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 陶——眉山历史人物（41）

    今天介绍的这位人物，叫吕陶，过去在看《宋史》时也曾见到，但《宋史》只记载他为“成都人”，故未将他列入眉山历史人物之中，近看嘉庆四年重修的《眉州属志》，其卷十三·列传二载：“吕陶，字元钧，彭山人。”所以才又将他列入。

    吕陶，生于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字元钧，号净德，北宋眉州彭山人，后徙居成都，故一作成都人。皇祐四年（1052）举进士，熙宁三年（1070）应制举，历任知县、知州，元祐年间任殿中侍御史，改左司谏，后又出任梓州路、成都府路转运副使等职，迄崇宁元年（1102）致仕，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仕宦生涯长达半个世纪。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去世。吕陶一生，秉承儒家积极入仕的思想，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无论是在朝中任职，还是在地方为官，都敢于直言，为民请命，无荣辱进退之念，“仰于天，俯于人，中于心，皆无愧。”

    吕陶经历了北宋熙丰新政及元祐更化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洛蜀党争”时又被指为“蜀党”魁首之一，数受党争牵累，直到七十高龄，还从四川被贬斥到湖南，自感生还无望，情绪极度低落。后因元符三年徽宗即位之初的政局一度出现了戏剧性变化，遇赦幸还，又被重新命为故乡附近的梓州知州，遂深有再生之感。但是，形势很快又发生了变化，吕陶最终未能幸免崇宁元年的党人碑事件。在吕陶生命最后的短短几年里生出如此反复，在他精神上无疑是一种很大的打击，“不作碑志，休影灭迹”之临终遗令，足见其时心态。今有《净德集》传世。《宋史·吕陶传》，所记史事有限，不过，其它文献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宋朝诸臣奏议》以及明人编纂的《历代名臣奏议》等，都保留有相当数量的吕陶的文字，内容为奏议类的文章，以及一些书信、诗作等，是研究北宋中后期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重要史料，甚受学界的关注。下图是网络图片——吕陶撰《净德集》（清刻本）书影。

          《宋史》卷三百四十六·列传第一百五·吕陶传
    吕陶，字元钧，成都人。蒋堂守蜀，延多士入学，亲程其文，尝得陶论，集诸生诵之，曰：“此贾谊之文也。”陶时年十三，一坐皆惊。由是礼诸宾筵。一日，同游僧舍，共读寺碑，酒阑，堂索笔书碑十纸，行断句阙，以示陶曰：“老夫不能尽忆，子为我足之。”陶书以献，不缪一字。

    中进士第，调铜梁（今重庆市铜梁县）令。民庞氏姊妹三人冒隐幼弟田，弟壮，诉官不得直，贫至庸奴于人。及是又诉。陶一问，三人服罪，弟泣拜，愿以田半作佛事以报。陶晓之曰：“三姊皆汝同气，方汝幼时，适为汝主之尔；不然，亦为他人所欺。与其捐半供佛，曷若遗姊，复为兄弟，顾不美乎？”弟又拜听命。

    知太原寿阳县（今陕西省晋中市下属寿阳县）。府帅唐介辟签书判官，暇日促膝晤语，告以立朝事君大节，曰：“君廊庙人也。” 以介荐，应熙宁制科。时王安石从政，改新法，陶对策枚数其过，大略谓：“贤良之旨，贵犯不贵隐。臣愚，敢忘斯义？陛下初即位，愿不惑理财之说，不间老成之谋，不兴疆场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谓庶几尧、舜，然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论如彼，独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神宗顾安石取卷读，读未半，神色颇沮。神宗觉之，使冯京竟读，谓其言有理。司马光、范镇见陶，皆曰：“自安石用事，吾辈言不复效，不意君及此，平生闻望，在兹一举矣。”
    安石既怒孔文仲，科亦随罢，陶虽入等，才通判蜀州（今成都市下属崇州市）。张商英为御史，请废永康军，下旁郡议，陶以为不可。及知彭州（今成都市下属彭州市），威（今四川理县）、茂（辖境相当今四川北川、汶川及茂汶羌族自治县等地）夷入寇，陶召大姓潜具守备，城门启闭如平时，因以永康前议上于朝，军遂不废。
    孔文仲：1038—1088年，字经父，孔子47代裔孙。熙宁三年（1070）朝廷实行改革，翰林学士范缜举荐文仲至神宗皇帝赵顼面前对策，对朝纲国策侃侃九千余言，表达对王安石变法中“理财”、“训兵”之策的不同见解，因而罢官。
　　王中正为将，蜀道畏，事之甚谨，而其所施悉谬戾，陶奏召还之。李杞、蒲宗闵来榷茶，西州骚动。陶言：“川蜀产茶，视东南十不及一，诸路既皆通商，两川独蒙禁榷。茶园本是税地，均出赋租，自来敷卖以供衣食，盖与解盐、晋矾不同。今立法太严，取息太重，遂使良民枉陷刑辟，非陛下仁民爱物之意也。”宗闵怒，劾其沮败新法，责监怀安商税。或往吊之，陶曰：“吾欲假外郡之虚名，救蜀民百万之实祸。幸而言行，所济多矣。敢有荣辱进退之念哉。”起知广安军，召为司门郎中。
　　元祐初，擢殿中待御史，首献邪正之辨曰：“君子小人之分辨，则王道可成，杂处于朝，则政体不纯。今蔡确、韩缜、张璪、章惇，在先朝，则与小人表里，为贼民害物之政，使人主德泽不能下流；在今日，则观望反覆，为异时子孙之计。安焘、李清臣又依阿其间，以伺势之所在而归之。昔者负先帝，今日负陛下。愿亟加斥逐，以清朝廷。”于是数人相继罢去。
　　时议行差役，陶言：“郡县风俗异制，民之贫富不均，当此更法之际，若不预设防禁，则民间虽无纳钱之劳，反有偏颇之害。莫若以新旧二法，裁量厥中。”会陶谒告归，诏于本道定议。陶考究精密，民以为便。还朝，遂正两路转运使李琮、蒲宗闵之罪；又奏十事，皆利害切于蜀者。
　　苏轼策馆职，为朱光庭所论，轼亦乞补郡，争辨不已。陶言：“台谏当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权以报私隙。议者皆谓轼尝戏薄程颐，光庭乃其门人，故为报怨。夫欲加轼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问以为讥谤，恐朋党之敝，自此起矣。”由是两置之。
　　陶与同列论张舜民事不合，傅尧俞、王岩叟攻之，太皇太后不纳，迁陶左谏议，继出为梓州（治今四川三台县）、淮西、成都路转运副使。入拜右司郎中、起居舍人。大臣上殿，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陶曰：“屏左右已不可，况史官乎？大臣奏事而史官不得闻，是所言私也。”诏定为令。迁中书舍人。奉使契丹归，乞修边备。哲宗喜曰：“臣僚言边事，惟及陕西，不及河北。殊不知河北有警，则十倍陕西矣！卿言甚善。”进给事中。
    哲宗始亲政，陶言：“太皇太后保祐九年，陛下所深知，尊而报之，惟恐不尽。然臣犹以无可疑为疑，不必言而言，万一有奸邪不正之谋，上惑渊听，谓某人宜复用，某事宜复行，此乃治乱安危之机，不可不察也。”俄以集贤院学士知陈州（今河南周口市淮阳县），徙河阳（今河南焦作市下属孟州市）、潞州（今山西省长治市），例夺职，再贬库部员外郎，分司。徽宗立，复集贤殿修撰、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
    库部：官署名，三国魏始设，为尚书的一曹，有尚书郎。掌军械器用等事。晋、南北朝沿置。隋改归兵部，置郎中、员外郎，掌军械、卤簿仪仗等事，主管武库。唐、宋沿袭。下图是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的《净德集》，全五册。

附：《宋史·吕陶传》译文

    吕陶，字元钧，成都人。蒋堂出守蜀时，引很多士人入学，亲自考查他们的文章，曾得到吕陶的论文，召集学生诵读，说：“这像贾谊的文章。”吕陶当时十三岁，在座的人都很吃惊。从此在宾客筵席上待之以礼。一天，和他一起游历僧舍，共读寺里的碑文，喝完了酒，蒋堂提笔写了十张碑文，行断句缺，拿给吕陶看并说：“我年老了不能都回忆出来，你替我补足。”吕陶写完了送上，不错一个字。
    考中进士，调任铜梁县令。百姓庞氏姊妹三人冒充隐瞒了小弟弟的田地，弟弟长大后，向官府诉说没有得到田产，贫穷以至于给别人做傭奴。这时又来诉说，吕陶一经审问，三人都认罪，弟弟哭泣拜谢，愿意以田地的一半作佛事来报答。吕陶开导他说：“三位姐姐都和你是一致的，在你幼小时，替你主管；要不是这样，也会被其他的人所欺骗。与其捐出一半来供佛，不如给你的姐姐，再为好姐弟，难道不是美事吗？”弟弟又拜谢听命。
　　知太原寿阳县。府帅唐介召辟他为签书判官，闲暇时和他促膝交谈，把立朝事君的大体告诉他，说：“你是朝中的人才。”因为唐介推荐，应考熙宁制科。当时王安石为相，改为新法，吕陶对策时历数新法的过失，大概是说：“贤良的宗旨，以冒犯为贵而不以隐瞒为贵。我虽愚钝，怎敢忘记这个宗旨。陛下刚即位，希望不惑于理财的说法，不疏远年高德重者的谋略，不发动战争。陛下用心立法，自称要学尧、舜，然而陛下的心是这样，天下的议论却是那样，能不反过来想想吗？”等到发榜时，神宗让王安石取来考卷诵读，还未读到一半，王安石的神色非常沮丧。神宗察觉，让冯京读完，认为他说的有道理。司马光、范镇看到吕陶，都说：“自从王安石掌权，我们的话不再有效，没想到你达到这种地步，一生的声名威望，在此一举了。”
　　王安石既然恼怒孔文仲，科举也随即被罢免，吕陶虽然入了等，仅通判蜀州。张商英为御史，请求废除永康军，下到别的州，吕陶认为不行。吕陶知彭州，威、茂等夷来进犯，吕陶召集大姓暗地准备守备，城门像平常那样打开和关闭，因此把前面议论永康军的观点报告朝廷，永康军于是没有被废除。
　　王中正为将官，蜀人因畏惧事奉他非常谨慎，但他所施行的都是错误的事情，吕陶上奏召回他。李杞、蒲宗闵来商讨茶事，西州骚动不安。吕陶上奏：“川蜀出产茶叶，和东南相比不及他们的十分之一，各路已经都进行通商，惟独两川禁榷。茶园本来是税地，都交赋租，自古以来靠卖了茶叶来供给吃穿，和解盐、晋矾不同。现在立法太严，收取利息太重，使善良的百姓白白地陷入刑罚之中，这不是陛下仁民爱物的本意。”蒲宗闵生气，弹劾他败坏新法，责监怀安商税。有人前去安慰他，吕陶说：“我想以外州的虚名，来救助蜀地百万民众的实际祸害。我的话一旦得以实行，所救济的就多了，怎敢有荣辱进退的想法。”起知广安军，召为司门郎中。
　　元祐初年，擢升为殿中待御史，首先献上对邪正之辨道：“君子小人被分辨，王道就可以成就，君子小人杂处在朝廷上，政体就不纯洁。现在蔡确、韩缜、张璪、章惇，在前朝，就和小人相互表里，实行伤民害物的政策，使君主的德泽不能往下传播；今天，却观望反覆多变，为他日子孙考虑。安焘、李清臣又依附逢迎在他们中间，以便看到谁能得势就归依谁。过去对不起先帝，今天对不起陛下。希望赶快对他们加以斥责贬逐，以便使朝廷纯洁。”于是几人相继被罢免离去。
　　当时讨论实行差役法，吕陶说：“州县的风俗习惯不一样，百姓的贫富不均等，在这变更法令之际，如果不预先防止，百姓虽然没有交钱的苦劳，反而有失于偏颇的害处。不如用新旧两法，经过裁减衡量取用适中的。”吕陶拜谒回来，下诏到本路决定意见。吕陶考查精细严密，百姓认为有利。回到朝廷，便即纠劾两路转运使李琮、蒲宗闵的罪行；又上奏十件事，都是有关于蜀地的利害的。
　　苏轼策试馆职，被朱光庭所议论，苏轼也请求补州，争辩不止。吕陶说：“台谏应当遵循最公正的原则，不能以议事的权力来报私。议论的人都说苏轼曾经戏弄轻视程颐，朱光庭是他的门人，所以为他报仇。要想给苏轼加上罪名，用什么不行，非要指斥他的策问是讥讽诽谤，恐怕朋党的弊端，从此兴起。”由此两方都处置。
　　吕陶和同僚议论张舜民的事情意见不合，傅尧俞、王岩叟攻击他，太皇太后没有接纳，升任吕陶为左谏议，继而让他出任梓州、淮西、成都路转运副使。入朝任右司郎中、起居舍人。大臣来到殿上，有人请求屏退左右以及史官，吕陶说：“屏退左右已经不行，何况史官呢？大臣奏事而史官不能听到，这就是所说的私事。”下诏定为法令。升为中书舍人。奉命出使契丹回来，请求修整边防守备。哲宗高兴地说：“大臣谈论边防之事，只讲到陕西，没有提及河北。却不知道河北如有警报，就十倍于陕西！你说得很好。”升为给事中。
　　哲宗刚亲政，吕陶上奏：“太皇太后保祐了九年，是陛下所深知的，尊敬并报答她，惟恐有做不到的地方。然而我仍然以不可怀疑为疑虑，不必说而说，万一有奸邪不正的阴谋，迷惑皇上的视听，说某人应该再次被任用，某事应该重新实行，这是治乱安危的关键，不能不审察。”不久以集贤院学士知陈州，改河阳、潞州，依例夺职，再贬为库部员外郎，分司。徽宗即位，复任集贤殿修撰、知梓州，退休。去世，年七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