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东击西：日本人的政治阴谋
1932年1月10日，37岁的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辅佐官陆军少佐田中隆吉，收到一封以关东军板垣参谋名义发来的长电。内容大意是：“满洲事变”（即1931年“九·一八”事变）已按计划取得进展，但考虑到日本政府和军部惧怕国联反对满洲独立，希望你在上海挑起事端，把各国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届时关东军则乘机实现满洲独立。
同时，田中隆吉又收到通过上海横滨正金银行汇来的2万元活动经费。
田中隆吉想到两天前上海发生的一件事儿：1月8日，当日本天皇的卤簿（天皇行幸时的仪仗行列）路过东京樱田门警视厅门前时，朝鲜人李奉昌扔了一颗炸弹，由于掷偏，天皇没有受伤。上海的中国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随即在9日的报纸上报道了这条消息。消息中写道：“只是炸毁了随车，实在遗憾”，明确对这起暗杀事件没有取得成功表示惋惜。侨居上海的日本侨民，对这篇报道十分不满，群情激奋，当天就有人到《民国日报》去抗议了。
田中隆吉想利用此事策划一个阴谋。恰在此时，日本女谍川岛芳子来了。
川岛芳子生于1906年，本是中国人，其中国名字叫爱新觉罗·显环。其父为肃亲王善耆，祖辈是武肃亲王豪格，为皇太极的第一王子。1912年，一心想借助日本的力量来讨伐袁世凯的肃亲王，把自己的女儿显环送给结拜兄弟日本人川岛浪速做养女，使两人成为密不可分的亲属关系。这样，年仅7岁的显环只身来到日本，被川岛浪速起名为川岛芳子……
1930年10月，在上海的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举行的一次宴会上，23岁的川岛芳子认识了37岁的陆军少佐田中隆吉。3个月后，川岛芳子和田中隆吉姘居。
获悉上司指示，川岛芳子说：“在上海挑起事端，我想不是件困难的事……所谓挑起事端，莫过于制造中日双方的流血事件。如果能死几个人，效果就更好了。”
她迅速制定出行动方案：“我在三友实业公司认识一个叫吴平的人，这人有很强的反日倾向。这个三友实业公司是一个做毛巾的厂，据说是个属于共产党系统的抗日据点。我们可以设法做吴平的工作，让他去纠集公司里面的工人去袭击日本人。”
二人密谋，让吴平等人去袭击日本妙法寺的僧侣，这些僧侣经常路过三友公司的大门口。田中隆吉拿出1万元交给川岛芳子，作为活动经费。
流血事件：受美色挑拨的互袭
第二天，川岛芳子到三友公司找到吴平，说前天她到妙法寺游玩时，遭到那些日本和尚的调戏，要吴平找些兄弟为她出这口气。
吴平早被川岛芳子的容颜倾倒，毫不迟疑地答应帮忙。川岛芳子从皮包中拿出5000元，作为吴平和工人弟兄们的酬金。吴平看川岛芳子如此慷慨，更觉义无反顾，立即找手下工人商议袭击日本僧侣事宜。
1月18日午后4时左右，当5名日本僧侣像往常一样从三友实业公司门前走过时，忽遭从大门里冲出的20多个手拿棍棒的中国工人袭击。3名日本僧侣受了重伤，其中一个叫水上秀雄的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于24日死亡。
事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提出了4项要求：一、向日本道歉；二、处罚肇事者；三、负担伤亡者的治疗费、赡养费；四、立即解散抗日团体，取缔排日活动。
水上秀雄死亡的当天下午，川岛芳子拿着田中隆吉交给她的一笔活动经费来到侨居上海的日本人组成的青年同志会。她伪称被打死的水上秀雄是她的一个亲戚，请求这批日本青年为她复仇。于是30名青年同志会的会员组成了“支那义勇军团”。他们又请来宪兵大尉重藤千春做指挥。经过周密布置之后，于24日夜对三友实业公司进行了袭击。
这30名日本青年手持日本刀冲进了三友公司的厂房，但三友公司上夜班的工人早有准备，双方一场恶战，互有死伤。然而，拥有上千名职工的三友公司厂房却在这次事件中被日本人放火烧毁。
1月26日，川岛芳子又单身来到吴淞炮台，查清了该炮台的炮数，然后向田中的上司、临时上海派遣军参谋长田代皖一少将作了汇报。
1月28日午后3时，也就是日本人限定答复期限的最后一天，吴铁城市长对村井仓松提出的4项要求予以认可。
此时，中日两国间的对立由这两起相互袭击事件而发展到了一触即发的状态，世界各国的注意力也确实由中国东北移到了上海。
尽管中国方面对发生的事件已作了使日本方面满意的答复和处理，但蓄谋已久的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还是在28日夜给陆战队下达了命令，将军队开进日本警备区域外的闸北。而中国驻扎在上海闸北区的，则是蔡廷锴率领的第19路军。日本军队的进攻遭到19路军的顽强抵抗。于是，在这里爆发了上海“一·二八”事变。
交际政要：舞会上打赢的战争
1932年1月30日中午，川岛芳子接到日本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的电话。植田知道川岛芳子认识第19路军军长蔡廷锴，为了搞清中国方面的抗战动向，派芳子设法前去蔡廷锴那里摸底。川岛芳子答应当晚就到蔡廷锴家去。
当晚11点，川岛芳子在上流人士寻欢作乐的首选场所——上海俱乐部——低声告诉植田，1小时前她已到蔡廷锴住所与蔡将军攀谈，她认为蔡将军的抗战意向非常坚决。
植田谦吉意识到，日本这次与19路军的武力对抗，必将付出沉重代价。
1个星期之后，在上海俱乐部的舞会上，川岛芳子又从孙中山的长子、行政院长孙科那里抢先得到蒋介石下野的消息。
“一·二八”事变中，蒋介石只命令第19路军孤军作战，根本不想动用他的嫡系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孙科等政府要人惟恐上海重蹈东北沦陷的覆辙，对蒋介石表示责难。而蒋介石则表示，如果孙科等人对他的领导表示不满，可由他们去领导解决，于是便宣布下野。
川岛芳子因为事先获悉这一情报，越来越被日本军方信任。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贸易港，国际性大都市，日本在此挑起战火，自然会引起世界各国的反对。2月2日，英国、美国、法国的驻日大使，联合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停战的要求。
关东军方面，此时也急于结束这场战争。在此关键时刻，川岛芳子又在上海俱乐部的舞会上，从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唐有壬那里探听到，上海国民党系统的银行已濒于破产的边缘，国民党政府希望尽快停战的情报。川岛芳子及时将这一情报报告给日本政府，使日本政府得以站在优势的立场上结束了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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