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导读：
洁净精微、踏实认真、懂得“日日是好日”，才是明智之举。
研究中国古代史，依据的资料大多出自《二十四史》这样的历代官修史书，所以一部中国古代史几乎就等同于几百个皇帝的个人传记。操天下权柄、享一姓尊荣的皇帝是历史学躲不开绕不过的主角，其中既有唐太宗、康熙帝式的明君贤主，也有商纣王、隋炀帝这般昏君暴君。
近来读史，我愈发想把康熙皇帝和隋炀帝这史书中一正一邪两个极端案例并列比较。因为我发现，如果抛去后人定论只看治国方略与战略眼光，这两位皇帝实在是相近相通，比来比去颇有造物弄人、感物伤时之惑。
首先，两人的历史机遇期相似。这两人都是第二任皇帝，肩负承上启下继往开来重任。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承继了满清入关后顺治皇帝和睿亲王多尔衮的衣钵，面临三藩割据、战乱频仍、疆土未定的乱局，而隋炀帝杨广从文帝杨坚手中接过的江山，同样也可以称为乱局，南北刚刚统一、关陇集团势力错综复杂、各地暗流涌动。
其次，两人大开大合的气度襟怀相似。康熙被尊为“千古一帝”，自然与他智擒权臣鳌拜、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抵御沙俄入侵和三次亲征噶尔丹这些壮举息息相关；而杨广掌权期间也是“大手笔”频出，营造东都洛阳、征服吐谷浑、修建大运河、三次征伐高句丽。从这些“政绩”看，两人都堪称志向远大气势磅礴的雄主。
最后，两人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不消说平定三藩之乱和收复台湾这些国内举措，康熙皇帝单是雅克萨之战和战后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就把沙俄的东进步伐迟滞了上百年，而对野心勃勃准噶尔可汗噶尔丹的征讨，也直接奠定了后来乾隆皇帝将新疆纳入中华帝国版图的基础；再看杨广，斥巨资建设东都，使洛阳成为随后三百多年中华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拉近了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而京杭大运河更为后世开辟了一条经济文化大动脉，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作用。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俩人都是雄才大略，为啥一个成了“千古一帝”，另一个却成了后世公论的奢侈淫逸亡国之君呢？
在我看来，康熙皇帝的成功，在于因时而动、井然有序，而隋炀帝的失败，在于心浮气躁、节奏紊乱。说得再直白一点，决定两个人命运的关键，在于做事的时机。
先看康熙皇帝的“时机”。熟悉这段历史的朋友想来不会反对，康熙皇帝的各项“政绩”，都是一件一件做，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执政期。
八岁登基的玄烨，首先被记入史册的壮举是智擒权臣鳌拜，而这件事发生在他亲政两年之后，即康熙八年。消除满人亲贵集团对皇权的威胁后，十六岁的皇帝急于“削藩”，又引出了随后历时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而平乱后的康熙政治眼光和手腕趋于成熟，这才有了后来他在青年和中年时代决策收复台湾、驱逐俄国远征队和三次亲征噶尔丹。也就是说，不论是机缘巧合还是刻意为之，康熙皇帝的“大事”是均匀分布在各个时期一件一件去落实，极少发生同时下锅煎炒烹炸的混乱。
我们再看隋炀帝杨广的把握“时机”，就不免看出他的“节奏感”明显失调。相对康熙61年的超长执政期，在位短短十余年的杨广几乎是在登基不久就全面启动了“政绩工程”，既令大军踏平觊觎中原的吐谷浑，又命人修建东都洛阳、疏通修建大运河，在几项大工程尚未完工时又先后三次倾国讨伐虎视眈眈的高句丽。他的这种步调，类似于那位把修长城、建骊山陵、南征岭南、北征匈奴“多线程同步操作”的秦始皇，更让人不得不想起后人对拿破仑一世的评价，是他自己“把战车开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想想看，虽然封建社会在隋唐时代已经日趋成熟，但公元七世纪的隋朝是典型的农业经济形态，即便全国人口恢复到了五千万的规模，但那么多大工程同时启动，也绝对是国计民生难以承受的重负。隋军第三次征伐高句丽大败后，国内顿时烽烟四起，各地割据势力、饥民流民，乃至贵族皇亲都四处扯旗造反拥兵自立。隋炀帝一手好牌输得精光，尽管他死后被隋朝谥为明帝，但后来的唐朝却不认同，代之谥以“炀”字。这“炀”字就有远离人民、好大喜功、治国不力的含义。
但隋炀帝杨广并不是个傻子妄人。当年，身为皇子的晋王杨广出任征南都总管，统领五十万大军兵分三路灭掉了割据东南的陈朝，之后长期驻节扬州。他既拥有赫赫军功，也拥有韩擒虎贺若弼等名将的辅佐，更对南北一统后的局势了如指掌。正是有了这样的先决条件，他才有可能在宫廷斗争中完胜太子杨勇继承皇位，说他具备一流政治家的能力绝不为过。
况且，他的各项“政绩工程”虽然后来都被史家认为是亡国导火索，但实质上却并不简单，取决于一个政治家的治国方略。
虽然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了全国，但置身当时刚刚结束从西晋到南北朝三百年大分裂的环境，你不得不承认，统一的中华帝国是暂时形态，而分裂却是历史常态。杨广急于修建东都洛阳，本质上是为了将政治中心东移，稳固帝国的核心地区；杨广修建大运河，根本上是为了加速南北割裂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他击败吐谷浑，是为了威慑那些仍旧认为中原花花世界有利可图的游牧民族，要知道野蛮骑兵南侵抢掠在以前可是家常便饭。而当时的高句丽，早已把势力越过了朝鲜半岛，占据了辽东等地，即便杨广不动手，后来薛仁贵征东也是为了解决这个地缘威胁。所以说，杨广的战略眼光和长远考虑本身，并不在康熙帝之下。
至于为什么杨广非把皇位看成租来的，一门心思加快步伐，我们还需要从他所处的时代去看。隋朝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北魏，北魏后来分裂为东魏和西魏，然后又各自被权臣篡位，成为北齐和北周，直至北周被当时关陇集团的大佬杨坚篡位，而杨广的皇位又夺自兄长杨勇。可见，即便在关陇集团内部，权力的继承和分配取决于武力，具有胡人血统的关陇集团最看重武力。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得位不正、急需用政绩和武力压服众人的杨广，只能寄望于加速度，不断加速，在短期内迅速强化自己的优势地位。这就是他的心结。
如果类比一下，杨广的心境相当于某些继承家族企业的富二代，虽然个人能力强，但资历尚浅，急需用非凡的成就堵住那些叔伯兄长和老臣们的嘴。如今富二代们如果搞不好，下场就是资金链断裂、债主堵门，最后自己沦为“老赖”吃碗方便面还得东拼西凑，一千年前的杨广则更惨，失败了就是人头落地。最后他困守扬州，每天喝得伶仃大醉，对着镜子喃喃自语“好头颅，谁当取之”时，说明他已经知道自己死定了，万念俱灰。
至于杨广留在史书上的那些“劣迹”，诸如好色暴戾滥杀无辜之类，我是严重怀疑的。因为后来掌江山的唐朝李家，正属于同杨家沾亲带故的关陇集团，无论如何不能承认自己篡位的事实，所以只能让倒霉的杨广个人背锅。
史书存在的意义是为了警醒后人、借古讽今，而我比较分析两位皇帝，也是此意。
前不久看到一篇名为《倍速时代》的文章，大意指如今超过四成的“00后”喜欢用倍速快进视频阅读图文，深究下来不在于迅速获取知识，只是大脑已经对获取信息的过程上瘾，在无限供给的信息风暴中企望快一些，再快一些。这种认知模式同如今众多少男少女渴望当“网红”当明星，希望快速致富一夜变成“霸道总裁”“白富美”的心理一脉相承。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一代人注定只能做一代人的事，一个人注定只能做一时能做的事，事情需要一件一件做，谁也不能一口吃成胖子，这是自然铁律。我认为具备自知之明的人应当专注于当下，合理预测未来。好比学生应当把学习当作第一要务，而不是天天想着恋爱结婚找工作，小职员应当把眼前的任务当作第一要务，而不是天天做梦当老板进军华尔街。如果像杨广那样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把祖宗家业输得精光，把大好前途付诸流水，岂不悲哉？
这就像以前听过的一段禅语：没悟道之前，砍柴的时候想挑水，挑水的时候想做饭，做饭的时候想砍柴；悟道之后，砍柴的时候就砍柴，挑水的时候就挑水，做饭的时候就做饭。洁净精微、踏实认真、懂得“日日是好日”，才是明智之举。
END
小编其人
小皮流流（另一网名：皮皮中尉）：现为某主流媒体主任编辑，“天涯文学”签约作家，“360个人图书馆”原创达人；在本职中品味业务骨干的充实，在读书写作中聆听先哲的教诲，在陪伴妻子女儿的过程中体会最纯真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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