧气的人。然后他们等候夏尔巴人营救霍尔、费希尔和"马卡鲁"的结果。下午4时35分，站在帐篷外边的伯尔利森看见有人缓慢地向营地走来，步伐很特别，膝盖发僵。"过来，彼特！"他冲阿萨斯喊道，"你过来看看！有人向营地过来了！"那人暴露的右手在刺骨的寒风中毫无遮挡，满是冻疮。他的手以一种古怪而僵硬的敬礼姿态伸在外边。那人的样子让阿萨斯想起了一部低制作成本的恐怖电影里的木乃伊。当这具活木乃伊瞒册地走进营地时，伯尔利森认出那不是别人，正是死里逃生的贝克·韦瑟斯。
前一天晚上，当韦瑟斯和格鲁姆、贝德曼、南比以及其他队员挤在一起时，他感到自己"越来越冷。我的手套早就丢了。脸被冻伤了，双手也冻伤了。我觉得自己越来越麻木，难以集中精力。后来，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从那晚到第二天几乎全天时间里，贝克一直躺在冰雪中，完全暴露在酷寒里。他全身僵硬，奄奄一息。他记不起有关布克瑞夫帮助皮特曼、福克斯及马德森的情节，也记不起哈钦森在早晨找到他，把冰从他脸上剥下来的情节。他至少昏迷了24个小时。后来，星期六傍晚时分，一丝光亮鬼使神差般地爬进贝克一片沉寂的大脑。接着，他的生命重新浮现，恢复了知觉。
"开始，我想我是在梦中，"韦瑟斯回忆说，"我以为自己躺在床上，不觉得寒冷或者不舒服。后来我翻了个身，睁开眼睛，发现右手就在我的眼前。接着，我看清它被冻得非常可怕，这一来我就回到了现实中。后来，我完全清醒了，发现自己躺在雪里，救兵役来，所以我想最好自己做些什么。"
尽管贝克双眼几乎失明，只能用左眼看清半径为三四英尺的地方，但他仍顶风向前走，正确地推断出营地的方向。如果他当时推断错误的话，他会突然跌到江顺冰面下面去，因为江顺冰面的边缘就在相反方向上大约30英尺的地方。大约几十分钟后，他碰上了"一些光滑得很不自然的蓝色岩石"，后来他才知道这就是四号营地的帐篷。
哈钦森和我正在帐篷中监听罗布·霍尔在南峰顶上的无线电通话，伯尔利森冲了进来。"大夫！我们需要你！"他在门外就冲斯徒尔特喊起来，"快拿上家伙！贝克回来了！他的状况很糟！"得知贝克奇迹般地生还了，哈钦森深感意外。他不顾疲惫，应声冲出门外。
他和阿萨斯、伯尔利森一起把贝克安置在一间空帐篷里，把他装进塞满数个热水瓶子的两个睡袋中，还给他戴上了氧气面罩。"那个时候，"哈钦森坦白地说，"我们谁也不相信贝克能挺过那个晚上。我连他的颈动脉都模不着，而这是人临死时最后消失的脉跳。他病得非常厉害。而且，即便他真能活到第二天早晨，我也无法想象如何才能把他送下山去。"
此时，3位上山救助斯科特、费希尔和"马卡鲁"的夏尔巴人将"马卡鲁"抬回了营地；他们由于断定费希尔已无生还的希望，就把他留在了海拔28，200英尺处的一个岩石架上。但是，当看到被遗弃等死的贝克走进营地后，安那托利·布克瑞夫不想就此承认费希尔的死亡命运。下午5点钟，风暴又猛烈了些，这位俄罗斯人只身上山，准备营救费希尔。
"我7点钟找到了斯科特，可能是在7点半或者8点钟时，"布克瑞夫说，"那时天已经黑了。风暴非常猛烈。他的氧气罩挂在脸上，氧气瓶是空的。他没有戴手套，双手完全露在外面。羽绒服解开着，从肩膀上脱落了下来，一支胳膊露在衣服外面。我已无力回天，斯科特死了。"怀着沉重的心倩，布克瑞夫把费舍尔的背包盖在他的脸上，像盖裹尸布一样将它紧紧扎牢，然后让他呆在原来的地方。他把斯科特背的相机、冰镐和他心爱的小刀塞进背包里--然后转身消失在风雪之中。后来，贝德曼把这些东西移交给了住在西雅图的斯科特的九岁的儿子。
星期六傍晚的风暴比起前一天晚上横扫山口的那一场还要凶猛得多。等布克瑞夫回到4号营地时，能见度已下降到几码。他险些没找到帐篷。 30个小时以来第一次吸上瓶装氧气（这要感谢IMAX登山队）的我在风拍打帐篷发出的呼啸声中陷入了痛苦的。时断时续的梦境中。午夜刚过，我做了一个关于安迪的恶梦--他正从"霍泽之脸"上顺着绳子掉了下来，要求我回答为什么不抓紧绳子的另一端--哈钦森叫醒了我。"乔恩，"他用力压过风暴的咆哮，喊道：”我担心这个帐篷。你觉得它不会出事吧“
我东倒西歪地从可怕的梦想中挣脱出来，像个快被淹死的人浮出水面一样。我用了好几分钟才弄清斯徒尔特在为什么担忧。狂风把我们一半的隐避所吹塌了。塌陷的部分随着阵阵狂风剧烈地摇晃起来。有几个支撑的柱子被吹弯了。借着头灯的亮光，我看到有两个大裂缝濒于被风扯成碎片的巨大危险。随风吹进来的细微雪粒弥漫了整个帐篷，给所有的东西都罩上了一层冰霜。这风比我在其它任何地方，甚至比以地球上风力最猛烈而著称的巴塔哥尼亚高原冰冠上的风还要强劲。假如这顶帐篷在明天早晨之前被吹散的话，我们就身临绝境了。
斯徒尔特和我穿上皮靴子和所有的衣服，然后抵靠在顶风方向的帐篷一侧。我们用后背和肩膀用力抵住受损的支柱。在后来的3个小时中，我们不顾精疲力竭，逆着狂风，全力支持着变形的尼龙圆顶--我们的性命就维系在上面。我当时木然地想着罗布正在海拔28，700英尺的山上，在没有氧气和任何遮挡的情况下暴露在这肆虐的风暴之中--但不去想这些事情，我感到更加不安。
在5月12日星期天黎明即将到来前，斯徒尔特的氧气用完了。"没有氧气，我感到非常冷，体温很低很低，"司徒尔特说，"我的手脚渐渐失去了知觉。我害怕自己会滑向悬崖边，再也不能从山口下到山下了。"我把自己的氧气瓶给了斯徒尔特，然后又在帐篷里找了一遍，终于找到了一个还有些氧气的瓶子。然后，我们两人都开始准备下山的东西。
我冒险走出帐篷，看见一个没人住的帐篷被整个儿吹到了山下。接着，我又发现汪多吉孤零零地站在咆哮的风中，因失去罗布而伤心地哭着。探险活动结束后，当我把江多吉的悲伤讲给他的加拿大朋友马里恩·博伊德听时，她解释说："汪多吉把保证他人的安全视作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我和他就此谈过很多。就他所信仰的宗教和转世轮回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虽然罗布是登山队的领队，但汪多吉仍把确保罗布和道格·汉森以及其他人的安全当作自己的责任。所以，他们死后，他一直不能停止自责。"
哈钦森担心汪多吉会因为伤心而拒绝下山，因而恳求他立即从山口下山。这样，早上8点半，--相信至此，罗布、安迪、道格、斯科特、南比以及贝克确已死亡之后--冻伤严重的麦克·格鲁姆强迫自己走出帐篷，勇敢地加入到哈钦森、塔斯基和卡西希克的队伍中，带领他们朝山下走去。
由于没有其他向导，我自告奋勇地承担了断后的任务。当我们这支沮丧的队伍缓慢地由4号营地向日内瓦山嘴移动时，我做了最后看上贝克一眼的准备。我猜想他在昨天夜里已经死亡。我找到他住的帐篷，它早被旋风冲垮了，两扇门敞开着。当我朝里面看时，我震惊地发现贝克仍然活着。
他脸朝上横躺在坍塌下来的帐篷上面，身体剧烈地颤抖着。他的脸肿胀得令人害怕，深黑色的冻斑布满了他的鼻子和面颊。风暴卷走了他的两层睡袋，把他暴露在零度以下的寒风中。由于双手被冻伤，他无力把睡袋拉到身上，也无法拉上帐篷门的拉链。"上帝呀！"他一看见我就尖声叫起来，面部因愤怒和绝望而被扭曲了。"你们这些家伙为什么不来这儿帮帮我？"他已经高声求救了二三个小时，但是风暴却压倒了他的声音。
贝克半夜醒来时发现："风暴摧垮了帐篷。风压着帐篷壁贴在我的脸上，使我难以呼吸。有时风小一些，但不久又再次撞击着我的脸和胸部，我已无招架之力。最糟糕的是，我的右臂正在肿起，而我戴着该死的腕式手表。当我的胳臂肿得越来越大时，手表也变得越来越紧以至于阻断了大部分流往右手的血流。但由于我的手已无缚鸡之力，我无法将那该死的东西摘下。我呼救，但没有人来。这是恐怖的夜晚。伙计，看到你从门外探进头来我真高兴。"
当我在帐篷中第一眼见到贝克的时候，他丑陋不堪的样子使我震惊了。当我以令人难忘的方式让他再次躺下的时候，我几乎热泪盈眶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说谎道，当我将睡袋盖在贝克的头上时，我努力抑制住硬咽。我将帐篷门的拉链拉紧，竭尽全力将被损坏的避护所重新竖起。"别担心，伙计，一切已恢复控制。"
当我把贝克尽量舒适地安顿好之后，我立刻通过无线电同大本营的麦肯齐医生联系。"卡罗琳，"我用歇斯底里的声音恳求道："我该怎样照料贝克？他还活着，但我想时间不会太长了。他的情况实在不妙。"
"保持冷静，乔恩，"她回答说，"你应该和麦克及其他的人一同下来。皮特和托迪在哪儿？让他们照顾贝克，你们下山。"我狂喊地唤起安森斯和勃利森。他们带着一壶热茶水飞奔到贝克的帐篷。当我冲出帐篷与队友会合时，安森斯正准备往这个垂死的德克萨斯人的臀部上注射4毫克的地塞米松。这些举动都是值得称道的，但很难想象这些措施会给贝克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效果。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