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端正好学习态度的基础上,孔子认为好学的人还要“敏于事慎于言”。即一个善于学习的人,要在事上敏感果决,在言上谨慎平实。将事与言的表现纳入衡量好学者的范畴是孔子好学观的一大特色,也是儒家人文精神的内在要求。
我们习惯将读书学习与工作实践看成两个环节。在孔子看来,这恰恰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一般而言,学习者往往容易从书到书,对待事情并不积极,甚至认为事情与学习无关,是学习之外或者学成之后的事,这是孔子反对的。孔子认为学习不仅是知识的学习,还是实践能力的锻造,要从对待事情上勘磨检验。所谓“敏于事”是指对待事情果决明快。现在社会的所谓高分低能,就是指学习与实践脱离,办事能力极低。古人认为,学习的效果与功夫反映在事情的应对与办理上。《易经》云:“君子伺机而作,不俟终日。”就是指要抓住事情办理的尺度与火候,不要等,马上办。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敏于事的人也是一个有效率的人。
同时,孔子认为,一个好学者要慎于言。儒家认为,人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未必。同时说比较容易泛泛,所以言语上谨慎一些,就不会把话说大了。朱熹说,言常苦于有余,行常苦于不足。即话容易说冒,做事难于做到位。而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常常需要考虑到事难行,故需敏;言易出,故需谨。慎于言,就不会不懂装懂,也不会固步自封。如果语言上自满,容易自己形成暗示,不会与时俱进。从而难以把学习当成日常的功夫。儒家主张“尊德性而道问学”,意即德性再高也要在日常中不舍问学。慎于言,要求一个善于学习的人要随时保持谦虚。宋人有句云,“辩道不如平气”,即与其口沫横飞争高下,不如心平气和,慎言敏行。二者可鉴修为之高下。
所以,学习一定与实践结合,要防止唯实践而功利;如求学只为事功,就很容易抛弃和忽略学习,一味在事功上求成。孔子说敏于事,是指对事的反应要敏捷而非事功要强大。同时,也要防止唯口头而轻实践。孔子说慎于言,则指不能以言带行,言甚于行。
孔子认为,一个好学的人能做到“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慎于言”只是解决了求学的存心问题与用功的方向。问题是,即使是一个人懂得了要超越功利,敏行慎言,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参照指导,也可能会出现大的偏差。所以需要“就有道而正焉”即要善于向有道之人学习,以之为准,校正自己。
《论语》用字,非常简练精当。“就有道而正焉”,所谓的“有道”,是指有道德或道艺之人。孔子此处不用“师”来代称,就是强调好学之人可以更广泛地向有成就的人学习,而不完全限于具体的老师。人生需要明师,仅仅好学,无可参照,无明师校正,也不能真正称得上是好学。将有老师的存在作为好学的衡量标准,也许更细微地触到了好学的本质。因为一般的学习,可能自学无碍,但“好”学,即带有习惯性、持久性的学习爱好,没有明师,就可能会走偏。
明师以何为准?“有道”是关键。所以找对老师,跟对老师,对好学者来说很是关键。俗云:“明师出高徒。”无论想学什么,老师的高度会影响你到达的高度。问题在于“有道”怎么衡量?一是公共评价,即别人对他的公论,二是自己学习过程中会有认知。所以要深入感知到老师的水平,亲聆面授很关键。“就”字强调的就是靠近。近距离的学习带来的学习收益会更大。所谓私淑不如面授。
“正”字强调的好的老师是一个好的参照体系,能够使你时时纠偏。有明师可以使人性适当跳脱个人主观世界的局限。同时明师的“正”强调了老师的纠偏作用。
纠偏必须要先有储备,而不是完全没有基础。所以朱熹说,“须有根本,方可就正于有道”。这说明功夫还得自己下。老师只是给你纠偏,不能代替你自我修炼。元好问有诗“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说明的是最终要在自己心底上下真功夫。
总体而言,孔子的好学观是一个立体而丰富的好学的衡量的体系。这对时下孤立的、隔断的学习观的转变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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