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市的由来，来源于唐朝坊市制度的崩坏。法令制度，拗不过经济的发展和百姓的需求。即使是在没有电灯也没有手机的古代，人们也还是耐不住在夜晚外出寻欢作乐的本性——这大概就是“夜生活”的起源。
唐前期，城市中有宵禁制度，即夜鼓之后，坊、市闭门，百姓不许在街巷行动。全年只有正月十五前后二夜，金吾弛禁，特许夜行。唐中期以后，宵禁制度逐渐废弛。《唐会要》记：“太和五年七月，左右巡使奏：伏准令式及至德、长庆年中前后敕文，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各逐便宜，无所拘限，因循既久，约勒甚难。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致使街司巡检，人力难周，亦令奸盗之徒，易为逃匿。”由此可见，从肃宗至德以后，任意临街开门的现象已难约束，而门户“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则说明居民的活动已冲破了宵禁制度的限制，虽一再禁止，但“因循既久，约勒甚难”。宵禁制度的破坏，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丰富，人口的增加，使人们已不满足于在漫漫长夜中，局处于斗室之内。而随着居民夜间生活的兴起，为满足居民夜间生活消费的夜市，便相应出现并越来越繁荣。如李隐《潇湘录》记载：“贞元末，有布衣于长安中游酒肆，吟诵以求酒饮，至夜，多酣醉而归旅舍。”可见在德宗时，长安夜晚已有酒肆。韦庄在《秦妇吟》中也说：“朝闻奏对入朝堂，暮见喧呼来酒市。”可见到唐末京师的夜生活还是相当活跃的。
夜市的繁荣破坏了传统的坊市制度，唐廷曾一再下令禁止夜市：“开成五年十二月敕：京夜市，亦令禁断。”
虽然禁令屡颁，但也是依然是禁而不止，史不绝令，禁令也就徒具空文。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上记：“王尚书式，初为京兆少尹，好纵情酣饮，京城号王邓子。性复放率，不拘小节。长安坊巷中，有拦街铺设，中夜乐神，迟明未已。式因过之，驻马寓目，舞者喜贺，主人持杯跪献于前，……式笑而饮，愧领而去。”王式为京兆少尹，夜间出行，遇乐神乐舞，不加禁止，反而驻马观看，笑饮献酒，可见夜间娱乐已普遍存在，习以为常了。长安崇仁坊北街，临近东市，又与皇城景风门相连，“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可见夜市之盛。
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四月十三，宋太祖诏令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从此，饮食夜市不仅大量出现，而且非常繁荣。《东京梦华录》里记载：“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这是当时东京夜市的真实写照。
宋代工商业的繁荣超过了前代，南方的商业尤为发达。那时商业都市很多，最大的要数国都开封市，人口一百五十万之多，后南宋迁都于临安（今杭州）。临安人口由于中原人口南迁同样多达百万，大街小巷店铺林立，早市、夜市“买卖昼夜不绝”。还有各种小贩、货郎叫卖，更增添了城市的热闹气氛。
当时的东京（开封）已成为世界上史无前例的不夜城。夜市很多，有“店铺夜市不可细数”之说，著名夜市有：州桥夜市、马行街夜市、繁楼门前夜市以及朱雀门外街心市井夜市、潘楼酒店下夜市、土市子东大街夜市等。其中，州桥夜市跨御路、临汴河，位于东京城内的水陆要冲，加上壮观的州桥、巍峨的明月楼，这里风景如画，游人如织，文人骚客多于此对酒吟诗。北宋文学家苏东坡就曾留下“龙津观夜市，灯火亦煌煌……不知京国喧，谓是江湖乡”的诗句。当时东京规模最大、最为繁荣的夜市还要数马行街夜市。马行街是皇宫禁军诸班直的所在地，京城士庶、公私荣干之人多出入其间，因而夜市即使是大风雪、阴雨天也通晓不绝，其灯火、油烟致使蚊蚋都难以驻足。宋人蔡条《铁围山丛谈》记载：“天下苦蚊蚋，都城独马行街无之。马行街者，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东京梦华录》中称赞“比州桥夜市又盛百倍”，其繁华热闹可想而知，以至于马行街上车马拥挤，不能驻足。由此看来，当年的东京夜市情景确实壮观。那时，就是四隅背巷，甚至雪宵雨夜，也是灯火闪耀，能够清楚地听到小贩合辙押韵、声声入耳的叫卖声。
来源：“经济日报出版社”微信（ID：edpbook_com_cn）
编辑：王咏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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