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还有一首词和一副对联，与《自题墓石》有异曲同工之妙。
词为《自题像赞》：“把镜相看认不来，问人云此是姜斋。龟于朽后随人卜，梦未圆时莫浪猜！谁仗笔，此形骸，闲愁输汝两眉开！铅华未落君还在，我自从天乞活埋”。这就是王夫之自题像的词《鹧鸪天》。姜斋，是王夫之的号；仗笔，又做笔仗，谓书画诗文的风格；输汝，是给你的意思。词人说：看看镜子中的自己，竟然认不出来；问问别人，原来就是自己啊!乌龟死后被人当成龟板占卜，梦还没有圆满时不要乱猜!谁在拿着毛笔，画出这等衰残的形象，把自己的无端闲愁送给你，就“眉开眼笑”了。虚无的外表虽然还存留着，但我天天乞求着死亡的到来。有人说，这是一个亡国之臣的哀悼诗，和黍离之悲差不多，不愿意臣服于清廷，又要苟活下去，这样复杂的心情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这是王夫之自题画像的中堂联。前一句是说自己致力于儒家的学术研究，他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进行了详尽的研读、评注和创新；后一句的意思是明朝亡了，七尺男儿岂能屈服。“天”一般代指朝廷，就是明朝的灭亡使自己心灰意冷，乞活埋就是说不怕清政府的压迫。整体两句表明了他凛然大义的崇高民族气节以及对中华传统文化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感和人生追求。从对联中可以看出，其志愿是要总结批判传统儒家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开辟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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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矣。”这是谭嗣同的话，其变法思想，得益于王船山。 王夫之终生未曾剃发易服，得以完发以终。这是一个孤高耿介的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稀有的人物。有人讲，如果说王阳明的思想影响了日本的东乡平八郎、我国的孙中山先生等，那么王夫之的思想则影响了曾国藩、曾国荃、康有为、谭嗣同乃至于毛泽东等人。
电视剧《南岳奇人王船山》画外音道：生生不息、薪传火递的湖湘文化精神，涵养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湖湘儿女。其精神的源头就是被称为“南国儒林第一人”的衡阳人王船山。船山其人、其学、其魂，究竟有怎样的独特魅力，引得谭嗣同、曾国藩、章太炎、梁启超、毛泽东等一代英才，都竞相为之折腰？章太炎说：“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王夫之的字）一家而已”。 毛泽东曾说：“西方有一个黑格尔，东方有一个王船山。” 他又说“中国维新，湖南最早。丁酉戊戌之秋，湖南人生气勃发。新学术之研究，新教育之建设，谭嗣同、熊希龄辈领袖其间，全国无出湖南之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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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先生曾经在《俟解》中说过：“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这句话曾记在青年毛泽东的《讲堂录》之中，且被发挥道：“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豪杰也，而非圣贤。”后来，毛泽东办新民学会和自修大学，活动地点就在长沙的“船山学社”。
有人解说“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这句话道：纵观儒学学术长河中的诸贤君子，哪一位不是如此？孔子周游诸国，为的就是能正衰乱之人心，邪妄之世道；孟子峣峣雄辩，力辟杨墨，至有千万人吾往矣之豪言；张载早年慨然有经略西陲之志，为范纯文一语折服，而开关学之说；文成公赣南平叛，扶大厦之将倾，建千古卓绝之功。修身治国平天下，既是圣贤垂训后世的教诲，又何尝不是圣贤自道其豪杰之志呢？豪杰是胸怀大志之人。圣贤之学，本来就是代天而立百世之教，若无怀揣着吞吐天地、缚龙捕鲸、治平天下的气魄，又何能在学术上做开天辟地之举？豪杰是元气充沛之人。王夫之在周易内传乾卦中解元亨利贞之意时，对乾元一道推崇备至，认为圣贤之几在于此，而豪杰者，自强不息、刚健不止、元气充盈之人，因此若无这股充沛淋漓的元气，又何能臻圣贤之境？豪杰亦是勇于决断之人。倘若没有毅然舍弃邪佞之道的魄力，又何能够克己复礼，改过迁善唯恐不速呢？又怎能在生命与道义之间做出无悔的选择呢？王夫之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位豪杰，他在晦暗的时代，为了坚守其正道，毅然放弃了儒生治国平天下的志愿，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气魄，从事学问的探讨，更重要的是，他完全放弃了身前以卓绝学问扬名天下的机会，一心一意地探索天道的希微，令人油然而生敬佩之心。正如船山这块顽石一样，王夫之以其苦心孤诣的“抱独之情”，自觉选择了崇高与孤独，期盼着以自己一己之力，让圣贤的学说润泽百代之下的苍生。百年之后的我们，当时刻毋忘这股沛然的元气，方能无愧于千载圣圣相传的殷勤期盼！
其实，就“内圣外王”的中国儒学来讲，圣贤就是“内圣者”；豪杰就是“外王者”。历史上，圣贤而豪杰者固然有，圣贤而不豪杰者则更多。实事求是地讲，无论孔子孟子，还是张载和王夫子，谓之圣贤可以，谓之豪杰则过。尽管他们的确都不仅有圣贤之志向，而且也有豪杰之心胸，但他们的成就毕竟只是在“内圣”，“外王”之功并未建立。宁说他们既是圣贤也是豪杰，显然有些夸大其词了。更要注意的是，这样讲对青年的影响也不好，仿佛只要“内圣”就一定会“外王”似的，这一定会造成误导，宋明道学之病就在这里，结果就是“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样的悲剧不能重演了。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他是一个特别重视实践和事功的人。就此而言，无论马克思主义有多少问题，对于受了宋明道学一千多年不良影响的中国文化来讲，它都是一剂良药，因为众所周知，从哲学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哲学，起码是最看重实践的哲学，这只要读一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就清楚了。而毛泽东后来之所以会犯错误，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过于迷恋“内圣”，即做“导师”，不只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然而，“内圣”不一定“外王”，由于脱离实际，脱离实践，结果只能是力不从心，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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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萐父、许苏民的《王夫之评传》写道：船山先生作为“宋明道学”的总结者与终结者，又是初具近代人文主义性质的新思想的开创者和先驱者，他在神州沉陆、禹甸为墟而不得不做首阳山下的遗民时，凭借深厚的学问功底和久经浮沉忧患的社会经历，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气魄，和不竭的创造力，在批判继承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创造性的理论建设，在哲学、史学、道德伦理、政治经济、文艺美学、宗教等方面都表达了前所未有的独到见解，其思想体系的博大精深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与同时代的诸大师比，虽然音学考据不如顾炎武，天文历算不及黄宗羲，然而在思想的博大精深方面，特别是在哲学思想的建树方面，则大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过，人们对于船山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据有人研究：对于船山先生学术的显扬，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是邓显鹤，曾国藩的作用更多的是增加了船山先生的影响力。
在邓显鹤之前，由于只有收录了少量船山著作的《王船山先生书集》刊刻，人们眼里的王夫之只是一个考据学家。船山先生作为明末遗老，对于清朝的统治，采取的是完全不合作的态度，不但在政治上不合作，在学术上也完全与官方乃至江、浙、中原学者断绝往来，只在深山中隐居，发愤著书。这样有意地隐晦自己的学说，一方面是船山先生认为在道消正隐的时代，应当奉行“无誉无咎”的处世哲学，若冒然将自己的“正学”传播于世，则不免重蹈孔鮒冒然投奔陈涉而渎道的覆辙；另一方面，船山先生的学术内容包含着为时所不容的观点，冒然传播则不免有身家之戮。因此船山先生身前曾经叮嘱其子孙，当“尽藏其书，二百年后乃可出”。因此其著作主要在其家族及亲族好友中小范围传播。然而其子王敔并不忍其父之学湮没无闻，但顾忌到清廷文字狱之酷烈，因此采撷了其中未干犯时忌的著作27种进行刊刻，这就是湘西草堂版的《王船山先生书集》。到了修编四库全书时，官方将其定性为考据学家，并且收录了其六种考据著作。由于船山先生著作未能广泛传播，时人对于他的学术尚不能窥其全貌，对他的定性尚不准确，更无法认识到其学说的伟大，直到邓显鹤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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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邓显鹤出现以后，王船山才取得了与明末顾炎武、黄宗羲二人并驾齐驱的地位，所谓明末清初三大儒是也。
邓显鹤是清末湖湘学派中一个重要人物，梁启超称他为“湘学复兴之导师”。他广泛与湖湘名士进行交游，提携了魏源、邹汉勋、何绍基等后学英才，对于湖湘学派的兴起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对湖南本土文献的整理出版，《清史稿》说他：“尝以为洞庭以南，服岭以北，屈原、贾谊伤心之地也，历代通人志士相望，而文字湮郁不宣。乃从事搜讨，每得贞烈遗行于残简断册中，为之惊喜狂拜，汲汲彰显，若大谴随其后。”在这过程中，他发现了船山先生的著作，于1839年与友人欧阳兆熊、邹汉勋等搜集编校船山先生的译著，于1842年刊布船山先生著作18种，共150卷，以《船山遗书》命名，这是“守遗经书屋”版。同时，邓显鹤在与湖湘名士交游及自身的教学过程中，大力宣传船山先生的学说，使得船山先生学术成为了清末湖湘学派重要的支柱。也是他首先将船山先生提到了与明末顾炎武、黄宗羲二人并驾齐驱的地位。
湖湘学派诸贤君子在邓显鹤的影响下，无不以船山先生作为精神上的导师，那么，作为湖湘学派一份子的曾国藩大力推崇船山先生的学说也就不奇怪了。至于曾国藩在金陵刊刻船山遗书，这倒不是由他起意的，而是由他的弟弟曾国荃推动的。曾国藩在《王船山遗书序》中写道：“咸丰四年，寇犯湘潭，板毁于火。同治初元，吾弟国荃乃谋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仍以欧阳君董其役。南汇张文虎啸山、仪征刘毓嵩伯山等，分任校雠。庀局于安庆，蒇事于金陵。先生之书，于是粗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