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牛肃在他的《纪闻》中说“日本国使至海州，凡五百人，载国信。有十船，珍货数百万。”李邕安排他们住下，并提供了很好的招待，只是不允许他们随便外出。到了晚上，“尽取所载而沉其船！”第二天告诉大家说“昨夜海潮大至，日本国船尽漂失，不知所在。”然后向朝廷做了报告，得到的指示是要他另造十艘船，配备五百名水手，好将使者送回日本去。船造好后，他又对来辞别的水手们说“日本路遥，海中风浪，安能却返？前路任汝便宜从事。”于是水手们大喜，心领神会地在船行数日后，夜里就趁其不备，将他们杀了。这样，既能躲过波涛之险，又可以发一笔横财，朝廷对朝贡者的赏赐总是丰厚的。
所谓“载国信”的，当然就是遣唐使的船了。《娑罗树碑记》是李邕的书法代表作品，上面明写着“开元十一年(723年)，海州刺史李邕书。”与这个时间最接近的遣唐使船，是开元五年(717年)那一次，之前、之后几次他都不在场。日本方面记载这次派遣是717年3月授权，由从四位下的多治比真人县守为押使，从五位上的阿倍朝臣安麻吕为大使，正六位下的藤原朝臣马养为副使，以及上一次已经来过的伊吉古麻吕为翻译，一行共557人，坐了船四艘。奇怪的是，与其他几次遣唐使不同，此次的出航日期、到达地等等都没有任何记载。
中国《册府元龟》记载当年“十月丁卯，日本国遣使朝贡。戊辰敕曰：'日本国远在海外遣使来朝，既涉沧波兼献邦物，其使真人莫问等宜，以今月十六日于中书宴集。’乙酉鸿胪寺奏日本国使请谒孔子庙堂礼拜寺观，从之，仍令州县金吾相知，检校搦捉示之以整，应须作市买非违禁入蕃者，亦容之。”虽然日本的遣唐使研究学者上田雄等人找到的记载表明718年11月20日，多治比真人县守到达日本九州太宰府，12月13日回到平城京。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有关的其他记载极其缺乏。而《续日本纪》有上次未回的遣唐大使坂合大分，和早在653年就到中国的留学僧道慈法师同船回国的消息；还有，2004年西安发现的井真成墓志铭说井真成开元廿二年正月，“乃终于官弟，春秋卅六。皇上哀伤，追崇有典；诏赠尚衣奉御。”死于官第，说明他已在中国为官，那就不可能是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八月那次才来的遣唐使了。因为本来就是官，才可能“赠尚衣奉御”的皇帝近臣官号以示恩宠，这也表明他也是开元五年来的，再之前就太年轻了。《新唐书》则载“开元初，粟田复朝，请从诸儒受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即鸿胪寺为师，献大幅布为贽，悉赏物贸书以归。其副朝臣仲满慕华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
唐玄宗初即位，李邕被召为户部郎中。张廷珪、姜皎等人想推荐他当御史中丞，但遇到了姚崇这样的对头，于是被赶到地方上去当了括州司马，结果为陈州刺史，至开元五年当上海州刺史，所以时间上是可能的。船数夸大到十艘，也可以理解为需要配备一对一的杀手；井真成、朝衡可以不知情，或者正因为知情而不能回去。造船期间遣唐使去了长安，穷得只有“献大幅布为贽”，也是可以想像的。令人费解的是，多治比真人县守、坂合大分、道慈法师居然回到了日本，难道是漏网？抑或因为失职而故意隐瞒，不愿再提起？
当过岳州刺史的牛肃在《张去逸》一文提到“肃宗张皇后”，唐肃宗是乾元元年(758年)册立张皇后的，说明牛肃此时还在世。他女儿牛应贞“年二十四而卒”，留有《魍魉问影赋》，“其序曰：庚辰岁，予婴沉痛之疾，不起者十旬。毁顿精神，羸悴形体。药物救疗，有加无瘳。”庚辰只能是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因为加上牛肃生女儿需要成年的年龄，他最起码已经60岁了。《太平广记》还说“开元二十九年，牛肃之弟成，因往孝义，晨至西原。”虽然《元和姓纂》没有像他的另一个弟弟太常博士牛耸一样，将牛成列名在册(可能是无官职，或是堂弟)，这些都说明牛肃与死于747年的李邕是同时代人，所以不像是没有根据的编造，那也不是可以随便开玩笑的话头。而既然牛肃与李邕同时代，晁衡、井真成也可能知道此事......
以前常说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现在知道所谓“封建”的事实，春秋以后就名存实亡了，所以姑且称之为权贵社会。千方百计地要跻身于权贵的行列，为了维持和利用权贵的地位，也无所不用其极。李邕也是个信奉爱拼才会赢的人，武则天时，宋璟曾弹核张昌宗等反状，他见武则天没有作声，就立阶下大言道：“璟所陈社稷大计，陛下当听。”离开朝堂后宋璟好心对他说：“子位卑，一忤旨，祸不测。”李邕的回答是：“不如是，名亦不传。”他和父亲李善都有学问，还擅长写文章、碑颂，为此前后就收钱上万。还“讨岭南贼有功”，也因“陈州赃污事发”而下狱。《新唐书》说他“天性豪放，不拘细节，收纳馈赠，游猎尽兴，终于因此而败毁”，最后被李灵甫所害。他还“养亡命数百人，所在攻劫，事露则杀之。”以上种种，都使人觉得，他对五百遣唐使进行了劫财害命是可能的，但仍然有不少可疑之处。
原载香港《文汇报》2016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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