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新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元代的关学在关学史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单元：一方面由于张载去世后弟子投到二程门下，零落星散，其学渐衰。另一方，由于金元南侵，关中屡遭兵燹，“儒术并为之中绝”[①]。此时关中张载之学虽有传播，但在地域意识未萌的背景下，张载仅被视为“北宋五子”的一员，其学未能成为关中士人着意继承的对象，但关中注重经学的传统得以继承。同时由于赵枢、许衡等人在关中传播理学，使关中士人得以了解已在南宋已经成为学术主流的朱子学逐渐被关中士人接受，且后来成为关中理学的主流。这一时期的关学既非北宋张载之学，也非明中期以来关中学者所倡的关学，而是融汇了诸多学术思想的“新理学”。由于关中士人的学术坚守，关中成为北方理学重镇，为明代关学的复兴奠定学理基础。
关键词：金元 关学 学术 境遇
《元史·赵复传》中“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②]的理学北传时限问题曾经支配学界，但实际情况远非其寥寥数语可言清。此时北方的儒学既有苏轼为代表苏学[③]、王安石的新学，也有始于北宋，盛于南宋的程朱理学，张载创立的关学也有传播，此时学术路径和问题意识呈现出复杂的面向。关中地区经过“完颜之乱”和蒙元南侵，学术环境较北宋更为萧条。忽必烈分封秦中，在理学家赵复、许衡等支持下，使关中学术生态得以改善。这一时期的关中理学家力挽即倒之“绝学”，以“勇于造道”的学术气魄，融合包括全真教在内的诸多学派学术思想，开启了关中理学的新局面。
一、北方的儒学
金灭北宋,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北宋士人被裹挟其中，学术的中心随之南移，留在中原的士人艰难存续理学学脉，进入庙堂的士人未能被金人信任，“有兵权、钱谷,先用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④]，“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则武弁世爵,若论军国大计,又皆不预。其内外杂职,以儒进者三十之一,不过阅簙书、听讼理财而已。”[⑤]金末元初北方儒学更为零落，大批士人或死于战乱，或颠沛流离，或隐逸于山林草莽之中，甚至沦为驱口杂役，南宋彭大雅、徐霆笔下描绘燕京儒士“有亡金之大夫混于杂役，堕于屠沽，去为黄冠，皆尚称旧官。王宣抚家有推车数人，呼运使，呼侍郎。长春宫多有亡金朝士，既免跋焦、免赋役，又得衣食，最令人惨伤也”[⑥]，士人艰难求存于世。蒙元士人地位未见改善，自成吉思汗始蒙古贵族无法从精神内涵理解士人，仅从从实用的角度被视为“告天的人”,如儒士刘秉忠被视为卜筮之官,“其阴阳术数,占事知来,若合符契”[⑦]，受到成吉思汗的器重。即使许衡在忽必烈支持下行汉法时也自谦道：“万世国俗,累朝勋旧,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⑧]由于佛教和道家受到蒙古贵族的推崇，儒学在金元之前官方的主导地位已不复存在。
金元尽管仿照唐宋科举之制选拔人才，让北方汉族士人参与政事，但科举的内容和形式并未从根本改变北方的士人境遇与学术环境。金朝科举以词赋科为最重要的形式，内容分诗、赋、策、论四类，其中以律赋为要，“故学子止工于律、赋，问之他文则懵然不知。”[⑨]南渡后，强化策论，故士风和文风稍变。元代立国之初，并未规范科举，直至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科举才形成定制，但同样未能彻底改变士人地位和学术环境，有些士人久困场屋，如士人孙伯英最终“为世故之所摧”，“思得毁裂冠冕,投窜山海,以高蹇自便,日暮途远,倒行而逆施之。”[⑩]士人科举不行,无法实现抱负，选择黄门，寻求精神寄托。
虽然面临诸多不利因素，金元时期北方儒学在艰难中延续学脉，理学也通过各种途径北传，在一定范围内改善北方的学术生态。靖康南迁之前，北宋五子所创的新儒学，尤其是二程洛学在北方已有传播，在元代刘因所撰《泽州长官段公墓碑铭》记有程颢在宋治平（宋英宗年号，1064-1067年）中在泽州（今山西晋城）为官兴儒学的记载，明道在“诸乡皆立乡校，暇时亲至，为正儿童所读书句读。择其秀异者,为置学舍粮具,而亲教之,去邑才十余年,服儒服者已数百人。由是尽宋与金,泽恒号称多士”[11]。金代泽州士人李俊民“得河南程氏传授之学。金承安中举进士第一,应奉翰林文字。未几,弃官不仕,以所学教授乡里,从之者甚盛,至有不远千里而来者”[12]。金章宗承安（1196-1200年）、泰和（1201-1208）年间士人杜时昇“隐居嵩洛山中,从学者甚众。大抵以'伊洛之学’教人自时昇始。”[13]
金末原初河汾理学也有一定发展。作为金遗民，河汾诸老所传儒学是元初理学主要构成成分，诸老之一曹之谦(? — 1265)十分推崇理学,他有《送梁仲文》一诗,写道:“濂溪回北流,伊洛开洪源。学者有适从,披云见青天”[14]曹之谦北渡后居汾晋间,为诸生讲授伊洛之学, 使学风和文风发生了变化。据此看出洛学在金代的北方仍有一定的学术影响，邵雍、王安石、苏轼的学说大致情况相同。
金亡后,理学北传规模和影响均超金朝，郝经于蒙古定宗三年(1248年)所作《与汉上赵先生论性书》谈到理学书籍北传的情况，可以作为观察南宋理学北传的情况:“近岁以来,吴楚巴蜀之儒与其书浸淫而北,至于秦雍,复入于伊洛,泛入三晋齐鲁,遂至燕云辽海之间。”[15]这一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宋金时期，关于理学书籍北传有“南北不通，程、朱之书不及于北”[16]的记载，这一记载可能来自相关史料中有关书籍贸易的禁令[17]，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理学书籍在民间已有传播，元人许有壬曾记：“宋行人箧《四书》至金。一朝士得之,时出论说。闻者竦,谓其学问超诣。”[18]，此处《四书》为朱子的《四书章句集著》，这应是贞祐二年（1214年）南渡[19]前之事，反映出北方士人初次接触北传理学时的惊喜之情。同时，王若虚《滹南遗老集》之《杂著》录有南宋学者近40人，著述近50余种，其中理学类著述有朱熹之《论语集注》及《语孟集义》、吕祖谦之《东莱博议及《吕氏家塾读诗记》、张栻之《癸巳论语解》、叶适之《水心别集》[20]，这些文献说明宋金时期南宋理学在北方已有的传播，只是限于政治与地域等原因，未能广泛传播而已。到金章宗时，这一情势发生转变，郝经《太极书院记》云:“金源氏之衰,其书(指南宋理学著作)浸淫而北”，到金国灭亡时,“学士大夫与其书遍于中土”[21]，南宋理学家及其著作逐渐得以流布，金人李纯甫在读南宋佚名所辑的《诸儒鸣道集》后著《鸣道集说》，扩大了王若虚《滹南遗老集》所录南宋理学家范围，甚至引到朱熹的一些学术观点，并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元代忽必烈及其继承者从实用主义出发，试图通过尊化崇儒巩固统治，对孔庙的祭祀上升为国家行为，儒学在表象上成为国家文化的符号象征，为理学的发展保留流些许空间，赵复、姚枢、许衡、刘因、杨弘道、窦默、王粹、王磐等理学名家的推动下，融合金代理学和北传理学的元代理学形成合力，推动了元初北方理学的发展。
当然南宋理学的北传在士人内部并非没有异议，有时甚至遭到排挤和讥笑。如元初,北方的乡间老儒还“说经止传疏义,为文尽习律赋”[22],旧金习气很浓,对刘因的讲贯、论著还要谤讪一番。王磐信奉理学,招来徒单公履的讥讽,“一座大笑”[23]。这说明金元时儒学内部存在经学与理学学术争议和话语权的争夺，这更加剧了金元北方儒学发展的复杂性。
二、兵燹之后的关中
陕西的关中和陕北自古为军事重镇，尤其是终南山东西横亘陕西中部，成为中国自然和文化的分界线，《左传》称终南山是“九州之险”，历史上周秦汉唐的统治者依托终南山为军事要塞而控制天下，关中成为军事角逐的主要地域，宋、金、元时期400年间，陕而有l／3的时间处于兵燹之中[24]。战争往往造成经济凋敝和生计为艰。在北宋时期，这一地区主要在宋和西夏的战争前沿地带，元昊犯边以来，“骨肉离散，田园荡尽，陕西之民，比屋凋残”[25]。南宋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金年号皇统元年）和金签订《绍兴和议》，划定两国疆界，东以淮河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宋割唐、邓二州及商、秦二州之大半予金，今陕西秦岭以北大部分地区成为金国辖地。金朝前期，关中一度为伪齐刘豫统治，在税负上进行残酷盘剥，“以什一法括民田，籍丁壮为乡军”[26]，且“令民鬻子依商税法，许贯陌而收其算”，以致于“赋敛烦苛．民不聊生”[27]。金开兴元年（1232）金为蒙古所灭，前后合计90余年。蒙元在征战过程中对抵抗的宋、金极为严酷，在攻城略地过程中“凡敌拒命,矢口一发,则杀无赦”[28]，“城拔为屠。”[29]，战后造成“河朔为墟,荡然无统,强焉弱凌,众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遗民自相吞噬殆尽”[30]，整个社会几近崩溃边缘，完全失序。兵燹之后沉重的赋税徭役，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百姓生计艰难。从京兆府路和凤翔府宋金蒙元人口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战争对关中的破坏程度。金宋拥有居民278626户的京兆府路(大体包括关中中、东部及商洛地区)到蒙古征服后的1252年(蒙哥汗二年)只剩下了33935户，户口损失达88％。而战争最激烈的风翔府更从62302户锐减为2081户，损失达97%[31]。金朝和蒙古军队在关中进行战争，使“陕右之民，废而后复之，未遽宁也。兵尘骚屑，旷野平芜，视向之所有，失之者十九。”[32]金元军队退却后地方群盗复起，“岐雍之郊，千百为曹，以剽发财粟为业，及既殚亡无所得，始掠人为粮”[33]，社会极度混乱。
战乱中关中士人苟全于乱世之中，在存世的诸多关于金元关中士人的神道碑及其他相关记载中，士人或离乱、或出仕、或隐居，他们安贫乐道，以气节相砥砺。我们以冯从吾《关学编》中所列金元关学学者为考察对象可以大致勾勒出金元关中士人的生存境遇。
金元之际“中原沦陷，耆献硕儒，半窜死于兵燹之余”[34]，关中士人受战争影响颠沛流离，仕金的杨君美在汴梁被蒙古攻陷后“流寓宋、鲁间十年”[35]，其子杨恭懿“会时艰，从父逃乱”，“年十七侍父西归，家贫，假室以居，乡邻或继其匮，皆谢不取，惟服劳以为养”[36]。金天兴二年，蒙元陷汴京，杨奂“微服北渡，羁孤流落，人所不堪”[37]，同恕“金末避兵关东”[38]，这些士人即使在颠沛流离之际，关中士人求道之心不懈。
关中士人自古以气节相尚，王阳明在给其关中门人南大吉书中曾说“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39]金元面临异族入主中原，许多士人无意于仕途。杨天德“出也有为，死生以之，处也有守，不变于时”，至晚年“风节矫矫，始终不少变”[40]，其子杨恭懿拒绝了忽必烈至元七年的征召，至元十年“帝遣协律郎申敬来招，以疾辞”，次年“太子下教中书，俾如汉慧聘四皓故事，再聘之”，“不得已，乃至京师”[41]。作为元大德、延佑年间关中大儒的萧㪺、同恕“笃志励操，高蹈深隐”，“士类推其学术，朝廷重其名节”。元世祖、元仁宗朝萧㪺被荐于朝，“遣使徵之”，均“以书辞之”[42]。元至元间，“朝廷选名士为吏属，关陕以先生（同恕）贡礼部曹，辞不行”，仁宗初年，“即其家拜国子司业，阶儒郎，使三召不起”[43]。关中士人这种“忠信刚毅”之质是关学“躬行礼教为本”[44]传统的体现，在道德与学术上寻求统一的途径，践行“经世致用”的关学学风，对关中士人影响至深。杨奂“读书厌科举之学，遂以濂、洛诸儒自期待”，“作文务去陈言，以蹈袭为耻”[45]。杨恭懿“志于用世”，“耻为章句儒”[46]。同恕之学“务实浃事理，以利于行”[47]。这种士风和学风对于关学传统的继承，关中士人风骨的涵养至关重要，对整个金元时期北方士风同样影响深远，“北方人文实以公（杨奂）为巨擘”[48]，杨恭懿与许衡被视为北方“笃志于学，真知实践”仅有的两个人[49]。
关学家的精神世界里,对儒学有一种迹近纯粹的迫求,其基本的人生倾向就是,当“道”与现实矛盾乃至冲突时,关学家们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隐德丘园不求仕进”的方式,以求得道德经术的纯粹性,使二者永远胶住在“其志其学粹然一出乎正”（《还山遗稿》附录《杨紫阳文集序》）。这一精神境界。这种埋首穷经,不求闻达,“箪瓢自若”的苦己自奉精神,实际上也是对关学思想宗旨—“真儒”事业—的彻底实践。
三、关中士人学术选择
关学在南宋“百年不闻学统”的“阴霾”下艰难前行。金末元初的北方“干戈之閧，而斯文之昧昧也”[50]。关中自沦为金元势力范围，在学术上也进入“斯文虽未丧，吾道竟谁伸”[51]的时代。考察此时关中士人的学术选择可从学术传播的途径与学术传播的内容进行，以此说明金元关中士人的学术选择。
北宋熙宁十一年（1077年）张载去世，其弟子李复在长独承其学，三吕及苏昞转入二程门下，后遭完颜之乱，致使关学“再传何其寥寥”[52]。金元之际的杨天德父子、萧㪺、同恕、杨奂等大儒维系关学学脉不绝，忽必烈“出王秦中”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关中学术生态。元宪宗四年（1254年），许衡应忽必烈之召，任京兆提学。金统治北方时，“江南诸郡，凡先正过化之地，皆置书院”，“北方金氏，百年所无”，许衡提学京兆，建鲁斋书院，“以绍前人，淑后学”[53]，并带动关中书院的兴起，“郡县皆建学校,民大化之”[54]。许衡“以理学绍伊洛诸贤”，萧㪺和同恕为其关辅“后学著龟者”[55]。许衡与杨恭懿友，“一遇将贯，动穷日力”[56]。杨恭懿接受初次接触朱子学在许衡任京兆提学之前，在其二十四岁（金章宗大安元年（1209年））“始读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小学》、《近思录》等书”。杨恭懿之父杨君美晚年归长安，始“读《大学解》、沿及伊洛诸书，大嗜之”，这一时期也应在许衡提学京兆之前。杨奂至少在金兴定五年（1221年）前“以濂、洛诸儒自期待”[57]，这说明金元关中士人接受朱子学渠道较为复杂，许衡只是促进和加深了朱子学在关中的传播，他与“奉天、高陵诸儒相唱和，皆朱子学”[58]，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许衡在传播朱子学对关中士人产生了深远影响，萧㪺之学“一以洙。泗为本，濂、洛、考亭为依”[59]，同恕之学“由程朱上溯孔孟”[60]。
儒家礼教核心内容是“天道性命”、“人伦日用”二者之间的统一，通过礼教，维系社会的伦理纲常与其他社会秩序。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言“关学世有渊源，以躬行礼教为本”[61]这是对关学特点所进行的一个比较到位的总结。关学通过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发展了儒家的礼教传统，形成关学所特有的礼教文化。和张载同时的程颐对张载推崇礼教予以赞许，认为“以礼教学者，最善，使学者先有所据”[62]，自此以后的理学家大都以“以礼为教”标识关学。金元关中士人在朱子学尚未主导关学学术之时都重视儒家的礼仪与礼制，这一状况同关中士人所面临的社会现实直接相关：经历长时期的战乱，整个社会礼制受到严重破坏，甚至“士大夫或不能自守”[63]这一状况同孔子所面临东周“礼坏乐崩”，北宋五子面临整个社会“不安于礼”、“礼意犹有所缺”[64]何其的相像，孔子和张载对礼教的重视展现出儒家内部对重整礼乐文化，维系传统社会伦理纲常的文化自觉。张载“以礼乐为急”[65]，“教人学虽博，要以礼乐为先”[66]，经过张载对礼教的推广，“关中风俗一变而至于古”[67]，“关中学者用礼渐成俗”[68]。金元距张载离世不远，关中士人重视礼学是对北宋关中学者“用礼成俗”的自然延续，对礼学的理论都有深究。杨奂视礼为“制度明教之所寓”，在《与姚公茂书》以朱子《家礼图说》为据，纠正时人家庙与祠堂建筑中的越礼行为[69]。同时关注葬礼的规范，在其《行状》记有“父丧，一尊礼制”，规范其同父异母的妹妹的丧礼[70]；《神道碑》都记有家族墓地葬礼一尊古制[71]。萧㪺同师友韩择“尤邃礼学,有质问者,口讲指画无倦容”[72]。“关辅士大夫知由礼制自致其亲者,皆本之公(杨恭懿)”[73]。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金元时期的关中由于战乱、金元异族文化的影响，传统礼制已经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或更改，和传统儒家礼制渐行渐远，关中士人对古礼的推崇和具体的实践既反映出他们的文化危机意识，也同关学传统“躬行礼教”传统相吻合，使关学“崇礼”文化意识绵延不绝。
所谓经学，是指训解、阐述和研究儒家经典之学，它起源于战国，盛行于两汉。关学具有重视经学的传统，作为关学开创者的张载从义理之学的立场，重视义理之学，轻视考据遗言，认为“义理有碍，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当自立说以明性，不可以遗言附会解之”[74]。在治经学上，张载既重“六经”，又重“四书”，目的都是为了从中阐发义理，发明儒家圣人之道。张载治经的思路和目的被关学学者奉为治经的圭臬，形成关学独特学术取向，顾炎武曾言“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与他省不同”[75]。
金元关中学者以“抱经济学”[76]相标高，视儒家经典为“入德”、“进道”之门径，“笃信圣贤之要,力求经传之遗”[77]杨紫阳“隐而天道性命之说,微而五经百民之言”,“悉本诸经”[78]。杨奂“隐而天道性命之说,微而五经百民之言”,“悉本诸经”。杨恭懿精“博综于书，无不究心，而尤于《易》《礼》《春秋》，思有纂述，耻为章句儒而止”[79]。萧㪺博极儒典,以经术相尚，于“天文、地理、律历、算数,靡不研究”[80]。金元关学这种重视儒家经典，于其他学问“靡不研究”的学风，实际上是向“学为通儒”的学术旨趣的趋近,也是对汉晋以来经学“支离蔓衍”学风的反动。他们试图以“明德新民之学”取代“法术功利之学”[81]，坚守儒家之门户，将事功与德性相统一，体现出关学“抱经济学”的学术旨趣。金元关中士人献身经术，行其所学,将道德、经术融入元代理学系统，“坚其所守”[82]，延续了张载开启的关学学派，成为金元北方的理学重镇。
四、关学在北方的学术地位和影响
金元北方形成了京畿、河洛、关中三个学术中心。贞元元年（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中都大兴府（今北京），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迫于蒙古军压力，迁都汴京（今开封）。1271年忽必烈升中都燕京（今北京）为大都，因此作为京畿之地的北京是金元主要政治文化中心之一。蒙元在忽必烈的之前的成吉思汗至蒙哥汗，“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83]，因此儒学的发展有限。忽必烈在继位之前“招致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84]，使北方儒学得以恢复。1236年窝阔台三子窝出攻陷德安城后，赵复被俘，随姚枢被上至燕京，“筑室，贮江淮书，立周子（敦颐），刻《太极图》及《通书》、《西铭》等于壁”，“”选俊秀之有识度者为道学生”，“于是伊洛之学遍天下矣。”[85]河洛地区在北宋时是二程创立洛学之地，曾经集聚了一批耆老硕儒，金元之际也是北方理学家隐居讲学的中心。贞祐南渡，定都汴京，集中了一批儒士。苏门是在豫北，1241年姚燧辞官后在苏门讲学，许衡、姚枢、窦默等曾苏门与姚燧相讲习，造就人才颇多。关中为忽必烈封藩之地，在其藩府集中了包括许衡在内的一批儒士，他们扶植理学，诱掖后进，关学士人从许衡处吸收消化了的程朱学，建构了蒙元初期关中的学术格局。
金元之际,关中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理学人才辈出，对金元北方理学的影响至深。考察金元关学的学术地位，黄宗羲所撰《宋元学案》和冯从吾所撰《元儒考略》不失为圭臬。前者《萧同诸儒学案》基本涵盖了金元主要关学学者，后者是对金元北方诸儒的宏观考察，对二者进行结合考察，大致可以梳理出金元关学在北方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力。陈俊民先生在钩稽金元关学学者之后提出“奉天之学”、“高陵之学”、“奉元之学”三个关学“团体”[86]，这种考察金元之际关学学源的方法符合这一时期关学发展轨迹，对这一阶段关学研究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奉天之学在时间上较高陵之学和奉元之学为早，其讲习师友多是亡金儒士,奉天杨氏为杨隋后裔，谓之“隋杨氏”，是世家大族。杨奂早年留心经学,研究圣心，其学风延续金朝，仍以章句之学为主。在朱子学北渐过程中，奉天学人接受稍晚。杨奂在学术上和张载有着大致相同的为学之道，曾“沈浸庄骚,出入迁固,然后折衷于吾孔孟之六经”[87]，晚金归隐时,“讲道授德”达五年之久,“门人百人”[88]，奉天之学在朱子学北渐过程中，逐渐“厌科举之学”，“以濂、洛诸儒自期待”[89]，但为学“博览强记，务为无所不窥”，“与人交，每以名教为言”[90]，锐意仕进,学贵致用，保持了关学特性。其道德学间名响关中，“秦中百年以来号称多士,较其声闻赫奕。从动一世,盖未有出其右者”[91]，“文章道德,为第一流人物”[92]。一代词臣文匠元好问、姚枢等均与杨奂交好，为世所重。
高陵之学也是儒学世家，在学术上具有从金代儒学向元代儒学过度的特征，
其学所建构的崇儒、信道、践履学风,一直成为元代关学的主脉。杨天德、杨恭懿(字元甫)、杨寅祖孙三代以儒学相尚,贯彻有元一代。杨天德早年肄业太学，登兴定二年进士，“晚年酷嗜伊洛诸书,笃信程朱义理”[93]。杨天德之子杨恭懿“志于用世”，“海内缙绅与父友善者，驰书交誉，即以宗门斯文期之”[94]。许衡唱道关中时,杨元甫与之“分庭而行,抗席而坐”[95]。高陵学术传人有雷贵、雷禧，他们都注重学术的纯粹性，走“通儒”之路，“力学博综,奥学笃行”[96]，“抱经济学,耻章句儒”[97]，是北方同许衡并列的传承程朱理学的硕儒之一[98]，高陵学人基本上是一介淳儒,他们“隐德丘园不求仕进”[99]，关中士人“即以宗盟斯文期之”[100]，是元代关学学派的学术峰巅。
萧㪺、同恕号称“关陕大儒”,两人均系奉元人，他们代表了此时关中学术。奉元之学是奉天、高陵学的继续发展。以萧㪺、同恕为代表的奉元之学,始终以学术为旨归,他们以接续奉天、高陵之学为己任,以师儒的身份进入学术文化圈,“倡鸣理学”,承杨恭懿、杨奂之遗响,阐精述要,“学者赖焉”[101]。尤其是同恕领鲁斋书院教席时,“教人随其才之高下,诱掖激励”[102]。因而关中士人“先后来学者殆千数”[103]。这说明后期关学的学术影响力已超越了关中一隅，关学学派的道德、经术影响及于全国,作为北方理学的学术精英集团之一,关学学派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元代儒士学风。
余论
金元之际关中学术较为复杂，相较上述四个问题较为次要的还有张载之学在关中的传播和全真教在关中兴盛的原因分析，限于篇幅，作为余论对其进行简要学术总结。
关于张载去世后其学不传原因王夫之在其《张子正蒙著·序论》见解精辟，认为张载“素位隐居”，“世之信从者寡”[104]。全祖望从宋亡于金的史实出发，认为完颜之乱导致关、洛“百年不闻学统”[105]，这些学术史的追溯有一定学术价值，反映出宋金、金元以来关学破败之窘相。赵复北上燕京，曾刻张载《西铭》于壁，这至少说明在蒙元早期关、洛、濂、闽在北方都有传播，但由于官方主导，洛学和闽学传播范围和影响力远远大于濂溪之学和关学。创生于关中的关学在金元关中士人中并未成为“显学”，翻检《关学编》中所著九人，罕见他们学术渊源中有关学，在其他的碑刻和墓志铭中，也少见关中学者在学源上接续张载的记录，其学术渊源或濂溪，或伊洛、或考亭。个中原因除过政治层面之外，张载之学直系传人的不续、典籍史料的散佚、关中学者地域意识未萌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明代随着关学中兴，关中学者在地域意识逐渐萌发的情况下，关中学者在学术上遥接张载，吕柟着手搜集整理张载遗著，编《张子抄释》，使关学在理学内部重新获得了崇高的学术地位。
金元之际的全真教在关中的兴起在学术上有着必然的逻辑性。从文化学术渊源方面来看，自佛教东渐以来和本土的儒学、道家一直存在冲突与互融的关系，保持着一定的学术张力。隋唐三教合一思潮延续到金元，这一学术融合的趋势更为明显，其间道教内丹派和三教河流思想并流所形成的道教派别,表现出所谓“非儒非释非道”的特点,被称为“新道教”或“道教中之改革派”[106]。另外辽宋金元期间的战乱是儒家士人进退失据，“靖康之后,河北之士正欲避金,不数十年又遭贞佑之变,燕都亡覆,河北之士又欲避元,全真遂为遗老之通逃蔽。”[107]，佛教和道教成为他们逃避战乱的庇护所。金元之际的关中尽管战乱导致残破不堪，但士人仍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王重阳就是在这一背景在仕途不通的情况下，“每有出尘之志”[108]，正隆四年（1159），重阳于甘河遇仙得道，自此尽断尘缘，创立全真教。关中全真教的兴盛同关中金朝皇族较多及全真教徒不懈传教有关。作为金朝的边防重地，多“国朝贵族”在此镇守，三原全真教杨明真多结交“国朝贵族”，“宦贵士流尊礼”：“承安、泰和间，徒众颇多归之。适陕右二统帅俱皇族，相继师礼焉”[109]。众多的机缘促使关中成为全真教祖庭，且成为对金元影响至深的宗教，对金元关学的学术产生一定影响。
金元关学是两宋儒学革新运动的思想产物,它的思想渊源直承宋代理学,其中张载开启关学中“崇礼尊经”的传统在金元关中士人得以继承，通过“尊经”，从先秦儒学寻求学理依据，显示出古拙淳朴的学风；通过“反躬穷理”与“报经济世”，寻求德行与功的统一，践行儒家修齐治平的入世理想，显现出经典儒家的学术传统。同时面临程朱理学北渐，关中士人兼采众长，主动融合，应和了整个学术发展的趋势：一方面依据经典，保持了关学“躬行礼教”的传统，另一方面，通过融合程朱理学获得学术发展空间，使关学在金元之际的北方蹒跚前行，为明代关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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