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导读：
公心天下、私心江湖。
作为汉人依照儒家传统建立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明朝历史堪称国史一大重点，这其中明亡清兴七十年的历史又是重中之重。拥有一亿人口和百万常备军的老大帝国居然能被总人口不及百万的女真渔猎民族取代，这件事本身就蕴含巨大的悬念。关于明亡的原因，很多史家都有自己的结论，这其中最有意思的一条当属“明亡，实亡于李成梁”。
为什么李成梁这个人要对明朝亡天下负有重大责任呢？这跟他的生平履历有很大关系。李成梁年轻时代只是明军低阶军官，四十岁之后才走上人生快车道，直至成为执掌辽东军事大权的辽东总兵。在他的杀伐决断之下，曾经频频袭扰辽东的蒙古骑兵不敢进犯，散居各处的女真部落安分守己。他与戚继光合力分守朝廷北境防线，深受名相张居正器重，还被封了侯爵。
李成梁前后在辽东总兵任上干了整整33年，这段时光正同女真国主努尔哈赤进行的部落兼并战争重合。不光明朝史书对李成梁与努尔哈赤两人的关系颇多微词，连清代记叙这段历史的《满文老档》《太祖实录》也充斥了对两人“不凡交往”的诸多记录。
努尔哈赤一家是建州女真的部落首领，按照明朝“以夷制夷”的怀柔策略，几代人都世袭指挥使，就是服从明军指挥的地方武装。努尔哈赤青少年时期被继母虐待，很早就到辽东总兵治所北镇以及铁岭等城市做小买卖，据野史传闻还曾到李成梁府中当差，据说因思路敏捷相貌魁伟深受总兵大人赏识。后来，努尔哈赤的祖父、父亲在军事行动中双双被明军误杀，为了安抚年轻人的情绪，李成梁保荐努尔哈赤继承了指挥使职务。
此时的努尔哈赤不敢对误杀亲人的明军有怨言，只能迁怒于建州女真另一位部落首领尼堪外兰，用家存的十三副盔甲起兵发起复仇，这就是他发动部落兼并战争的起点。在李成梁的旁观默许下，尼堪外兰被努尔哈赤最终杀死，人口土地也被吞并，而狡黠的努尔哈赤又将矛头对准建州女真的其他部落，一个一个进行攻伐。李成梁坐看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之后，再向更强大的海西女真发起挑战，不但不加以制止，还多次上报朝廷为他请功，为他讨来三品龙虎将军、建州卫都指挥使职务。
努尔哈赤也懂得投桃报李，不断向李总兵纳贡，后来还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总兵之子李如梅做妾，同李总兵成了亲家。不仅如此，在明军“援朝抗倭”两次出兵过程中，努尔哈赤一边讨伐海西女真，一边主动承担辽东明军调走后遗留下的防务，既博得李总兵的赞赏，也迅速填补了辽东势力真空，逐渐做大做强。
待年迈的李成梁去职养老，努尔哈赤就在1616年于赫图阿拉建立“后金”政权，并宣示“七大恨”向明朝宣战。这“七大恨”中的第一条，就是明军伙同尼堪外兰杀死了自己的祖父和父亲。此时女真部落已全盘征服，“八旗制度”初步确立，骁勇残暴的女真骑兵攻城略地，辽东尽落敌手。三年后的“萨尔浒之战”更确立“后金”对辽东的统治，此后边患已成，无论明军如何调兵遣将也无法再把“后金”政权扑灭。
从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盔甲起兵，到宣示“七大恨”，他的部落兼并战争耗费了三十年时间，时间成本比迅速崛起的成吉思汗或是俺答汗都显得太过高昂。这说明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实力不足，不但要同海西女真展开多年拉锯战，还要提防背后蒙古部落的偷袭，也就是说，在这漫长的三十年里，只要辽东明军能稍微花点儿心思搞点儿动作，就能把“后金”扑灭。
盘点至此，所谓“明亡，实亡于李成梁”的道理也就浮出水面。由于李成梁与努尔哈赤多年来暗通款曲私受贿赂，导致努尔哈赤从一个小部落首领、民团团总般的小角色成长为“后金”可汗，最终成为明朝死敌。大约在清军入关大举南下的1644年前后，病故多年的李成梁及其后代子孙，更成为明朝遗老乃至全天下口诛笔伐的对象，被称为亡天下的第一祸首。
不过依我看，历史人物无论是智商还是见识，同现代人其实没有多少差别，因此我们也不能将李总兵脸谱化简单化为一个贪财好利的汉奸。如果设身处地站在他的位置上，我们就会发现，他对待努尔哈赤的方式其实是经过一番思虑的。
首先，明帝国是农耕型封建王朝，原始低效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明军无法对广袤领土尤其是边陲地区实施有效管控。李成梁的六万部队担负的是防守型任务，所以维持边疆稳定是第一要务。基于这个条件，李成梁将怀有野心的努尔哈赤视为自己维持稳定的帮手是成立的；其次，女真部落间的征伐自古有之，明军的对策要么是帮助一家打另一家，要么是派兵弹压地方维持和平，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努尔哈赤长期以龙虎将军这样的明军将领身份讨伐其他部落，对李成梁而言是合算的，既避免明军伤亡，又实现“以夷制夷”；最后，努尔哈赤的伪装一直很成功，起码没给李成梁出兵讨伐自己创造理由，在这种情况下，李总兵又为何要大费周章带军“平叛”呢？
不过上述三条理由，只能证明李成梁不用随时制裁努尔哈赤。一旦对方势力突破限制，比如征讨海西女真控制东北的意图已经暴漏，那作为辽东统帅的李成梁就必须果断出击。李成梁的骂名，实际来自他对辽东形势以及努尔哈赤本人的误判。原因无他，私心也。
成为辽东总兵之际，李成梁年届五旬，门下有如松如柏如梅如梧等九个儿子，其他部将义子下属无数，匡扶大明江山的公心早已减退，守住名利的私心却愈演愈烈。杀良冒功、贪污军费、挪用军饷、任人唯亲以及作威作福都成了李总兵的“专利”，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据明人笔记记载，李成梁设在辽东北镇的府邸富丽堂皇，四周皆是享乐奢华场所，仅是活跃在北镇一地的妓女就多达两千人！在这种环境下，李总兵自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况且努尔哈赤还毕恭毕敬定期上贡，那又何必兴师动众呢？正是在贪图享乐维护既得利益的私心怂恿下，李成梁才变得迟钝慵懒，丧失了敏锐性和行动力。
但是，仅仅因为李成梁昏聩，我们就能把大明亡天下的罪责归于他自己吗？未必。
李成梁是辽东总兵不假，但想在辽东一手遮天屏蔽信息却不可能，因为他身边还有朝廷派驻辽东的巡按御史，上面还有辽东经略，如果情况正常，朝廷大可以弹劾老李并走马换将。关键是情况不正常。因为努尔哈赤攻伐部落夺来的战利品可不单单送给李总兵一人，辽东官员将领几乎人人有份。所谓吃人嘴短拿人手软，人人贪图利益的私心造就了集体腐败渎职局面，才让辽东局面一天天恶化。
接着往下梳理，即便辽东的军政官员集体渎职，那朝廷还有监察御史文武百官，难道他们得知辽东异动也不闻不问吗？你还别说，还真是这样。因为努尔哈赤的上贡也没有局限在辽东，他本人就曾经亲赴京城“拉关系”，而他的使团商队也每年定期拜访京城各位显贵。在私欲得到满足的前提下，京城官员自然同辽东官员沆瀣一气，形成对努尔哈赤的保护圈。即便真有个别秉持公心的御史想弹劾贪官揭露辽东丑闻，也会很快被驱逐出官场。可见，官员们保护的其实不是努尔哈赤，而是自己的既得利益。
至于高高在上的皇上更不值一提。关于明亡还有“始亡于万历”一说。努尔哈赤开疆拓土之际，正是万历皇帝为“争国本”立太子一事与大臣们冷战几十年不上朝不理政的荒唐时代，继万历之后的天启皇帝则是个天才木匠，早把朝政托付给了“九千九百岁”魏忠贤。朝中无主、官员忙于党争站队，才真正给了努尔哈赤宝贵的“创业”机遇。
既然从辽东边防军到朝廷官员，人人都看重私欲私心，那就又说明了一个问题，明代末年的整个社会都出了状况。什么状况？就是萌芽阶段的资本主义利己思想泛滥成灾，正在严重冲击传统的社会道统。
明代中后期随着墨西哥银元大量流入、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荷兰商人开辟国际贸易，社会各阶层早已浸润了“欣欣向荣”的利己主义思想。比如万历天启崇祯三朝的诸多大臣背后都有商帮背景支持，比如江南地区成了市场繁荣灯红酒绿的商业中心，比如《金瓶梅》这样充斥肉欲享乐内容的文学作品大行于世，再比如“扬州瘦马”“秦淮八艳”成为商贾富豪追捧的对象。社会风气如此，朝廷风气如此，官军风气亦如此，而活跃在北镇的两千妓女也正是大明帝国刮起享乐风纵欲风的缩影。
相比之下，努尔哈赤麾下的“八旗劲旅”却具有一番别样气质。只要夺得战利品，一律按照旗为单位均分为八份，然后各旗主再均分给各牛录，最后均分给个人，这个制度延续了清代两百多年，被称为“入八分”。这种原始平等的联盟关系，使“八旗制度”越战越强，及至皇太极多尔衮掌权时期迸发强大威力，最终趁天下大乱之际入主中原。所以不管是万历皇帝、“阉党”“东林党”党争、辽东总兵李成梁渎职亦或“小冰河期”带来的气候反常，都只是大明亡国的辅因，主要原因在于人心不古、私心泛滥。后来“南明”小朝廷手握江南半壁江山和五六十万大军，却在数量远不如己的清军面前屡战屡败甚至整军整营地剃发易帜充当八旗急先锋。实在是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从古至今，人们在臧否人物时都会用公私两方面做评判。为国家为集体为他人考虑得多、秉持公心的人受到赞美；为自己考虑得多，秉持私心的人受到鄙视。其实这个标准很有科学道理，因为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永远是弱势群体，唯有彼此互助才能发展延续。持公心者自然能开辟一片天下，持私心者只会得到一个江湖，人心思变暗流涌动、一塌糊涂防不胜防的江湖。
“人心就是江湖”，但凡个人把私心绝对化、私欲放大化，就算把私心美化成个人英雄主义或者绝对自由，也难掩人类擅长内耗弄巧成拙的基因短板。接下来必然是相互算计、勾心斗角、一地鸡毛，最后一起完蛋。
公心天下、私心江湖，明朝在1644年遭遇文官失节武将怕死山河破碎的危机总爆发局面，就是整个社会公心沦丧、私心江湖泛滥到整个国家层面的最大恶果。看清了这一点，我们这些身处二十一世纪的后人新人才会真切理解思想教育的重要性、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弥足珍贵。
END
小编其人
小皮流流（另一网名：皮皮中尉）：现为某主流媒体主任编辑，“天涯文学”签约作家，“360个人图书馆”原创达人；在本职中品味业务骨干的充实，在读书写作中聆听先哲的教诲，在陪伴妻子女儿的过程中体会最纯真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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