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里志》说唐僖宗时，京城士子逢月之八、十八、二十八日往往去南街保唐寺听高僧的讲席，称之为“三八”。谢灵运《山居赋》叙斋讲之事：“启善趣于南倡，归清畅于北机。”文下自注为：“南倡者都讲，北机者法师。”就是一个都讲和一个法师在高座上一南一北，用一唱一讲连袂出演的方式来讲经，“唱导”或者“倡导”一词的由来就源之于此。
《高僧传·经师总论》记叙讲经有经师与唱导师二科，他们都要用到唱戏般的技艺。所以宋初钱易《南部新书》说：“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尼讲盛于保唐，名德聚之安国，士大夫之家入道，尽在咸宜。”保唐寺原名菩提寺，会昌末才改名为保唐寺，而且是僧寺并非尼寺，所以向达在《唐代俗讲考》中认为此处“尼讲”可能是“俗讲”之误。但是，既然高僧大德集中在安国寺，士大夫家人出家皆在咸宜寺，不同的人群各有所好的演出场所，存在喜欢用保唐寺做市面的尼讲，也是完全可能的。《北里志》说：“自大中皇帝好儒术，特重科举。故其爱婿郑詹事再掌春闱。”但这些来京的士子又“率多膏粱子弟”，而“诸妓以出里艰难，每南街保唐寺有讲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牵率听焉。”所以“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极多，益有期于诸妓也。”于是“三八”成了诸妓可以比较自由地出台的日子，也成了士子携妓听讲唱的日子。诸妓之所以喜欢保唐寺，就与这里讲唱的是尼姑有关系。而且不论是和尚讲还是尼姑讲都属于《高僧·唱导总论》所说的：“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都是以歌唱事缘、杂引譬喻来宣唱法理，以在家俗众为化导对象的“俗讲”。尼讲和和尚讲同样在讲疏经文的同时，也对听者相与论议的互动，比如有名的法澄就“仁孝幼怀，仪容美丽，讲经论议，应对如流。”
《资治通鉴．唐敬宗纪》载：“己卯，上幸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胡三省句下注：“释氏讲说，类谈空有，而俗讲者，又不能演空有之义，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已。”可见唐时寺庙的这种倡导，“邀布施”是一个重要的目的，佛要金装，僧尼也是要过日子的。有居士称只眅依佛、法、僧三宝中的佛、法二宝，为“二宝居士”，这样就用不着布施了。但如果僧尼们不采用种种方法，包括像每月的三八日用倡导这样的方法来取得必要的布施，佛法也就难以维持和发展了。赵璘《因话录》：“有文溆僧者，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其甿庶易诱，释徒苟知真理，及文义稍精，亦甚嗤鄙之。”看来这个吸引了皇帝的文溆和尚，唱导的内容和形式还是雅俗共赏、声情并茂，很有艺术感染力的。
原载香港《文汇报》2009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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