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所经历的票证年代
李兴濂
近日整理书柜时，发现一本《市镇居民粮油供应证》里夹着十多张上世纪我国计划经济时期辽宁省粮食局和商业局印制发行的粮票、布票。抚摸一张张尘封已久的纸张泛黄，质地脆弱，浸透岁月痕迹的票证，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计划经济的票证年代，那个物资匮乏的艰难岁月。
粮票是中国从1955年到1993年发行的一种购粮凭证。那时候，城镇居民必须凭粮票才能购买粮食。以粮票为代表的票证，是中国因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商品短缺的见证。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7次会议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粮票从此应运而生，此后，食用油票、豆腐票、布票等各种票证进入人们的生活，各种商品皆需凭票购买，从此百姓生活进入了长达40多个春秋的“票证时代”。吃饭喝汤需要粮票，做双鞋子需要布票，购买日常生活用品需要工业券……各种各样的票证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大到粮食、衣服需要粮票、布票，小到肉票、鱼票、熟食品票、糖票、香烟票、棉絮票、针织品票、毛线票、鞋票、肥皂票、洗衣粉票、火柴票、煤票、化肥票、料草票、饲料票、侨汇券、手表券、自行车券、电灯泡券、电视机券等。除此之外，就连瓜子、花生、豆腐、食盐等也离不开票证。
1959年我在碱厂县二中读书，当时粮食定量是28斤，到了1960年就有定量而无粮了。学校响应号召开始“瓜菜代”，用马铃薯、地瓜、南瓜、玉米秆、麦秸碾碎代食。后来“瓜菜代”也没有了。于是，学校就动员全校师生，走出去寻找代食品。体育老师张孝国带领男同学去离学校十多里的山上，釆集树叶，树叶釆光了，就扒树皮。当时扒的树皮有榆树皮、椴树皮、桦树皮、杨树皮。植物老师王镜带领女同学在野外荒坡釆挖野菜草根。物理老师吕同悦发明了电磨，晒干后的树皮，先是在干电磨磨成细粉，用罗筛细，再上水电磨磨成粥状。采挖来的野菜草根，洗净后，连菜带根先放在锅里沸水焯一下，捞出后垛成细末，用粥状树皮包上，再放在锅里蒸，这样树皮野菜草根的菜团就做成了。等到第二年春天，学校的操场也变成田地了，种上玉米以缓解粮食匮缺。
农村的口粮由生产队提供，获取粮票的来源只有两个，一是拿米或粗粮到粮站找关系兑换。米是1斤换1斤，粗粮一般1斤换7两；二是到黑市偷偷购买或者从城里亲戚那里获取。农民用粮票，主要是进城用。供销社、商店里只要是含粮食的食品，不管什么一律要粮票。街上烧饼2两粮票一个，油条半两粮票一根，包括饼干在内，多少分量就是多少粮票。如果有钱没粮票，就是跑遍全城也别想买一个饼。
我家邻院刘嫂25岁那年生了个双胞胎，由于缺少奶水，家中口粮都是玉米，喂养婴儿只有靠代乳粉。一个孩子一天要1包代乳粉。当时的价格1包是8分钱外加2两粮票。刘嫂凑够了钱，粮票却没处来，因此两个孩子饿得整天哭个不停。实在没法时，她只好熬点米汤喂喂。谁知孩子太小肠胃不服，几天下来泻得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邻居们见了不忍心，张家送来1斤，李家送来半斤，全生产队几乎家家都给她家送过粮票。在那经济窘迫、缺少票证而无法满足人们基本生活所需的年代，人们在无奈与痛楚之中还是留下了不少那种特殊年代的特殊情谊。
记得那年中秋节，供销社供应每人半块月饼，我家三口人，一块半月饼，我拿着月饼票来到供销社，供销社说半块因不好分，只能给一块。后来我跟也是三口人的邻居分得三块月饼。中秋月饼本来是象征月圆的，一块月饼竟掰成了两半。春节时，家里养的猪被送去赶了社会主义大集。春节时发的票证，买了盐、糖、鱼、蛋、酱油等十多种票券，才能吃上一顿年夜饭。春节的我家鱼票有两张，可以买1斤鱼，我到河对岸南阳供销社去买鱼，可到我时只剩个鱼尾巴。除夕夜，母亲把鱼尾巴在锅里煮得烂烂的，里面放进辣椒和大酱，然后把鱼骨头挑出，把鱼汤滩凉，结成鱼冻，外面飘着雪花，我们一家人围着桌子吃了一大碗美味的鱼冻。
1981年，我转入县城改吃城镇居民粮油供应。城镇居民中，一个工作的成年人每月粮食定量为28斤。城里人的口粮发放等于就是发放粮票，粮食供应证上的当月计划你要拿几斤就是几斤，不过拿粮票也不是随意的，不逼到那份上一般人也不会拿，拿一斤粮票供应证上就少了一斤米，拿多了以后可能会无米下锅的，因为那年代城里人的口粮是“定量”的。我家当时住在庙沟口，家门口的粮店经常排大队，每个月都固定几天供粮，每逢供粮供油，街坊邻居就四下传话。一般家中有小孩的，大人就会打发孩子去排队。快排到时，大人再拎着面袋、拿着粮本粮票、钞票赶过去。粮食定量有限，食油供应只有每人三两，每当节日来临，肉票便显得更加重要了。因此，人们在获得肉票大多将其使用购买肥肉。
布票是计划经济时期布料供应紧张的特定产物，供城乡人口购买布料或布制品。布票的单位一般有：1寸、2寸、半尺、1尺、2尺、5尺、10 尺等。那年头，不管买什么布料，甚至背心、汗衫等棉纺织品都要凭布票限量供应。那时人们几乎是没有衬衣衬裤的。年轻人好美，只能做个假领子缝在衣领上。如果是4口之家，正好够大个子做一件衣裳。当年有首民谣，叫“高个子穷，矮个子富，一年少穿五尺布”，由此可见人们对布票的看重。孩子多的人家只好“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 实在不能穿了，也舍不得扔掉，还要把它拆洗后打袼褙做布鞋鞋底。不少人家为了给一个人添新衣裳，其他人的布票都挤出来才能成全美事。由于买布要凭布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成为人们的衣着常态。 1960年困难时期，布票限量普遍减少到一半以下，每年每人供应的棉布减少为3尺左右。
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向往的“三大件”，姑娘出嫁，有这么“三大件”做嫁妆，既实用又体面。但当时要置办这“三大件”实在不易。一对要结婚的新人，要想置办一个基本可以生活的‘家’则需要各种各样的票证，拿这些票证到指定的商店才能购买。1968年，我结婚时没有什么“三大件”，只是向亲戚邻居借了几十尺布票，做了两套被褥。1971年，我做了代课教师，挣了工资，为人师表需要一个体面的行头。于是我去田师付商店想买件上衣。当到商店服装柜台时，看到一件灰色的制服不错，即让售货员找了一件稍大的递给了我，对着镜子试穿后，感觉样式很合我意，尺寸也很合体，当即决定买下来。当售货员向我要布票时，打开钱包一看，带的布票还差一寸，怎么办呢？当时心里真是着急。手里拿着这件衣服，实在不想退回去。无法，只好笑眯眯地对售货员说:“俺只差一寸布票，能不能照顾一下卖给俺吧？”试着又反复商量了几次，可是售货员一点同情心也没有。仅存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当时的心情真的很难过，一种“一寸布票憋倒英雄好汉”的感觉涌上心头。实在无法，只好恋恋不舍地将衣服递了回去。如今的市场上，各种商品琳琅满目，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购买所需的商品，逛商场、买东西甚至成为一种享受。
买布要布票，买棉花要棉花票。那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有被子的，特别是小孩子们，两三个孩盖一床被子，冬天冷，睡到半夜三更，你拽过来，他抻过去，因为盖多盖少而吵架是经常的事。如果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能铺上一床褥子，那简直是件奢侈的事。大部分农家子女只有结婚时才有资格拥有一套新被褥。有很多老人，一辈子没睡过褥子。当时男女在一起说笑，“晚上脱得溜溜光睡在炕上，早上起来满身的炕席花印子，多年的被子压将一辈子翻不过身来。”
最难的是谁家如果有人去世，本溪县农村有个风俗，老人去世晚辈都要戴孝帽系孝带，女的要披孝布，再节俭也要几丈布，买布要布票，票从哪儿来？布票是认年度的，隔年作废，加之家家本身都不够用，哪来的多余？记得那年村里张大爷去世了，一家人急得一愁莫展。这时，一向节俭、从不肯借1分钱给别人的屈三伯主动送来了3丈布票。这无疑是雪中送炭。屈三伯是关里人，老伴织造的土布衣裳，布票省下来就是为了自己老两口后事所需的。事情过去后，这些布票要还上几年，也就是说，这户人家连续几年的全家布票都要用来还布票债。
上世纪70年代，每年都进口大量的日产尿素。尿素的包装袋是雪白的尼龙布，这种日本的包装物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是绝好的衣料。由于是白色的化纤物，当时染棉布的染料又不上色，染来染去还是隐隐看到“日本、尿素、株式会社”等字样。这种尿素口袋数量很少，一只口袋只有5角钱，两只口袋就够做一条裤子，因此在农村，除了生产队干部，其他一般人买不到，于是就有人编了个当时广为流传的顺口溜：“干部干部，1块钱1条裤，前有日本，后有尿素。”后来有了的确良之类的化纤布，这些布虽然不要布票，但价格贵得惊人，1市尺的确良在1.5元以上，相当于一个普通教师将近半个月的工资，因此在劳动大众眼中，是买不起的奢侈品。后来，新产品化学纤维、合成纤维大发展，使得80年代初纺织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商业库存猛升，反而造成棉布积压。1983年11月23日我国商业部在报纸上宣布，从12月起，棉布不再收布票、敞开供应。1984年，布票比粮油票提前9年取消了，老百姓才不再为穿衣发愁。
除了粮票、布票、棉花票，那年月还有肉票、蔬菜票、食油票、红白糖票、肉票、鸡蛋票、糕点票、鱼票、禽票、麻酱票等副食品凭票供应，还有煤油证、香烟证、酒证、火柴证自行车票、缝纫机票、手表票、钟票、毛线、瓷盆、暖水瓶等数不清的票证，有时连买一只搪瓷碗都要一张购物凭证。据统计，本溪县各种票证达百种之多，这些在计划经济时代吃香并束缚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各种各样的票证，走过了38年的风雨沧桑。随着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和民生带来的巨大变化， 1993年4月，国务院下文取消了布粮票和各种票证，这标志着长达近四十年之久的一个时代——“票证时代”的结束。中国开始一个新的时代。
（图片来自网络，致谢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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