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庆堂入辽始祖曹俊略考——与李奉佐、金鑫《曹雪芹家世新证》商榷
邱华东 在 2009-6-9 上午7:36 
关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籍问题，近年来随着曹家史料的不断被挖掘，已发现大量的历史文献明确记载曹家是"辽东辽阳人"。而过去曾盛行一时的"河北丰润说"，难以说明丰润曹氏与曹雪芹家族自曹世选以下六世有何关系，也无法将河北丰润与辽东辽阳相联系。周汝昌先生根据《浭阳曹氏族谱》（浭阳为丰润古称，故亦称《丰润曹氏族谱》，以下简称《丰润谱》）记载，明永乐年间有名叫曹端广的人"卜居辽东铁岭"，推测曹雪芹关外祖籍为铁岭。但仅是推测无史料证据，而且与大量史料关于曹家是"辽东辽阳人"的记载相矛盾。"丰润说"内在的、致命的弱点一直无法消除。

辽宁省铁岭市博物馆原馆长李奉佐先生 1997年著《曹雪芹祖籍铁岭考》，提出"曹雪芹祖籍铁岭说"，将涉及曹家籍贯祖籍的"襄平"、"辽阳"、"三韩"、"千山"、"沈阳地方"等等全部"考证"为今辽宁省的铁岭市，以证其说（笔者撰《曹雪芹祖籍襄平考辨》一文与之商榷，刊于《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二辑）。今年春，李奉佐与金鑫先生合著《曹雪芹家世新证》（以下简称《家世》）一书，又提出：

1、《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以下简称《五庆谱》）所记载的入辽始祖曹俊"克复辽东，调金州守御"的"金州"是铁岭以南的凡河腰堡，因而曹俊"著籍"的是铁岭；

2、《丰润谱》入居辽东铁岭的曹端广是《五庆谱》始祖曹俊的父亲，是《五庆谱》真正的"入辽始祖"。曹端广是为北京修筑宫殿采木材或贩马匹而"商贾入辽"的；

3、《五庆谱》入辽始祖曹俊就是《明宣宗实录》所记载的金吾右卫指挥使曹俊，是辽东名将曹广的父亲，并于宣德十年（1435）随曹广入辽；

4、曹世选是在铁岭以南的凡河腰堡于天命三年五月被满洲正白旗俘获，沦为正白旗包衣的。......

李奉佐先生等人因此通过"铁岭说"将"丰润说"与祖籍辽阳的曹雪芹家族联系起来。由于此说表面上弥补了"丰润说"长期以来无法解决的致命弱点，深受持"丰润说"观点的一些红学家的欢迎。

本文根据明、清的确凿史料对《五庆谱》入辽始祖曹俊进行考察，并与《丰润谱》相比较，从而证实李奉佐先生等人的种种"考证"不能采信，"铁岭说"难以自圆其说，"丰润说"的致命弱点无法弥补，皆不能成立。

一、五庆堂入辽始祖曹俊略考

文革前夕发现的《五庆谱》，经冯其庸等学者考证确认为曹雪芹家族的家谱。李奉佐、金鑫先生对此也无异议，并以此作为创立"铁岭说"的主要立论基础。《五庆谱》的发现，将曹雪芹的家世上推至明初，为我们考察曹雪芹辽东祖先从何处入辽、入辽后首先驻扎何地，以及在辽东的迁徙定居等等，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该家族十一世孙曹士琦在写于顺治十八年的《辽东曹氏宗谱叙言》说："（曹）俊，以功授指挥使，封怀远将军。克复辽东，调金州守御。继又调沈阳中卫，遂世家焉。历代承袭，以边功进爵为指挥使世职者，又三四人。子孙蕃盛，在沈阳者千有余人，号为巨族。而金州、海州、盖州、辽阳、广宁、宁远俱有分住者"。请注意，曹士琦这里述说曹家的迁徙，是明初到明末时期的情况，至少是在后金天命六年攻陷沈阳、辽阳之前的情况。因为曹士琦紧接着下文又写道："后因辽沈失陷，阖族播迁，家谱因而失遗兵火中"。明了此一点，我们就可以对曹雪芹家族在辽东的籍贯问题进行深入地讨论。

1、曹俊与曹良臣。

《五庆谱》以明初开国将领曹良臣为入辽始祖曹俊的父亲，而冯其庸先生考证曹俊并非曹良臣之子。《家世》对此结论并未提出反对意见，却对冯其庸先生在考证中顺便提到曹良臣"绝后"上大做文章，有些话说的非常刻薄。既然曹良臣非曹俊之父，他是否"绝后"与考证曹俊就没有什么关系，在这些地方东拉西扯，不是严肃的学者的态度。

而且笔者可以进一步证明，曹良臣确实"绝后"。曹良臣之子曹泰的被杀，据《明史·曹良臣传》记载："子泰，袭侯。坐蓝玉党死，爵除"。蓝玉的罪名是"谋逆"，也即人们常说的"造反"，这在古代是"十恶不赦"的"首罪"，历来处罚十分残酷，有车裂、凌迟等酷刑，而且是"满门抄斩"。据《大明律·刑律·贼盗》规定："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蓝玉一案牵连甚广，《明通鉴》卷一○记载：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乙酉，凉国公蓝玉坐谋反死"，"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凡万五千余人。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夷灭"者，满门抄斩也。曹良臣应该确是绝后了。

《五庆谱》虽然误记曹俊为曹良臣之子，但从另一角度看，仍有其考证意义：

其一，可以推断曹俊的年代。曹良臣是明初名将，为元末明初人。《五庆谱》虽然误记曹俊为曹良臣之子，但记载曹俊的年代辈分应不会有太大误差。也就是说，曹俊不会比曹良臣出生早，也不会成为孙辈。曹士琦《叙言》说曹俊是"克复辽东，调金州守御"而入辽的，可以推断曹俊入辽时至少在二十岁左右，太小就不能参加"克复辽东"战役了；

其二，可证此一家族与丰润曹氏家族无关。我们知道，《五庆谱》内还记载了丰润家族的曹邦，但是"不知房分，存俟考证"。冯其庸等学者皆认为是窜入该谱，非《五庆谱》曹氏族人，是很有道理的。曹邦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1629）在抚顺入旗，官至户部启心郎，在清代赫赫有名，《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等官修史籍皆有记载。虽然《五庆谱》曹氏旧家谱"失遗兵火中，从前世系宗支茫然莫记"，但是其祖先原系何地人，世代相传却不会搞错。《五庆谱》将河北丰润人曹邦误记入谱，但是却没有在江西或河北寻找自己的祖先，而是将安徽人曹良臣记为自己的祖先，因此可以推断这一家族世代相传为安徽人，与江西南昌及河北丰润无关。而且我们后文将谈到《五庆谱》"误记"曹良臣为祖先，也并非是"毫无影响"的。

2、《五庆谱》曹俊于洪武四年七月"克复辽东"入辽。

曹士琦《五庆堂谱叙言》说：入辽始祖曹俊是"克复辽东，调金州守御，继又调沈阳中卫，遂世家焉"，这段话极其重要。我们据此可以考证曹俊何时入辽，自何处入辽，入辽后首先驻扎之地及其在辽东的迁徙情况。

查明初从元人手中"克复辽东"是在洪武四年（1371）七月间的事。据《明史记事本末》卷十《故元遗兵》记载：洪武四年"二月甲戌，元辽阳守将平章刘益降。先是，遣断事黄俦诏谕辽阳诸处官民帅众归附，益遂以辽东州郡地图并籍兵马钱粮之数，遣右丞董遵、佥院杨贤奉表来降。诏置辽东卫指挥使司，以益为指挥同知。未几，元平章洪保保、马彦翚共谋杀益。张良佐、房暠复擒彦翚杀之，洪保保走纳哈出营。辽东之众因推良佐、暠权卫事"（按：此处"辽阳守将"实指辽阳行省守将，据明《全辽志》的记载，实际驻地在辽东半岛的盖州）。当时的形势是："元平章高家奴固守辽阳山寨，知院哈剌张屯聚沈阳古城；开元则有丞相也速之兵，金山则有太尉纳哈出之众。彼此相依，互为声援"。也就是说，辽东归附明朝的地方仅有辽东半岛的盖州、复州及金州一带。当时明朝正在西北用兵，追击逃往蒙古的元朝残余势力，无力东顾。因此一方面"诏以良佐、暠为辽东卫指挥佥事"，一方面派黄俦招降纳哈出。但是，纳哈出杀使拒降，招降失败。于是，明朝于洪武四年七月"置辽东都指挥使司，以马云、叶旺为都指挥使，吴良、冯祥为同知，王德为佥事，总辖辽东诸卫军马"，"云等由登莱渡海，驻兵金州，招降元参政叶廷秀，攻走平章高家奴，遂进至辽东（按："辽阳城"亦称"辽东城"。此处"辽东"实指辽阳城。否则"驻兵金州"是已经"进至辽东"了，如何再次"进辽东"？），完城缮兵，一方遂安"。而辽阳以北之地仍在元朝残余势力手中，直到洪武二十年派冯胜率二十万大军北征金山，纳哈出被逼投降才全部克复。

将曹士琦《叙言》所述与《明史记事本末》的记载相对照：曹俊之"克复辽东，调金州守御"与马云、叶旺之入辽，无论在历史背景（辽东半岛金州一带归附明朝），入辽的目的（支援归附明朝的张良佐、房暠、克复辽东），入辽后的驻地（掌握在张、房等人手中、与山东半岛仅一日水程的金州），都是丝丝相扣、完全吻合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断定，曹俊之入辽时间也正是马云、叶旺入辽之时，即洪武四年七月（1371）；入辽的地点，是从山东半岛的登莱渡海至辽东半岛的金州。这样，曹俊之入辽就根本于河北之丰闰润毫无关系了。

另一个值得注意问题的是，曹俊"克复辽东，调金州守御"的"金州"在何处？《家世》硬说是铁岭以南三十多华里的凡河腰堡村，并以此作为"曹雪芹祖籍铁岭说"立论的主要基点。此问题对考证《五庆谱》中的曹俊至为重要，为了说清楚，下面我们专节讨论。

3、曹俊"调金州守御"之"金州"在何处？

《五庆谱叙言》说入辽始祖曹俊"克复辽东，调金州守御"，辽东半岛的金州应是曹俊入辽后第一个驻地。这本来是不成问题之问题，但是《家世》硬将铁岭以南的汎河堡（又写作凡河、范河、樊河、藩河等等）"考证"为金代及明代的金州，并以此考证曹氏入辽首先著籍之地为铁岭以南的凡河腰堡。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题多费一些口舌。

史书上有明确记载的辽东金州，在辽东半岛南端，始建于金代，即今辽东半岛大连市一带（今有金州区，一度设金县、金州市），与辽北的铁岭一带毫无关系。该地辽代为苏州，金代为化成县，后升为金州。《金史·地理志》在"复州（按：今辽东半岛南端有复州镇）"条下记载说："化成：辽苏州安复军，本高丽地，兴宗置。皇统三年（1143），降为县来属。贞祐四年（1216）五月，升为金州"。据《明史·地理志》载："金州卫，本金州。洪武五年六月，置于旧金州。八年四月置卫，......卫东西南皆滨海"；《明太宗实录》载：永乐十四年十二月"置辽东金州旅顺口、望海埚、左眼、右眼、大手山、西沙州山、头爪牙山故台七所"等等，可证自金代建金州起至明代，都在辽东半岛南端，今大连、旅顺一带当时皆为其属地。

马云和叶旺帅兵"克复辽东"之所以首先进驻辽东半岛的金州，实因当时明朝在辽东只有辽东半岛盖州、复州、金州这个立足点，以北的大片地区（包括辽阳）、以西的辽西走廊都还在故元残余势力手中。入辽前叶旺、马云部队驻山东的青州一带。如果从陆路进军，不仅要绕过整个渤海，路途遥远，而且要穿过敌境。而从山东半岛的蓬莱渡渤海至辽东半岛的金州，仅一百多海里，一日可达，又可直接支援张、房等人。明《全辽志》卷一《山川·海道》云："自旅顺口以望登莱，烟火可即，泛舟而往，一日可至。"所以马、叶等人帅兵要从山东半岛海道入辽，首先驻扎金州。《五庆谱》入辽始祖曹俊在"克复辽东，调金州守御"之时，根本不可能到当时还在元朝残余势力手中的辽北包括铁岭一带去"守御"。

《家世》将"克复辽东，调金州守御"的"金州"说成是铁岭西南三十里的"凡河堡千户所"，依据是什么？《家世》中写到："笔者去铁岭城南三十里之大凡河村调查时，访问村中长者，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知道此地古称贵德州，又称金州。本村教师李长生老人证实，大凡河村明代万历三十四年（1606）庙碑记载，大凡河城在金代大定七年（1167）以前叫贵德州，大定七年以后叫金州。......此碑在二十年前被砸碎埋入学校楼基之下。表明辽代置'贵德军宁远军'之时此城为'贵德州'，金代'废军降为刺郡'之后才又名金州"云云。

请看，让明代的曹俊去驻守二百多年前的金代的什么金州，已经让人莫名其妙。而《家世》的考证，仅凭早已砸碎"死无对证"的、只有几个老人记忆的、既不知庙名也不知碑名的" 某庙碑"，来判断大凡河村在金代是什么"金州"。此外，拿不出任何确凿的史料记载。而从史料明确的记载来考证，铁岭凡河村根本不可能是金代或明代的"金州"：

其一，"凡河金州"史无记载。《家世》说大凡河村在金代曾是什么"金州"，这不仅在《金史》中毫无记载，就是其后的《元史》、《明史》和《清史稿》中也皆无记载。而且，笔者用电脑对全部二十六史都进行了检索，又对明代的《辽东志》、《全辽志》、清代的《盛京通志》、《铁岭县志》、民国的《奉天通志》、《铁岭县志》等等的有关部分，几乎逐字逐句地查阅，都没有找到在今大凡河村曾建过什么"金州"的记载。可说纯属无稽之谈；

其二、凡河城堡不可能是辽代的"贵德州城"。《家世》说"凡河金州是由贵德州城改置而来"，这是说不通的。凡河堡位于铁岭西南三十里，沈阳北偏东约一百里的地方。而《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七《山东》八的考证说："贵德城：卫（指沈阳中卫）东八十里。......契丹（指辽人）置贵德州宁远军于此，治贵德县。金因之，元废。"明《全辽志》卷四《故迹》则说"贵德县：沈阳城东南三十里浑河口西，今为屯营"。现代考证，其确址在今抚顺城北的高尔山，距凡河堡约百里之遥。可见，辽代的贵德州，"金因之，元废"，并没有改设什么"金州"。《家世》关于金代以贵德州改为金州的说法，不仅史无记载，而且地理方位也完全不合。辽代州县辖境很小。汉代辽东郡仅设十八县，汉以百里为县，而《辽史·地理志》仅记该地州、县一级的地名就有一百三十多个，其州县大小为汉代的十分之一。离贵德城百里之遥的凡河堡不仅不可能是什么"贵德城"，而且不可能属于贵德州。

《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七《山东》八考证："铁岭卫：秦汉时辽东地。渤海置富州，契丹更名银州。金皇统三年州废，以其地属咸平府。元因之。明洪武二十六年置今卫"。可见铁岭一带在唐代渤海时期为"富州"，辽代为"银州"，金代取消州的建制归属咸平府。元代沿袭不改仍为咸平府，明代洪武年间将铁岭卫移至该地。凡河堡在铁岭城西南三十里，当为辽代的"银州之地"、金代和元代的咸平府属地无疑，与金、元、明以来的金州毫无关系；

其三，明代的凡河堡很小，不可能在此建什么"州"、设什么"知州"。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七《铁岭卫·懿路所》记载："汎河所：在城南三十里。......周不及里"。将如此小的小堡说成是什么"州"，还设有什么"知州"，也实在难以想象。据《明史·地理志》记载，明朝于永乐七年（1409）在三万卫（即今开原以北的老城）建自在、安乐州，随后将自在州迁往辽阳，分管辽南、辽北之地。铁岭当时为安乐州属地，根本不可能在小小的凡河堡再设什么"金州"（实际上当时还没有凡河堡）！

其四、《家世》所说之碑毫无记载。民国时期辽东史地学家金毓绂等编辑的《奉天通志》中记录了大量明清时代碑记，特别对于明代的碑记的采访记录更加不遗余力。该书卷二百五十三《金石志》说："见存余碑，清代而外，惟明为伙。不问文字工拙，有则必录。文献所资，故不敢遗"。像凡河村的《重修永宁庵碑记》那样破败小庙中的荒陋不文的碑文，《奉天通志》也记录不遗，恰恰就没有记载李、金两位先生所说的"万历三十四年"在今大凡河村什么庙中有什么关于"金州"的碑记；

其五，凡河城始创于明代的正统四年（1439），此前该地根本没有什么城堡，也未派兵驻守。《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七《铁岭卫·懿路所》下记载：汎河于"正统四年，调中左千户所于此筑城"。《奉天通志》卷二百五十六《金石志》载凡河村出土的弘治四年（1491）《建竖汎城双塔记》碑文说："汎（河）城创于正统己未岁，至今五十三年"，己未为正统四年纪年干支。《明史·地理志》也载："铁岭卫：......范河城，在铁岭南，亦曰汎河城。正统四年置汎河千户所于此"。因此，将明代正统四年才筑城、派兵驻守的凡河堡，说成二百多年前的金代的什么金州，也实在荒唐；

《家世》先后说曹俊的入辽时代有三种说法，或谓"永乐年间（1403）第二次克复辽东"调"金州守御"，或谓于宣德元年（1426）入辽，或谓于宣德十年（1435）随曹义入辽。但是凡河堡于正统四年（1439）才筑城堡，曹俊绝对不可能在当时还不存在的"汎河城"任什么"金州守御"！

其六，《家世》有的"考证"全凭想象，毫无根据。比如《家世》煞有介事地说，明天顺年间"景泰孤卿大学士陈循谪戍铁岭，在凡河城任金州知州。他任职期间，修城郭，治水害，为民造福，深受百姓爱戴"云云。我们暂且撇开当时根本就没有金州这一事实，而陈循是发配边疆"守戍"为兵，不是去做官。《明史》卷九○《兵志·卫所、班军》载：明代兵源"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谪发，以罪迁来为兵者。其军皆世袭"。据《明英宗实录》记载：陈循是景泰年间的"华盖殿大学士兼文渊阁大学士"，英宗复辟的天顺元年（1457）"正月丁亥，谪陈循、江渊、俞士悦、项文曜铁岭卫军"。天顺五年（1461）"十二月庚寅，释辽东铁岭卫军陈循为民。循自军中遣人上疏自陈，放回原籍为民"。可见他是"以罪迁来铁岭卫军为兵者"，并非什么知州，放回为民就是宽大了。否则，其子孙世袭为辽东兵，那就惨了。如果以"知州"而"放回原籍为民"则是罢官削职，再次遭到处罚了，这都与史料记载相悖。

顺便说一句，《家世》一再将"金州守御"的"守御"一词当成是官职，说《明史·地理志》多处载有"守御千户所"，因此"证明'守御'是千户所守官"，为"正五品官"云云。实际上，明代并无什么叫"守御"的官职，"守御千户所"的官职是"千户"和"副千户"等等。《明史》所载"守御千户所"是"千户所"中的一种，另外一种叫着"军民千户所"，他们的长官都是"千户"。"守御千户所"与"军民千户所"的区别，据《明史·职官志·兵部》载："其守御千户所不隶于卫而自达于都司"，直接听命于都司。但是，"守御千户所、军民千户所设官并同"，"千户所正千户一人（正五品）、副千户二人（从五品）、镇抚二人（从六品）"。更何况，凡河堡为中左千户所，隶于铁岭卫，并不是"守御千户所"。而且《五庆谱》记载曹俊之职为指挥使，正三品官，怎么可能仅仅去任凡河千户所"正千户"正五品这样的小官？

综上所述，铁岭凡河堡根本不可能是什么金代或明代的金州，根本不可能是《五庆谱》入辽始祖曹俊始居之地。《家世》以该地为《五庆谱》辽东曹氏祖籍，并以此构筑"铁岭说"的整个理论框架，根本不能成立！

二、《家世》对曹俊之考证。

明代史料中同名"曹俊"的不少。即据《家世》查证就有：《明故孺人曹氏圹记》中的孙磐外祖辽阳人曹俊；《明实录》中金吾右卫曹答兰之子曹俊、万全都司曹玉之子曹俊、金吾右卫曹广之父曹俊；明正德八年（1513）《重修广宁灵山寺禅院碑记》的碑阴题名有善士曹俊（笔者按：单此碑阴就有两个"曹俊"的题名）等等。而《家世》硬说《五庆堂》之曹俊就是"金吾右卫曹广之父曹俊"，并以此将丰润曹与辽东曹联系起来。这是讲不通的。

1、金吾右卫之曹俊不可能是《五庆谱》的入辽始祖曹俊。

《家世》引用《明宣宗实录》："宣德五年（1430）十一月，命故金吾右卫指挥使曹俊子广，燕山右卫指挥佥事赵斌子昇，通州卫指挥佥事姜胜子祯，俱袭职"，认定这里的"曹俊"就是辽东《五庆谱》入辽始祖曹俊。"考证"说：


"除了年龄相合之外，两个曹俊都是指挥使，职衔亦合；金吾右卫曹俊之子曹广入辽历景泰、天顺、成化（1450-1487）三朝，是入籍辽东之人，为其父入辽提供合理的条件；曹广为辽东北路参将，辖开、铁、沈三卫之地，他著籍'沈阳地方'，他本人在开原边关衙署，往来开原、铁岭至辽东地方提督操守，亦无不合之处；今大凡河村，明为左千户所，亦为'金州'城，又与曹俊'金州守御'相合。至此，我们说：金吾右卫曹广之父曹俊就是《辽东曹氏宗谱》的'入辽始祖'曹俊，就有极大可能了"。

有人指出，《明实录》所载"命故金吾卫右指挥使曹俊子广......袭职"，"故"字表明当时这个曹俊已经死了。《家世》说"此说不妥"，"'故'字乃'原'、'旧'之义"。并举了两例，如："《明实录》载：'洪武四年夏五月，故元平章洪保保、马彦恽、八丹等叛，杀辽东卫指挥同知刘益"，而洪、马等人当时并没有死；"《明实录》载：'洪武七年（1374）十一月，以故宣宁侯曹泰弟三人，俱为镇抚"，而曹泰死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

其实，《家世》所举第一例"故元平章洪保保、马彦恽、八丹"之"故"字，定义的不是"人"，而是定义的"元"，是说的"故元"，当时"人"虽未死而元朝已亡，否则无法解释。第二例中，如果"故"字当"原、旧"义讲，也讲不通。曹泰之父就是曹良臣，于洪武三年封为宣宁侯，洪武五年（1372）从副将李文忠"北征"盘踞蒙古和林的流亡元朝廷，战死在阿鲁浑河（按：《家世》却说成是"克复辽东"战死），由其子曹泰袭爵。到洪武七年，曹泰袭宣宁侯刚刚才两年不到，怎么就成了"原宣宁侯"或"旧宣宁侯"了呢？而《明史》载曹泰于洪武二十六年死于蓝玉党，才"爵除"。《明太祖实录》始修于建文年间，又在永乐年间两次修改。故此将死于洪武二十六年的曹泰称为"故宣宁侯"。可见"故"字只能当"亡故"义，如《明太宗实录》卷一八○记载：永乐十四年九月"己亥，命锦衣卫故千户杨真子荣袭升本卫指挥佥事。先是，真从太监郑和使西洋，至锡兰山卒。及是录其功，故升用其子云"，这里的"故" 字明确是"亡故"之义。

明朝军职的世袭，据《明太祖实录》洪武五年记载："凡武官亡故、老疾、征伤，以嫡长孙承袭......"。《家世》关于《明实录》记载曹广等人袭职的原文未引全，下文紧接着又写到："永清右卫指挥佥事雷信年老，命其子正代"。综合全文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真正还在世的只有这位"年老"退职的"永清右卫指挥佥事雷信"，而"故金吾右卫指挥使曹俊、燕山右卫指挥佥事赵斌、通州卫指挥佥事姜胜"皆已"故世"，否则必然一样记为"年老"或"病废"。

《家世》关于金吾卫曹俊的考证，也完全于明代的史实不合：

其一，金吾卫为皇帝亲军，"金吾右卫指挥使"为正三品，而凡河千户所的长官"千户"仅为正五品。不可能将正三品的金吾卫指挥使调到边远的辽东小小的凡河堡千户所，任什么仅为正五品的"金州千户所守御"。除非"因罪降谪"。而《五庆谱》中的曹俊是"以功授指挥使，封怀远将军"，也不可能去什么千户所当一个小小的正五品官。而按照《家世》所说，曹俊已将职位让曹广承袭了，则更不可能再去边远之地以正三品的指挥使，"降职"任什么正五品的千户"守御"之职；

其二，《五庆谱》及《丰润谱》都没有记载所谓的"曹俊之子曹广"。曹广赫赫有名，是辽东名将。景泰年间升任都指挥使（正二品），充守备辽东开原地方参将；天顺年间再次升为都督佥事（正二品），仍充镇守开原参将。后于成化年间"坐失机"，降调广东指挥同知（从三品）。地方志及《明实录》等史书都有大量记载，而《五庆谱》及《丰润谱》却都不载此人。这就确凿无疑地说明：曹广即非《五庆谱》曹俊之子孙，也非《丰润谱》曹端广之后裔。金吾卫的曹俊与《五庆谱》的曹俊毫无关系；

其三，《家世》说道："史料中不见曹广入辽的确切年代，但见载他是辽东总兵官曹义的属下，由此可推测他是于宣德十年随曹义入辽之人。《明实录》载：'宣德十年（1435）秋七月癸巳，少傅兵部尚书兼大学士杨士奇等言：近者辽东将官屡报达贼入境抢掠，官军数少，不能对敌。宜于在京操练官军内选精锐二千人，给与马匹，各带器械，委都督曹义领去分守地方。......从之。''正统十二年（1447）秋七月，辽东总兵官都督曹义等奏：泰宁等卫达子在小凌河等处哀告，为也先所害，逃散乏食......'。'正统十二年九月，敕都指挥佥事曹广于东山、平山二卫提督安插来降头目夷人耕种生业。'这表明曹广已经调离金吾右卫，在辽东总兵曹义麾下任职"。

《家世》在这里似乎考证详明，实际上是错误的。

首先，曹义从未在金吾卫任过职，《明英宗实录》卷三一一载：天顺四年春正月庚子"丰润伯曹义卒。义，直隶扬州仪真县人。洪武末，袭父职为燕山左卫指挥佥事。宣德中，升湖广都督佥事，寻升中军都督。天顺初，特封丰润伯。至是卒，追封丰润侯，谥庄武"（燕山左卫与金吾卫无关，见下文）。金吾右卫指挥曹广在调入辽东之前并不是曹义部下，宣德十年也未随曹义入辽。

其次，明代的辽东都司二十五卫中并无"东山、平山"二卫。"平山卫"属山东都司，而"东山卫"却很奇怪，遍查史料不见记载。但是正统十二年九月"安插来降头目夷人"之事，史籍却有明确记载，我们可从此入手查考。《明通鉴》卷二四于正统十二年下详述此事："初，永乐二年置沙州卫（在甘肃玉门关以西数百里），授其酋昆济楞、迈珠为指挥使。......（正统）九年，昆济楞卒，长子讷格率其弟恭罗凌戬来朝，授讷格都督佥事，其弟都指挥使，赐敕戒谕。既还，兄弟乖争，部众畔散。甘肃总兵官任礼欲乘其窘乏迁之内陆，......进兵迫之，收其全部入塞，居之甘州。凡二百余户、一千二百三十余人。诏徙之山东，居其头目于东昌、平山二卫"。原来，当时安置夷人头目是"徙之山东"，根本不是辽东。《读史方舆纪要》山东东昌府下记载"平山卫：在府治（山东聊城）东，洪武五年建。《志》云：城中有二阜，谓之平山，明初建卫于此，因名"，而据《明史·兵志》记载："东昌卫"系永乐年间置于山东都司。

可见，由于《明实录》误将"东昌"写作"东山"，致使我们找不到"东山卫"在何处，也致使《家世》将山东的"东昌、平山"误做辽东的二卫，说什么"这表明曹广已经调离金吾右卫，在辽东总兵曹义麾下任职"。实际上，曹广此时还在山东东昌府任都指挥佥事，并未入辽！曹广入辽任职《明实录》有明确的记载："景泰五年（1454）正月辛巳，命都指挥使曹广署都督佥事，充参将守备辽东开原地方（当时辽东兵皆来自山东、河南，无河北兵）"。再者，曹广此时著籍辽东应该是"著籍开原"，根本不会如《家世》所说"著籍沈阳"。

2、金吾卫曹俊不可能是丰润人。

《家世》将金吾卫的曹俊"考证"为《五庆谱》中的曹俊，又千方百计地将金吾卫的曹俊说成是丰润人，说道："曹俊是'金吾右卫指挥使'，金吾右卫的前身是燕山右卫，燕山诸卫在遵化地区。......'建文四年六月辛未，升燕山中护卫为羽林前卫，燕山左护卫为金吾左卫，燕山右护卫为金吾右卫。俱亲军指挥使司论。' 知金吾右卫的前身为燕山右护卫，燕山都卫以地近燕山而得名"，"曹俊移驻京卫金吾右卫之前的驻地燕山右卫是遵化"，"遵化边关也绝不会是守将安家著籍之地。燕山右卫也绝不会是曹俊安家落户之地，那里只是他的军籍、官籍。他的'家'应该在腹里后方安全之地丰润"。"就有充足的理由论定曹俊的本籍不是遵化而是丰润，他和曹端广是同籍人，又和曹端广为父子年龄。曹端广的儿子应该是这位'金吾右卫指挥使曹俊'"云云。

《家世》这里的所谓"考证"，错误之处不可枚举：

其一，明代"燕山卫"并不是因燕山山脉为名，而是以北京古称为名。北京于宋代名燕山，明《博物策会》记载北京的历史沿革说："汉曰广阳，晋曰范阳，宋曰燕山，元曰大兴。国朝初谓之北平，而为燕府龙潜之地。寻建为北京，而谓之顺天焉"。《宋史·地理志》载："燕山府：唐幽州范阳郡卢龙军节度，石晋以赂契丹。契丹建为南京，又改号燕京。金人灭契丹，以燕京及涿、易、檀、顺、景、蓟六州二十四县来归。宣和四年，改燕京为燕山府，又改郡曰广阳、节度曰永清军，领十二县。五年，童贯、蔡攸入燕山。七年，郭药师以燕山叛，金人复取之"，并载燕山府十二县为"析津（按：即今北京）、广平、都市（原注：赐名广宁）、昌平、良乡、潞、武清、安次、永清、三河、香河（原注：赐名清化）、漷阴"，大致和今天的北京市相仿。明代人也称北京为燕山，如《万历野获编》卷一《访求遗书》载："太宗移都燕山，始命取南京所贮书，每本以一部入北。时永乐十九年（1421）也"。燕山都卫后来改称北平都卫，可见燕山卫取名的由来；

其二，《家世》搞不清"燕山右护卫"与"燕山右卫"的区别，以为朱棣夺位后升为"金吾右卫"的"燕山右护卫"就是"燕山右卫"。其实，"护卫"是各亲王王府的扈从部队，而一般的"卫"是属于"都卫"的地方守卫部队。《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五年（1372）正月"壬子，置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每王府设三护卫，卫设左、右、前、后、中五所，所千户二人，百户十人。又设围子手二所，每所千户一人"。《明史·职官志·王府护卫指挥使司》载："护卫掌防御非常，护卫王邸。"《明太祖实录》还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秋七月甲子"初，发府军前卫将士之有罪者隶甘州左护卫。既而以负罪者不可为亲王扈从，遂徙于宁夏置卫，别调兵为护卫"，可见"亲王护卫"的性质。

其三，金吾卫并不是自燕山卫升格而来。《明史·职官志·上直卫亲军指挥使司》记载，永乐年间所置的亲军上十二卫中，既有"金吾左卫、金吾右卫"，又有"燕山左卫、燕山右卫"，两者并列，可见金吾卫不是由燕山卫升格而来。而是因为朱棣做了皇帝，原来燕王府的"三护卫"自然改名升为皇帝亲军——金吾卫。所以，"燕山三护卫"不可能去守卫边关，只能驻扎北京，守卫燕王府。后来改名的金吾卫，则守卫南京皇城，朱棣迁都北京后随同前往驻扎北京。与河北的丰润毫无关系；

其四，"燕山卫"是由山东的"东安卫"（今山东惠安）和"济宁卫"改编。" 燕山卫"是"都卫"下所属之卫，据《明史·兵志·卫所》载："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成军"。《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元年（1368）八月"癸未，诏大将军徐达置燕山等六卫以守御北平。于是达改飞熊卫为大兴左卫、淮安卫为大兴右卫、东安卫为燕山左卫、济宁卫曰燕山右卫、青州卫为永清左卫、徐州卫为永清右卫"。洪武元年八月癸未，刚刚攻下元大都，燕山一带还不在明朝控制范围内，燕山各卫不可能去守卫燕山各关。实际上，直至洪武九年八月戊子才"敕燕山前、后、永清左、右、蓟州、永平、密云、彭城、济阳、济州、大兴十一卫守北边关隘。......初俱用北军，至是始选江淮军士参之"。此史料说明，燕山前、后卫原来也并不驻扎燕山边关，更不可能驻扎遵化，而是属于旧部"江淮军士"，至洪武九年八月才调去"守北边关隘"，不可能是以燕山山脉为名。

其五，燕山左右卫是守卫皇城的亲军，不是守卫边关的部队。大家应该注意到，洪武九年"敕守北边关隘"的十一卫中，并不包括燕山左、右卫，此两卫是守卫京城的皇帝亲军。据《明会典》卷一百八十载：" 燕山左卫，洪武间北平属卫。永乐四年升为亲军，守卫皇城东面及巡警京城各门；燕山右卫，改置同前，掌守卫皇城西面"。可见，燕山左、右卫一直是守卫北京皇城部队，从未去守卫什么边关，更谈不上驻扎遵化、安家丰润。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从上面史料的记载来看：即使按照《家世》所说，由燕山右护卫改置的金吾右卫的曹俊真是《五庆谱》中的入辽始祖曹俊的话，那么燕山护卫、燕山左右卫都是从山东、安徽、江苏等"江淮"一带的部队改编，金吾右卫的曹俊也只能是苏、鲁、皖一带人氏，不可能是河北丰润人氏。

综上所述，可充分证明金吾右卫之曹俊与《五庆谱》入辽始祖曹俊毫无关系。《家世》随便找一个同名人所做之考证，根本不足采信。

三、《家世》对《丰润谱》曹端广之考证

《家世》不仅对《五庆谱》之曹俊所谓的考证谬误百出，难以采信。而且对《丰润谱》的种种考证也无法成立。

1、曹端广不能算丰润人。

"丰润说"也好，"铁岭说"也好，都以曹端广为河北丰润人。那么，曹端广是否能算是丰润人？《丰润谱》记载，曹端明、曹端广兄弟是于永乐年间（谱系中说是永乐二年）"溯江北上，一卜居河北丰润，一卜居辽东铁岭"，并未记载曹端广在丰润居住过。持"丰润说"者硬说曹端广祖籍丰润，以此立论本来就很勉强。周汝昌先生说曹端广至丰润时"尚幼"，过了数年才去辽东铁岭，仅是推测之词，并无确证。李奉佐先生在他的《曹雪芹祖籍铁岭考》中说曹端广在丰润住了有五六年，也系推测，也无确证。到了《家世》，则将曹端广居住丰润的时间扩大到二十多年。《家世》说："丰润曹氏传说：曹端广'商贾离乡'。......曹端广'商贾离乡'当在永乐十八年之后"，"若干年后......在铁岭卫境内肥田沃土之处购买土地，并择地建屋，才能够将家小迁入铁岭定居。这个推测符合人之常情，无须文字佐证。以此推测曹端广入籍铁岭安家落户之时，已是宣德初期。......至少已经落籍丰润二十二年"。且不谈《家世》在这里的种种推测是否合理，以及他的推测为什么"无须文字佐证"。关于曹端广"商贾离乡"的说法我们也放在下一节专题讨论。即使按照《家世》的这种说法，曹端广依然不能认为是丰润籍人。

古代要确定某人迁居后的籍地，至少落籍该地三代以后。否则迁居某地即使住了一二十年，又再迁居他处，依然要算其本来籍地。就拿《家世》经常提到的"辽东三老"的李锴来说，他的远祖与李成梁同族，皆为铁岭籍人。他的父亲李辉祖曾在四川任按察使，他本人因此出生在四川并在四川长大成人，甚至还自号"眉山"。李锴一生从未在铁岭长长住过，晚年又结茅盘山。按照《家世》的逻辑，李锴父子两代人都长期居住四川，李锴应该属籍四川了。但是无论其本人还是其他人，都只承认他为辽东铁岭人。可见，即使曹端广自江西至丰润后居住有一二十年，但最后落籍铁岭，他只能"著籍"铁岭，他的本籍依然为江西武阳，无论如何不能称为丰润人。

更何况曹端广不可能在丰润住多长时间。曹端明的孙子曹安在正统三年（1438）写的《豫章曹氏坟碑记》，记载曹端明于永乐二年（1404）迁居丰润以后的一些情况，包括他亲耳听见的祖父曹端明的谈话。但是对曹端广——这位《家世》所说曾居住丰润达二十二年、"在丰润之时，已属子孙满堂"，直到宣德年间（1426）才去辽东的叔祖父未提一个字，《丰润谱》对他的"满堂子孙"也未记一字，这如何能解释得通呢？最为明确不过的解释是，当永乐二年曹端明、曹端广兄弟溯江北上之后就分手了，曹端明来到丰润安家，而曹端广则去了辽东铁岭。而曹端广又一去杳无音信，所以《丰润谱》说曹端广"后人失载"，曹安《坟碑记》也一字不提。看来，曹端广去辽东之后很可能是遭遇不幸，早逝绝后了。

但是，《家世》不同意此推测，说道："有人说：曹端广一系'后人失载'，是'绝户'了。胡扯！"为什么呢？因为"继曹端广入居辽东之后，他的故里族人江西南昌、河北丰润相继多人入辽。他的孙辈曹敬之入籍铁岭，其后又有曹以缮等五人迁入辽左，明末又有曹邦一支入居辽东。对于这些现象，稍有所思者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曹端广入居辽东之后，不但没有绝户，而是子孙蕃盛，生活混得不错，并且由曹端广的子孙辈开始已经混得相当不错了，不是财主也是在官场有一定地位的人"。

我们不知道《家世》在这里说的是哪一家的"道理"，说某人是否绝户，是要看他本人有没有嫡派子孙或继嗣。其他"故里族人"的子孙——包括他的兄弟曹端明的子孙、更不要说是江西南昌远支族人的子孙，哪怕再多都不能说曹端广没有绝户。更何况，后来入辽的曹敬之及曹以缮五兄弟等人，江西及丰润曹氏宗谱都有明确记载，却唯独对入辽始祖曹端广"失载"，这不正是曹端广"绝后"的再也明显不过的证据吗？否则"子孙蕃衍"，和他在辽东共同生活的那么多族人子孙都一个不少地记载在《丰润谱》内，怎么可能恰恰将这位祖宗一样的人物"失载"呢？

综上所述，曹端广无论从那一个角度考察，都不能算是河北丰润人，而只能算江西武阳人或辽东铁岭人。"丰润说"从根本上说就是错误的。

2、曹端广不可能是《五庆谱》入辽始祖曹俊之父。

《家世》的"丰润说"、"铁岭说"是否能够成立，有一个关键问题，即：曹端广与辽东《五庆谱》的曹氏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又是何种关系？换言之，"丰润说"、"铁岭说"皆以卜居辽东铁岭的曹端广为立论基础，则曹端广必须是《五庆谱》记载的曹雪芹的祖先之一。否则，"丰润说"尤其是"铁岭说"无法成立。于是《家世》就断言：曹端广是《五庆谱》曹俊之父，曹俊并不是《五庆谱》入辽始祖，曹端广才是《五庆谱》入辽的真正始祖。请看《家世》对此事的论证：

"《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说曹俊是'入辽始祖'，却给他编造一个假父亲，充为一世祖，表明应该有一位真一世祖是曹俊的真父亲，此人才是'入辽始祖'。曹俊只是'入辽二世祖'；充分依据证明'五庆堂'曹氏祖先在铁岭居住，铁岭必是曹俊入辽著籍之地，铁岭也是曹端广入辽著籍之地，他们都是铁岭人；金吾右卫曹俊之子曹广居住开原、铁岭数十年，为其父母家小入居辽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位曹俊就可能是入辽之人；......一方面找不到曹俊的父亲，一方面找不到曹端广的儿子，《丰润曹谱》与《辽东曹谱》又互有记载......。这诸多依据使我们不能不推测曹俊就是曹端广之子，曹端广就是《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中被假一世祖充占位置的真一世祖，即曹俊的父亲"。

《家世》说"充分依据证明'五庆堂'曹氏祖先在铁岭居住"，实际上除了前面我们已经考证清楚的臆说误证——以铁岭西南的凡河为金州等等之外，至今还没有见《家世》列举过一条确实可信的"依据"，更谈不上什么"充分"了。而《五庆谱叙言》明确记载他们入辽始祖"世家沈阳，而金州、海州、盖州、辽阳、广宁、宁远俱有分住者"（皆在辽南和辽西一带）。也就是说不仅祖先没有居住过辽北的铁岭，连子孙也没去居住过。《家世》的推论"入辽始祖曹俊找不到真父亲，因此他不是入辽始祖"，"一方面找不到父亲，一方面找不到儿子，因此他们是父子"，连起码的形式逻辑都不顾，实在不知让人说什么好。更主要的是，曹端广根本不可能是《五庆谱》入辽始祖曹俊的父亲：

其一，《五庆谱》虽然将曹良臣误记为曹俊的父亲，但是却明确地记载曹俊是"入辽始祖"。也就是说，不管曹俊的父亲是谁，《五庆谱》的"入辽始祖"都是曹俊而不是他的父亲或其他人。如果我们遵循起码的思维逻辑，绝对无法象《家世》所说的那样理解：由于《五庆谱》记错了曹俊的父亲，就"表明曹俊的父亲才是'入辽始祖'。曹俊只是'入辽二世祖'"；

其二，据我们在前面的考证，《五庆谱》入辽始祖曹俊"克复辽东，调金州守御"是在洪武四年（1371）七月间的事，这无论比《丰润谱》所说的"永乐二年（1404）卜居辽东铁岭"还是如《家世》所说"宣德初年（1426）入辽"、"宣德十年（1435）入辽"之曹端广要早上三十三年至六十四年。曹俊于洪武四年入辽当在二十岁左右，则当时其父应在四十岁左右。至永乐二年其父已七十余岁，而到宣德十年则已一百多岁，恐"墓已拱木矣"。曹端广如是《五庆谱》曹俊父亲，则曹端广的哥哥曹端明绝不可能"投笔从戎"而曹端广也不可能"商贾入辽"（见后文）。曹端广不可能是曹俊的父亲；

其三，《丰润谱》记载入辽的曹端广后代"后人失载"，前面我们已经论证他应该是"绝后"了，他不可能是曹俊的父亲。否则曹俊"以功授指挥使，封怀远将军"，《家世》所说的曹俊之子曹广又在辽东战功赫赫，官至正二品的都督佥事，明代的地方志及《明实录》中都有大量的记载，而且又有《家世》所说的、《丰润谱》有明确记载的、人数众多的曹氏族人同曹端广长期生活在一起，《丰润谱》就绝不可能将曹端广"失载"；

其四，"丰润说"历来有一个带根本性的立论基点：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诗文中与丰润籍的曹鋡、曹钊"称兄道弟"。如果他们是一族之人，那么曹寅必定与曹鋡、曹钊为同辈人。可是，当我们拿《五庆谱》与《丰润谱》比对时就会发现：曹寅上推到曹俊为十一辈，而曹鋡、曹钊上推十一辈恰好到曹端明。也就是说，如果丰润曹与辽东《五庆谱》曹氏为同一家族，那么曹端明、曹端广兄弟与《五庆谱》入辽始祖曹俊应该是同辈人，不可能是父子关系。

可见《家世》千方百计地要将《丰润谱》与《五庆谱》联系起来，到临了连这两谱的辈分关系还没有搞清，让人感到有点滑稽。曹端广无论如何不可能是曹俊的父亲！

3、《家世》考证曹端广入辽之谬。

周汝昌先生认为，曹端明、曹端广兄弟背井离乡而北上，一卜居丰润，一卜居辽东铁岭，是因永乐二年江西发大水而逃难。《家世》不同意此说，说曹端明是因"军事原因"北上，曹端广入辽是"商贾离乡"。根据是什么呢？《家世》说道：

张国才先生在调查丰润曹氏族人曹长顺时收集到"曹氏族人在辽东铁岭落户的传说"，值得重视，抄录如下：

据传我们曹家南北始祖曹孝庆第四代传人有兄弟三人，老大曹端可、老二曹端明、老三曹端广。老大落户在江西进贤县，老二、老三于明朝永乐二年由江西新建县武阳渡溯江北上，落居丰润咸宁里。

老二曹端明当时在明朝任世袭锦衣卫副指挥，因此全家人都吃皇粮俸禄，享受着优厚的待遇。但是在那封建帝王时代，伴君如伴虎的危机感时时笼罩在他的心头。特别是明太祖朱洪武在南京登基做皇帝后火烧庆功楼的情景历历在目，时时闪现在他的眼前。于是他借一次去东北为皇帝办事之便，在东北铁岭私下买了田产、住宅，回来向皇帝复命后请假回家，同三弟端广商定，让他携妻室儿女赴东北铁岭定居，经营那里的田产和做买卖。

曹端明是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人，他一再对弟弟曹端广讲，永乐皇帝新近迁都北京，必定要大兴土木，所需木材大都来自东北，皇帝所需的珍贵药材、皮毛也都来自东北，这正是个赚钱的好机会。另外，我在朝做官，一旦有什么闪失，不至于遭灭门之祸。这样三弟曹端广在兄长的嘱咐下，携全家迁居铁岭，另立了门户。因此，才有曹端广商贾离乡之说。
《家世》又说"曹端广为马市转民商而出关"，"据永乐年间的史料记载，马市始于永乐三年（1405），辽东都指挥使奉明成祖朱棣之命，在辽东'选择水草便处' 开市，初期尚无固定地点，'马至，官给其价'（原注：《辽东志·兵食志》。按：误，《辽东志》无此记载，实为《续文献通考》的记载。见下文）"，"马市初期，明朝方面主要是为了解决军马之不足，只许官府购之。......民间参与交易是永乐后期的事情。由于官马数额增多，以后只选精良马匹，余者允许百姓交易。规定'凡马到市，官买之余听诸人为市'（《明宣宗实录》）。......都证明永乐后期民间可以进行马市交易了"。"证明丰润曹氏祖传口碑曹端广'商贾离乡'的可信性"云云。

《家世》一再攻击有着大量史料记载的"辽阳说"是"小说演义"，而却对真正的"小说演义"式的丰润某人所谓"传说"大加"重视"，认为"可信"，并以此立论。比如，所谓的"火烧庆功楼"云云，就是出自演义小说《英烈传》的虚构，历史上根本没有此事。曹端明对根本不存在的事怎么可能会"情景历历在目，时时闪现在他的眼前"？而且身为五百年后的现代人，"传说"者竟然如身所亲临、目所亲见、耳所亲闻，曹端明是如何想、如何说、如何做等等了如指掌。这可能吗？而一查明史，"传说"者的种种胡编乱造的真相立即暴露无遗：

其一，永乐年间建筑北京宫殿，采木根本不在辽东，也不是由商贾采办，而是由朝廷派官员直接在南方采伐。《明通鉴》卷一五载：永乐四年"闰（七）月壬戌，始下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分遣大臣宋礼等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处。命泰宁侯陈瑾董其事"。《明史·食货志》也载："采木之役，自成祖缮治北京宫殿始。永乐四年，遣尚书宋礼如四川，侍郎古析如江西，师逵、金纯如湖广，副都御史刘观如浙江，佥都御史史仲诚如山西（采木）"。可见，所谓的曹端明"远见卓识"遣其弟去辽东"为建北京宫殿采木"云云，完全是凭空捏造的想象之词；

其二，辽东开木市相当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六《市籴》载：万历"二十三年（1595）开辽东义州木市"。也就是说，辽东开木市的时间比《家世》关于曹端广入辽时间的种种说法最晚的宣德十年（1435），还要晚160年。曹端广根本不可能在《家世》所说的永乐时期内去辽东贩卖木材；

其三，明代的辽东并非关内人贸易之地。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说："自真定北至永平，素称厄塞，非商贾出入之地"，"霸州、武清而东，仅有樵牧之利，无商贩之资矣"。真定即今河北正定县，永平即今秦皇岛市卢龙县，而武清在今北京之东。可知山海关附近及其以东包括辽东"素称厄塞"、"无商贩之资"。张瀚还指出："京师以南，河南当天下之中，开封其都会也。北下卫、彰达京圻，东沿汴、泗转江、汉，车马之交，达于四方，商贾乐聚"。我们不知道"富有远见卓识"的曹端明为什么不让弟弟南下，去"达于四方、商贾乐聚"的地方去贸易，而偏要去"无商贩之资"、"素称厄塞"的辽东贸易？

其四，江西自古就是我国木材的著名产地，也是永乐帝建北京宫殿下令采木地之一。曹端明兄弟根本无须" 商贾离乡"，千里迢迢到根本未开"木市"的河北、辽东去做木材生意。我们不知道曹端明如此"远见卓识"，为什么在江西看着近在眼前的满山木材，而偏偏要曹端广不远万里去"素称厄塞"而且160年后才"开木市"的辽东做什么木材生意？

其五，明代为皇室采办，是个足以"倾家荡产"的差使。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七记载："永乐时，开平卫卒蒋文霆言：'王者以天下为家，以百姓为子。今有司岁办各色物料，名为和买，其实强取于民，万不偿一。若其土产，尚可措办；非土地所有，须多方征求，以致倾财败产'"。《明史·食货志·上供采造》也有类似记载："先是，上供之物任土作贡曰岁办，不给则官出钱以市曰采办。其后本折兼收，采办愈繁。于是召商置买，物价多亏，商贾匿迹"，这是因为"既收（货物）之后，所司更代不常，不即给值，或竟沉夤喑。幸给值矣，官司折阅于上，番役齮龁于下。名虽平估，所得不能半"，"时中官进纳索赂，名铺垫钱，费不赀。所支不足相抵，民不堪命，相率避匿。乃命京师富户为商。令下，被佥者如赴死，重贿营免。官司密钩，若缉奸盗"。还说"其事目繁琐纷纭，最巨且难者曰采木"。

我们弄不明白，其他商贾"被佥者如赴死，重贿营免。官司密钩，若缉奸盗"，具有"远见卓识"的曹端明不仅主动去"采办"，还偏要挑选"最巨且难的采木"？难道他对皇帝如此"忠心"，不惜"倾家败产"？不过如果这样，哪里还能如《家世》所说的那样，"去铁岭购买肥田沃土"在铁岭安家呢？

其六，曹端广也不可能去辽东贩马。明朝初期沿袭元代的规定，严禁私人喂养及买卖马匹。明初马匹十分缺乏，几乎全部供给军队骑乘。据《典故纪闻》卷五载："国初官员到任多无马，或假借于人，或乘驴"。据《明史·兵志·马政》记载："初，太祖起江右，所急惟马，屡遣使市于四方"。《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六《市籴》载：永乐三年三月帝"谕兵部曰：'......遣人往辽东谕保定侯孟善，令就广宁、开原择水草便处立市，俟马至，官给其直，即遣归'"。可见永乐期间所开马市是由官方买马，不准私人买卖，并且整个永乐年间皆未见允许民间至马市买卖马匹的记载。《明宣宗实录》记载：宣德九年（1434）"十月丙辰，行在兵部奏：'......凡马到市，官买之余，听诸人为市。近闻小人或以酒食、衣服等物邀于中途，或诈张事势，巧为诱饰，甚阻远人向化之心，请揭榜禁约。'从之"。可见，允许民间在马市买卖马匹是宣德末年的事，而且随即又加以"禁约"。这是因为好马皆为官方买走，剩下的都是"羸弱不堪驱使"者。所以老百姓"以酒食、衣服邀于中途"，企图抢先将好马买走，否则血本无归。但此时又遭"禁约"，贩马的生意也无法做了。

再者，按《家世》所说，"推算曹端广永乐二年（1404）之时五十岁左右"，那么到永乐末年（1424）已经七十岁左右，到宣德九年（1434）已八十岁左右。我们不知道，风烛残年七八十岁的老人，如何还能够冒着风险、千里跋涉到"素称厄塞"的辽东最北边的铁岭去贩卖马匹？

而且曹氏兄弟又要贩卖木材，又要贩卖马匹，又要贩卖珍贵药材皮毛，都是大买卖，他们哪来的那么雄厚地资本呢？据正统三年（1438）曹端明之孙曹安写的《豫章曹氏坟碑记》说：曹端明生前一再嘱咐子孙"必坟前建坝，迎水筑堤"，否则"一旦汛涨，坟墓将随水西流矣"。但是，结果呢？曹安写道："及长无力，今幸少裕，何敢尚待后人？"可见直到孙曹安长大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直到正统三年（1438）之前都是"无力"完成此事，经济并不富裕。怎么可能在宣德九年（1434）之前还会有雄厚的资本去辽东贩木、贩马？曹安还说"祖辈离乡曲，百艰备尝"，"有子若孙果得如我祖所言'发越'，当永保堤坝，毋忽毋怠，庶不愧为曹氏孙"。可见当时还并无人"发越"，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资本做任何一种"最巨且难"的大买卖，更不可能如《家世》所说同时做三种大买卖。

曹端广"商贾离乡入辽"云云，完全是违背历史的"演义小说"！

4、《家世》考证所谓"曹端广之子曹俊"的入辽。

按照《家世》的说法，曹俊之入辽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在建文年（1399至1402）间入伍，随曹端明至北平，归燕王军中，在永乐'克复辽东'之役中因功升职，调入辽东驻守"。但是，让曹俊父子在建文年间至北平入燕王军、永乐初期入辽，也就不可能去落户丰润了，首先"丰润说"就无法成立；

因此，《家世》又提出了第二种说法："推测曹俊是永乐十七年至永乐二十二年间调入辽东驻守之人"。但是，这与《丰润谱》关于曹端明于"永乐二年，偕弟曹端广渡江而北，一卜居河北丰润，一卜居辽东铁岭"的记载又相矛盾。而且《家世》说此前是驻扎北平，那么曹端广父子也无法"落籍丰润"，"曹雪芹祖籍丰润说"也就毫无基础了。

总之，以上两个时间段对《家世》的"丰润说"、"铁岭说"来说都是"太早"了，必然造成内在的矛盾。怎么办呢？于是《家世》说道：曹氏父子是入辽后，"其后又调回河北，到了宣德年间又调入辽东"，"《辽东曹谱》所云：曹俊'继又调沈阳中卫，遂世家焉'，显然有两次入辽之意，再次入辽之时，其父曹端广已经卜居铁岭了"。非要让他在从辽东回河北丰润住一段时间，再去辽东不可。有什么根据呢？《家世》说道："明代蓟、辽军事防卫体系是一个统一体，置蓟辽总督，统一调动。河北、辽东官兵来往调动频繁。曹俊有时在辽东驻守，有时调回河北，后来又调往辽东，是正常的现象"。请看，为了让曹端广、曹俊成为"丰润人"，就让他们毫无根据、毫无道理地在河北与辽东之间千里跋涉"频繁来往调动"。《家世》就此满意地说道："（曹端广）于永乐二年（1404）入籍丰润，到宣德初期至少已经落籍丰润二十二年"，于是"丰润说"与"铁岭说"也就圆满了。

但是，当我们仔细考察明代的历史事实后，就会发现《家世》的种种说法矛盾混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首先，建文、永乐甚至整个明代根本就没有什么"第二次克复辽东"！"克复"在古代文献中都是指从敌国手中夺取。而永乐和建文之间是同一个大明国皇族内部帝位之争，是不能称之为"克复"的。只能是所谓"平内乱"、"靖君难"，是"平定"而非"克复"。朱棣起兵打的旗号是"靖难之师"，其义可知。封建史书讲究" 微言大义"，"字含褒贬"，是不可能用错的。如《太宗实录》卷二三九永乐十九年秋七月丁亥载：曹得"洪武中充燕山左护卫总旗，从上平内难。攻城破敌，率勇锐前奋，以一当百，累升指挥佥事"。因此，《五庆谱叙言》所说"克复"一词，不可能指燕王朱棣"靖难"战争。

而且据《明通鉴》卷一二《惠帝》载：建文元年（1399）七月"癸酉，燕王举兵反"，到建文四年（1402）六月乙丑"燕王自金川门入"攻克南京、建文帝自焚而亡的"靖难"期间，辽东地区根本无战事。燕王朱棣的目标是南京，战争先后发生在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辽东的军队曾奉建文帝之命进入河北攻击燕王，但是燕王军队却从未进入过辽东。请看《奉天通志》卷十一《大事志·明·惠帝》的记载：

"惠帝建文元年秋七月，命江阴侯吴高等率兵讨燕王棣"，八月"吴高、耿瓛、杨文率辽东军攻永平，不克，退保山海关"；

二年"三月及夏六月，总兵官杨文率辽东兵攻永平，不克"；

"三年冬十一月，总兵官杨文率辽东兵攻永平，败绩"，"十二月，右副总兵平安帅辽东兵十万困燕通州，不克"；

"四年正月，都督平安复攻通州，不克"，"夏四月，辽东兵围保定，不克。五月，又溃于直沽"。《皇明通记》卷五记载："五月，辽东总兵官杨文帅师还济南，至直沽师溃。时靖难兵南下，朝廷用齐、黄策，调辽东兵十万至济南，与铁铉合势以绝北兵。后至直沽，遇北将宋贵等截杀，遂溃，竟无一人至济南者。"自此十万之众溃散，辽东再无力出兵进攻，也无力防守。六月朱棣攻克南京，"秋七月，复置沈阳左、右二卫"。《明成祖实录》载："八月壬子，命左军都督府都督刘贞镇守辽东，其都司属卫军马听其节制"，就此控制了整个辽东。

永乐元年，《明成祖实录》载："正月癸巳，命保定侯孟善镇辽东，节制辽东都司所属军卫"。......

因此，可说自马云、叶旺于洪武四年"克复辽东"占领辽阳以南地区、冯胜于洪武二十年进军金山逼降纳哈出之后，整个明代就再也没有什么"第二次克复辽东之役"。因此根本不可能像《家世》所说的那样，曹俊"在永乐'克复辽东'之役中因功升职，调入辽东驻守"；

其二，《家世》说："明代蓟（河北）辽（辽东）军事防卫体系是一个统一体，置蓟辽总督，统一调动。河北、辽东官兵来往调动频繁。曹俊有时在辽东驻守，有时调回河北，后来又调往辽东，是正常的现象"。"推测曹俊于永乐十七年至永乐二十二年间调入辽东驻守，其后又调回河北，到了宣德年间又调入辽东"。《家世》这种说法，不仅与《五庆谱叙言》关于入辽始祖曹俊"克复辽东，调金州守御"、《丰润谱》关于曹端广永乐二年"卜居铁岭"的明确记载直接冲突，根本不相容，而且也是完全违背明代史实的。"蓟辽总督"的设置，始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明史·职官志·兵部》载："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一员，嘉靖二十九年置"，离《家世》所说曹俊入辽的最晚年代宣德十年（1435）还要晚上115年。而且，即使提前一百多年设置了蓟辽总督，他也无权调动军队。

明朝为防止将领拥兵自重，采取许多措施控制军权，对军队的调动更是有严格的规定，《明史记事本末·开国规模》载：洪武元年二月"定卫、所官军及将帅将兵之法。......有事征伐，则诏总兵官佩将军印领之。既旋，则上所佩将印于朝，官军各回本卫，大将军身还第。权皆出于朝廷，不敢有专擅"。《明史》卷九十《兵志》二记载：洪武"四年，造用金符及走马调发符牌。用宝符为小金牌二，中书省、大都督府各藏其一。有诏发兵，省、府以牌入内府，出宝用之；走马符牌铁为之，共四十，金字、银字各半，藏之内府。""有急务调发，省、府同复奏，然后纳符请宝"。"（永乐）七年，置调军勘合，以'勇敢锋锐神奇精壮强毅克胜英雄威猛'十五字编为号。制敕调军及遣将，比号同方行"。可见调兵是"有诏发兵"、"制敕调军"，皆由皇帝亲自下令。根本不可能象《家世》所说的那样"由蓟辽总督统一调动，河北、辽东官兵来往调动频繁"；

其三，《家世》说，永乐二年"曹端明在锦衣卫任职，曹俊在此时从军入伍的可能性极大。或者在建文年间入伍，随曹端明至北平，归燕王军中。"这也与事实凿枘不通。锦衣卫是皇帝贴身侍卫，从来都随皇帝驻扎京城。朱元璋建都南京，成祖朱棣夺位后直到永乐十八年才迁都北京。也就是说，直到永乐十八年（1420）以前，锦衣卫都驻扎在南京，而不是北京。永乐移都北京后，南京依然保留锦衣卫的建制。曹端明即使真的任锦衣卫副指挥实职，也是驻扎在南京而不是北京，曹俊即使真是他的侄儿，也不可能"在建文年间入伍，随曹端明至北平，归燕王军中"，当时北京还没有锦衣卫！即使永乐十八年迁都北京之后，作为"锦衣卫副指挥"的曹端明一家也必须驻扎北京城内，不可能卜居丰润；

其四，《家世》说"《辽东曹谱》所云：曹俊'继又调沈阳中卫，遂世家焉'，显然有两次入辽之意，再次入辽之时，其父曹端广已经卜居铁岭了"云云。《五庆谱叙言》原文是"克复辽东，调金州守御，继又调沈阳中卫，遂世家焉"。恕我们眼拙，无论怎么看也看不出有"两次入辽之意"，金州、沈阳皆为辽东地，根本不存在"北京、沈阳"之间来回千里调动的意思。

《家世》以上说法有一个基点，即曹端明去河北丰润是"军事原因"。连十分赞赏《家世》的周汝昌先生也不同意此说，他在《周序》中写道："我根据曹安《坟碑记》、曹钊的《满江红》（按：载《丰润谱》）等文献观察，其间似未有与军事相关的蛛丝马迹。"可见，《家世》连"蛛丝马迹"都不需要就可以在那里胡编乱造！

5、永乐、正统年间的辽东军士并非来自河北。

为了坚持"丰润说、铁岭说"，《家世》说道"明朝永乐至正统年间（即五百年前）调重兵驻守辽北，这些军兵都来自河北"，这也是违背史实的。

实际上，《五庆谱叙言》记载曹俊是洪武四年七月即去辽东，这期间的调入辽东的军队，大多是山东、江苏、河南的部队而不是河北的。尤以山东兵为多，因为明代辽东属山东布政使司管辖，所以辽东部队绝大多数是从山东调入。除了马云、叶旺的部队是安徽、山东人以外，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六年冬闰十一月，置定辽左右二卫，"命定辽都卫指挥佥事王才等，领原将山东诸卫军马屯守"，七年正月月甲戌"定辽都卫奏并卫所官军，以左千户所青州土军五千六百人属定辽左卫，以右千户所莱州土军五千人并本卫军七百九十四人属定辽右卫（按：皆为辽阳属卫）"，十九年四月癸丑"命前都督佥事商暠往河南、山东二都司调练军马，遣属卫指挥率赴辽东听征"，八月辛丑"置沈阳中、左二卫，命指挥鲍成领取河南、山东校卒一万三百二十八人分隶焉"，都是山东、河南人。据《明通典》卷一百二十四《兵部》记载，"原充辽东、山西、陕西、宁夏等卫军役"的为南直隶（即江苏、安徽一带）的应天、太平、镇江、苏州、常州、松江、徽州、宁国、池州、广德等十府以及广西、广东、贵州、云南、湖广、江西、福建、浙江、四川各布政司所属各府，可见并没有河北的军丁。永乐、宣德、正统、景泰、天顺直至成化二年之前，都是这种情况。

正统四年（1439）有所谓"改调卫所之举"，"清出军丁各就地方改解近卫分"（见《明通典》卷一百二十四《兵部》）。此时北直隶（河北）军丁才有调辽东之说，"北直隶：顺天府调三万卫，大名府调定辽中卫，顺德府调定辽左卫，广平府调定辽右卫，河间府调铁岭卫，真定府调义州卫，保定府调沈阳中卫，永平府调辽海卫"。但还有"山东布政司：济南府调定辽前、后二卫，兖州府调海州卫，莱州府调盖州卫，登州府调复州卫，东昌府调东宁卫，青州府调金州卫"。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十二《清军》也记载了此事："读《杨文贞公（即杨士奇）传》条陈清军一件，谓：南北不相习，以极北往极南，极南往极北，是驱之死。因引祖制：除逃军仍旧，其余军丁各就近卫服役。因会议，今后清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隶军丁，皆发甘肃、宁夏、延安、大同、宣府、辽东诸处；云贵、两广、四川、湖广、江、福、浙江、南直隶皆发附近省份及边海卫"。就是从此次的"改调卫所之举"来看，辽东之兵也不是皆来自河北。

而且请注意，此次的"改调卫所之举"当时并未真正实行。《明史·兵志》载："定例，补伍皆发极边，而南北人互易。大学士杨士奇谓：风土异宜，濒于夭折，请从所宜发戍。署兵部侍郎邝埜以为紊祖制，寝之。成化二年（1466），山西巡抚李侃复请补近卫，始议行"。可见，至成化二年才真正施行"改调"，才有部分河北兵调入辽东。即使如此，顺天府（丰润为其属县）军丁改调的是三万卫，在铁岭以北约百里，不可能是《家世》所说的铁岭以南三四十里的凡河腰堡。再者，成化二年距《家世》所说曹俊入辽时间最晚的一种说法——宣德十年又要晚31年，根本与曹俊入辽之事毫无关系。

综上所述，永乐正统年间根本没有河北兵丁调入辽东。《家世》的种种说法完全是主观臆造，毫无根据。

四、关于曹雪芹祖籍"沈阳"、"辽阳"两种记载辨析。

除了众多地方志记载曹雪芹祖先为"辽东辽阳人"之外，《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清通志》等史籍还记载曹世选、曹玺"世居沈阳地方"，这是怎么回事？笔者做如下分析：

《上元县志》说曹家先世"著籍襄平（即辽阳）"，至曹世选"令沈阳有声"，而《江宁府志》说曹世选"宦沈阳，遂家焉"。可见曹世选原籍为辽阳人，明代末期在沈阳做官移居该地。《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关于"世居某某地方"的记载，据该书《凡例》说是"满洲内始立姓氏、始归顺之人，其所居地名可考者，俱逐一开载，以昭族望"，并不是祖籍。清楚地表明关于曹家"世居沈阳地方"的记载，仅是说祖先曹世选在沈阳被后金俘获成为满洲人的包衣的，并不是说他世代祖居沈阳。《清通志》等类似记载则是承袭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

根据《五庆谱》以及《明实录》、《明史》、《明史记事本末》、《全辽志》等史书关于明初"克复辽东"的记载，我们现在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出：《五庆谱》"入辽始祖曹俊"系于明初洪武四年七月，在从元朝残余势力手中"克复辽东"时，随同安徽籍将领马云、叶旺从山东半岛的登莱渡过渤海，进驻当时已归顺明朝的辽东半岛上的金州。随后，马、叶"招降元参政叶廷秀"，驱逐盘踞在辽阳以东山寨的故元平章高家奴，"遂进至辽东（指辽阳城），完城缮兵，一方遂安"。当年明朝即在辽阳以南先后设辽阳、盖州、复州、海州等卫。而沈阳及其以北地区还在纳哈出的手中。

而辽北一带（包括铁岭）的"克复"，是洪武二十年派冯胜为大将军率二十万大军讨伐盘踞金山（吉林农安西）的纳哈出，纳哈出投降后建沈阳等卫，曹俊的"继沈阳中卫，遂世家焉"应当就是此段史实的忠实记载。

从以上历史状况分析，当马云、叶旺"进至辽东（按：辽阳城自古又称辽东城），完城缮兵"，与盘踞沈阳以北的旧元势力对峙的十六年间，很有可能曹俊子弟之一、曹世选的祖上也随同马、叶二人"进至辽东"，并因此在辽阳安家。另一种可能是在沈阳以北被收复建卫后，曹俊"调沈阳中卫，遂世家焉"，其子孙逐渐分散到辽阳等地。《五庆谱》记载"子孙蕃盛，在沈阳者千有余人，号为巨族。而金州、海州、盖州、辽阳、广宁、宁远，俱有分住者"，就是反映了这种情况。但是，不管哪一种说法，在曹世选之前其祖先已入住辽阳是肯定无疑的。

但是，在曹世选是"在何地被后金俘虏"这一最后的问题上，《家世》依然试图把水搅浑。《家世》说，曹世选是在天命三年五月间努尔哈赤率军伐明、攻陷抚安堡等十一堡时，被满洲正白旗在铁岭凡河腰堡被后金俘获，沦为正白旗包衣的。且不谈前面我们已经考证过，曹俊入辽后不可能定居根本不存在的"凡河金州"。即使从当时后金与明朝之间辽东战争情况看，也不符合历史。请看：

《家世》引用史料，如《清太祖实录》记载："天命三年五月十七日，帝率诸王大臣统军征明国。至十九日进边，克抚安堡及花豹、三岔儿大小共十一堡。二十日，招服崔三屯，其周围有四堡民招之不降，遂攻取之。大兵营于三岔儿堡留三日，犒赏三军，均分所得人畜，先令送人畜归国"；《八旗通志·名臣列传》载："康果礼额驸，满洲正白旗人。天命三年四月，康果礼从大兵征明......。五月，取抚安等十一堡"；《清史稿·英俄尔岱传》载："天命三年，从上伐明，......克抚安、三岔等十一堡"；天命十年《重修永宁庵碑序》云"不料戊午，三韩竟沉"等等。然后说道："天命三年五月，'取抚安等十一堡'的满洲将领康果礼、英俄尔岱，都是正白旗的将领。凡河、腰堡在十一堡之一，其地被俘之人必为正白旗包衣人"，"曹世选一家作为腰堡的俘虏只能是康果礼、皇太极及其将士等正白旗下的包衣"，"曹世选一家于天命三年在凡河、腰堡一带被俘归旗，就有了充分的依据"云云。其实，《家世》的这种说法，是既不懂明、清历史、又不懂满洲制度的主观臆度之说。

其一，凡河堡、腰堡并不包括在天命三年五月被后金所攻取的十一堡之内。《明神宗实录》卷五七○载：万历四十六年（即后金天命三年，1618）五月"丁未，奴酋攻陷抚安、三岔儿、白家冲三堡"，可见当时陷落的仅仅是"抚安、三岔儿、白家冲三堡"，不包括凡河堡。卷五七一载：六月辛酉大学士方从哲言："前月十九，（努尔哈赤）统领大众将抚安一堡一时克去。昨塘报又谓虏骑往南由懿路东一带深入。总兵与中军虽驻汎河、懿路，而众寡不敌，万一懿、汎不守，则沈阳危，而辽阳以西势且岌岌"，可见当时为了确保沈阳、辽阳的安全，由总兵与中军亲自帅兵驻扎在汎河、懿路二堡，此二堡并未被后金攻陷。

当月癸亥，辽东巡抚李维翰又奏："狡酋于前月二十二日出境，随于二十七日突入。四、五日间更番入犯，意在乘隙攻堡。赖有开原道冯瑷预撤边堡，凡赀粮人畜归并入大城，山寨屯民早知趋避，以故野无所掠。又见汎河、懿路二城往来有兵防护，是以出境"。腰堡在汎河、懿路二城中间，距两城各约十五六华里，"往来有兵防护"，可见腰堡也未被攻陷。

如果我们仔细查看铁岭一带比较详细的地图，就会知道《明实录》中提到的"抚安、三岔儿、白家冲"以及《清实录》提到的"花豹冲、崔三屯"等地名至今仍在沿用，都在铁岭东南一带，最近的有四五十华里，最远的有一百多里。而汎河、腰堡、懿路则都在铁岭西南一线。从前面的史料记载以及具体地理位置可以明确判断，汎河腰堡当时并未被后金攻陷应该毫无疑问；

其二，凡河堡一带直到天命四年也没有陷落。《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三记载：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1619）六月己卯，辽东经略熊廷弼的奏折说道："今开原破矣，清河弃矣，庆云抢矣，镇西围矣，中固、铁岭、懿路、汎河数城妇女老幼空国而逃矣。自鸭绿江东南起至西北一带城堡，除抚顺、清河失陷已报外，如永奠、新奠、长奠、瑷阳、孤山、碱场、一堵墙、晒马店、散羊峪、马根丹、东州、会发、白家冲、三岔、抚安、柴河、松山、靖安、威远、镇北数十堡已弃去，而边内之村屯城寨已抢毁无遗矣"。从此项资料中可以看出，开原被后金攻破之后，中固、铁岭、懿路、汎河一带的百姓"妇女老幼空国而逃"，并不是被后金掳掠走的。其中被"弃去"的城堡中，有前一年被攻陷的白家冲、三岔、抚安等城堡，却没有提到汎河堡以及腰堡。可见直到天命四年六月，也就是抚安等十一堡被后金攻陷之后一年，汎河腰堡仍没有落入后金之手。

其三，凡河堡是辽阳、沈阳失陷之后，才主动投降的。《满洲实录》卷六记载：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三月二十一日克辽阳："辽阳既下，其河东之三河、东胜......蒲河、懿路、范河、中固......等大小七十余城官兵俱薙发降"。可见，凡河堡城（此处作"范河"）是直到天命六年辽东中心重镇沈阳、辽阳失陷，根本已失、后援无望的情况下才主动投降的，与正白旗无关。《家世》所说曹世选、曹振彦祖居铁岭汎河腰堡，天命三年五月在该地被满洲正白旗俘获云云，都是违背史实、毫无根据的；

其四，即使曹世选真的居住在凡河腰堡，也无法肯定是满洲正白旗的俘虏。后金攻陷三岔、抚安等堡的，不单是满洲正白旗部队。《清实录》记载说："天命三年五月十七日，帝率诸王大臣统军征明国。至十九日进边，克抚安堡及花豹、三岔儿大小共十一堡。"可见，努儿哈赤是"率诸王、大臣统军征明"，正白旗仅是其中之一。另外，当时的后金实行八家共政的制度，直到皇太极时代才改变。按此制度，无论那一旗的俘获都要在努儿哈赤的主持下由八旗旗主均分。《清实录》记载，攻克抚安、花豹、三岔等堡之后"大兵营于三岔儿堡留三日，犒赏三军，均分所得人畜，先令送人畜归国"，说得非常清楚。所以，《家世》因为正白旗参加了这一战役，就硬说曹世选是此时被正白旗俘获沦为正白旗包衣，也是毫无道理的。

综上所述，《家世》所说：曹俊之"克复辽东，调金州防御"的"金州"在铁岭的汎河腰堡；曹世选在天命三年五月间被后金于凡河腰堡俘获；曹端广是《五庆谱》入辽始祖曹俊父亲云云，皆是违背历史真实的主观臆断，经不起考证推敲。作为曹雪芹家族的《五庆谱》辽东曹氏与丰润、铁岭皆扯不到一起。《家世》根据某些人的"传说"进行的考证以及得出的结论，毫不足取，根本不可信！

最后，本文就曹氏入辽前的本籍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曹俊及其家族子弟是在洪武四年七月间随同马云、叶旺自山东登莱渡海入辽的。《五庆谱》记载曹俊为曹良臣之子，并不是毫无影响的。据《明实录》、《全辽志》、《明史》的记载，曹良臣为安徽安丰人（今寿县），叶旺为安徽六安人，马云为安徽合肥人，居处相近。三人都是在元代末年先后起事，叶、马二人较早投奔郭子兴，为长枪军千户。而曹良臣据《明太祖实录》卷七四记载，则是先"聚乡里子弟训练为兵，立堡以御外侮。约束严明，无敢违其令者"，建立了自己的乡兵。朱元璋取应天（今南京）之后才归顺。朱元璋本人为安徽凤阳寄籍之人。可以明确推断，朱元璋及曹良臣、马云、叶旺手下必有大量安徽籍亲兵，曹良臣"聚乡里子弟" 时也必有大量曹氏家族的子弟入伍，曹俊即使不是曹良臣的亲生之子，也很有可能是他的同族子侄。以致《五庆谱》将曹俊误记为曹良臣的儿子。回想曹寅曾称康熙年间的武状元曹曰玮为"侄"，曹曰玮赴福建任职便道回乡扫墓时，还至江宁拜望曹寅，而曹曰玮却是安徽贵池人，曹雪芹家族应与安徽曹有血缘关系。

另外，朱元璋起事时的首领郭子兴，原籍山东曹州（今山东荷泽县），在安徽濠州起事，两地之间还有山东的定陶、曹县，河南的商丘。曹州、曹县皆历史悠久，其地自古为曹姓的发源地（曹国），必有大量曹氏家族。记得有人说过，《五庆谱》曹雪芹家族似乎与山东定陶的曹氏有血缘关系，这一说法应该也不尽是向壁虚构。入辽之前，叶旺为都指挥同知驻守山东青州，马云为凤阳卫指挥率领雄武卫。驻守期间也必招兵买马，兵源应主要是山东、安徽、江苏，曹雪芹先祖有可能此时入伍，因此也有可能为山东人甚或江苏人。但是考虑到其与曹良臣、马云、叶旺以及曹曰玮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倾向于原籍安徽。

总之，《五庆谱》曹氏家族是自山东、安徽一带自山东半岛进入辽东半岛的，入辽后先后定居金州、沈阳、辽阳、海州、盖州、广宁、宁远等辽南、辽西一带，根本与河北丰润及辽宁北部的铁岭"扯不到一起"！

2002年11月22日星期五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