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论检察文化的界定、结构与功能”一文授权海剑发布。

 

徐苏林[①]

 

提出一个学术概念并就其内涵、外延加以阐释，这只是学术理论研究活动的开始，而更为重要，也更被人关心的问题是，提出这些新概念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对于何谓检察文化，不同学术背景、实务经验的研究者给予了不同的回答[②]。本文中，笔者继续在“法律文化—检察权—检察制度”等分析进路的基础上，对检察文化的界定、结构与功能问题给予回答。

[③]的检察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称。[④]作为一种文化成果，它包括检察法治理念、检察规范、检察设施、检察技术等方面。简而言之，检察文化是支配检察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和该价值基础社会化的过程或方式。从狭义上看，检察文化单指精神文化，即支配检察官进行检察实践活动的意识、理念、方法等精神文化，是作为管理理论而言的检察文化。[⑤]无疑的是，当代中国的检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既要遵循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共同准则，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它反映着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检察官这一特殊群体共同的价值标准、审美观念、思维方式和群体趋向。[⑥]它既是这一群体的精神及物质文化水平的高度概括，又体现着这一群体精神和物质文明建设的成就和标准。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对检察文化作出这样一个描述性定义：检察文化是法律文化的一种，是在一个在社会中存在的，与检察法律相关的价值观念、规范制度、程序规则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其含义有四：

首先，检察文化是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

检察制度、检察工作制度、检察官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工作制度构成检察文化的外延，即检察文化的第一表层，在这一表层下面，存在其固有的特征和动机根源：传统、观念、立场、政治关系。而检察法律思想、检察法律规范、检察法律设置及检察法律方法论等，则是构成所有检察文化不可或缺的要素。

其次，检察文化是以检察制度为核心的文化。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检察文化是检察权运作制度的总和。它构成检察文化的本质内核，是区别于法院文化、警官文化、律师文化的最重要的内容。由此可以派生出检察组织文化（检察院文化、检察机关文化）、职业文化（检察官文化）等亚检察文化。

第三，检察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

检察权制度的出现、发展，以及未来的消亡，说明了检察文化的历史延续和继承特征。

第四，检察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

检察文化既包括上面提及的检察权制度文化，又包括全体检察官在长期的工作、生活及其他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具体而言，包括检察物质文化、检察行为文化、检察观念文化、检察管理文化、检察制度文化和检察精神文化等。

这一定义或许是不够简洁的，但是基本含盖了检察文化的主要属性。

[⑦]

笔者认为，从研究社会文化的视角来看，检察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存在形式，既有一般文化的共性，也有自己自身的个性。在结构上，它由表层的物质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和深层的认知（精神、理念）文化组成。三者互为因果、相互影响。其中，物质文化是制度文化和认知文化的基础，制度文化规范制约着物质文化和认知文化，认知文化则是前两者的思想基础与保证，它是检察文化的核心。下面我们就试作具体分析：

第一，物质文化。

包括为行使检察权相关的一切物质形态，如办公大楼、车辆、办公用品、检察官制服、检徽等。这些物质文化都带有与检察权、检察官密切联系的标志性符号。以检察官制服为例，[⑧]在近年司法改革过程中，一些符号化的变化特别引人注目，检察官服饰从军警式制服改成了西服，这一变化是耐人寻味的。检察官制服堪称最形象、最独特、最直观和最具隐喻色彩的司法符号。中国检察官在检察工作中统一穿着制式服装始于1984年，此后数次换装虽在式样上有所变化，但一直沿袭了肩章和大沿帽等军事色彩较浓的服饰，与军警制服颇为类似。可以说，传统检察官制服积淀了一种对革命、斗争、武力、制裁等的情结，是为特定历史背景下塑造人民检察院作为“专政机关”的特殊形象服务的。由于受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思维定势和阶级斗争年代占支配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检察院与法院一样被天经地义地当作“刀把子”，被理所当然地界定为带有准军事色彩的“专政机关”。由于每年都有许多复员军人被安置在法院、检察院工作，刚脱下军装又穿上制服，刚摘下军帽又戴上了大沿帽，这既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军人型法官、检察官心中颇为眷恋的“军人情结”，同时也容易在无意之中强化法院、检察院本不应有的军事色彩，反而淡化了法院、检察院自身的独特性，并容易给普通老百姓造成法院、检察院是准军事化管理的机关和审判活动、检察活动是准军事性活动的严重错觉。2000年前后，我国对检察官制服进行了重大改革，新式检察官制服的特点是取消了肩章和大沿帽，采用西服式制服和佩戴胸徽两种款式。变化的虽然是形式，但其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形式与内容之间具有互动关系。服饰道具的变化会产生双向的心理作用，它提醒当事人以及民众，同时也提醒检察官必须尊重自身的检察官职业以及司法程序的特殊性。对于检察官而言，穿上了西式制服和佩带上检徽，获得的不仅仅是尊荣感，而且对检察官执法、司法活动形成有效的制约。即以西式制服论，它意味着检察官的独立性和平等性，而军警式制服却是在强化检察官的等级服从意识。中国检察官制服的演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司法理念的嬗变和司法文化的更新，中国检察官的形象正在变得更加文明和成熟，中国检察制度也正在静悄悄地走向完善和权威。

上为《方圆》杂志1995年第8期封面。请注意两位女检察官着的为检察官夏装，带有强烈的军警化色彩。

 

其实，司法和军事是性质迥异的两种活动和界域分明的两个领域。如果说军人是国家主权的守护神，军事力量的强弱关涉国家领土的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尊严，那么检察官、法官则堪称是社会正义的守护神，司法公正被公认为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可见，现代司法的逻辑和理念是以和平年代、和平环境的存在为前提和条件的，是为解决社会纠纷、冲突进而实现保障人权的主旨服务的。从本质上讲，检察官与军官是性质迥异的两种角色和界域分明的两类职业，检察官显然是属于典型的国家文职官员。过于凸显和渲染检察官制服的军事色彩，显然有悖于现代司法的理念和逻辑，混淆了检察官与军警之间重要的角色差异，遮蔽了检察官作为正义守护神的“庐山真面目”。检察官服饰虽然只是一个外在的司法符号，却能折射出这种符号所蕴含的司法理念和司法文化。我国检察官之所以长期沿袭以肩章和大沿帽为主要标志的传统制服，不能不说是与传统司法理念的不完善和现代司法文化资源的匮乏有内在的渊源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式检察官制服的出台其实是认真检讨和反省传统司法文化，对从前的司法理念进行拨乱反正的产物和成果。这种制服的变化显然有助于强化检察权的独特性、权威性和神圣性。因此，检察官制服其实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司法符号，更像是一种内涵丰富的司法隐喻。一言以蔽之，庄重的检察官制服完全符合行使检察权这一特定领域、独特职业的审美标准，能够充分衬托出新时期中国检察官公正执法的文明形象。

 

 

上图为著名演员斯琴高娃主演的40集电视剧《国家公诉》DVD封面。请注意斯琴高娃着的是新式检察制服，佩带检徽。这套制服已经完全没有军警化的色彩。

第二，制度文化。

主要包括与检察权行使相关联的制度，如检察法律制度、检察官选拔制度等，其中检察制度是核心。它是国家检察机关的性质任务、组织体系、活动原则和工作制度的总称。根据《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行使国家的检察权。人民检察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向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负责并报告工作。《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察院。这种自上而下的排列反映了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及其集中统一的特点，这与人民法院上下级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显著不同。为了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检察机关必须一体化，必须具有很强的集中统一性。最高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最高检察机关，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的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自治州和省辖市人民检察院；县、市、自治县和市辖区人民检察院。专门人民检察院包括军事检察院、铁路运输检察院。各级人民检察院都是与各级人民法院相对应而设置的，以便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办案。

第三，认知（精神、理念）文化。

包括对检察权的行使、检察官行为的价值要求等。其中，最核心的是检察官所应秉持的公正、公平、公开、统一、文明的现代法治理念。检察文化作为检察官在检察活动中的政治信念和价值观念的体现，其核心内容是什么？笔者认为，检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公正。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观念，不同的行业和系统有不同的文化特征，这种从内容到形式的差异，不仅决定了各种文化形态的多样性，也反映了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的差别。公正执法、公正司法是社会主义法制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是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所有政法工作的永恒主题。公正执法、公正司法集中体现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法制的殷切期望和本质要求。历史的经验表明，“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⑨]。一个法度松弛，法令疏离的社会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只有公正执法、公正司法，不枉不纵，法律的权威才能张扬，法律所蕴含的公正、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才能实现，法治的秩序才能建立。否则，法律就无任何权威可言，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居乐业就会受到侵害。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只有把公正执法、公正司法作为检察工作的根本宗旨和准则，才能良好地履行《宪法》赋予的神圣职责，人民的检察官只有牢固树立公正执法的意识，坚定公正执法的信念，才能成为国家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忠于人民，严于自律，廉洁奉公，乐于奉献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才能真正建立起来，贯彻下去。一种文化形态不是诸种观念和价值的随机拼凑与任意组合，而是相互适应与和谐统一的整合体。在所有构成检察文化的诸多因素中，公正的价值之所以应当居于核心与灵魂的地位，这是因为公正执法、公正司法既是检察官区别于其他部门官的独特人格精神的体现，也是培养和激发检察官其他优秀品德的内在动力。新时期的检察文化的核心内容恰恰是应当考虑怎样在人民检察官中把公正执法、公正司法的观念树立起来。具体来说，坚持公正执法，就必须自觉地把“加强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法治追求贯彻落实到各项检察工作中去，把“依法办案”作为检察工作的一项重要标准，把“从严治检”作为检察机关严格自律的手段，把“服务大局”作为检察工作的根本目的。只有结合本地区、本系统的实际，抓住重点热点，抓好薄弱环节，才能全面构建起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检察文化的框架体系，才能全面实现检察工作的价值追求。坚持公正执法、公正司法，就必须依靠党的领导，把检察机关自觉地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置于人大、政协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把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作为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公正执法、公正司法，为发展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服务，为弘扬先进的社会文化服务，积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法制环境。只有坚持公正执法、公正司法，自觉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检察工作好坏的根本标准，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只有坚持公正执法、公正司法，积极投身于打击各类刑事犯罪、职务犯罪的活动中去，震慑犯罪，取信于民，重塑共产党人执政为民的良好形象，为经济发展扫清障碍，增强经济推动力，促进生产力进步，确保《宪法》和法律既定目标的实现，才能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公正执法、公正司法应当成为检察文化的核心政治内容。健康、公正、文明的检察文化是引导检察官自觉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人权的内在动力，是检察法治理念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凝聚检察官共同信念的“催化剂”。检察文化对于检察权的正确行使具有自我调节的潜在功能，是规范、约束检察官执法行为的内在机制，左右着检察官的价值目标走向。[⑩]为此，应当消除检察工作队伍中权力本位下的特权观念，强化实体与程序并重、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权益有机统一的价值取向，进而达到提升检察文化的人权保障功效。健康、公正、文明的检察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检察实践中逐步培育起来的。这是一项不同方面广、多方位、综合性的工程，需要从不同方面进行不懈的努力。

[①] 作者单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②] 在《北京检察》、《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笔者曾对各种观点作描述性分析、评论，这里不再赘述。

[③]“检察官”与“检察工作人员”内涵外延不同。检察官由于特定职责，其在检察工作人员中处于最重要的位置。“检察工作人员”是在各级检察机关中行使我国《宪法》、基本法律及检察机关组织法所规定的各项职权的人员。本文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围绕检察官这一特殊群体展开分析。

[④]本文所分析的检察文化，主要以当代中国检察文化为分析对象。

[⑤]王一俊：《浅议如何加强基层检察机关检察文化建设》，《北京检察》，2002年第3期。

[⑥]《求解检察文化大命题》，《检察日报》，1999年12月1日。

[⑦]龙宗智：《上帝这样审判》，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⑧]僧侣穿僧衣，军人着军服，法官披法袍。可以说，不同的服饰界定了不同的职业属性，更张扬了一种超越于职业范畴的鲜明的内心信仰。近些年来，我国的司法改革除了在体制方面的一些措施外，一些符号化的变化也特别引人注目：检察官、法官的服饰从军警式制服改成了西服、法袍；法官的席位上多了一个道具——法槌。与此同时，许多检察院、法院盖起了宏伟壮观的办公大楼，检察院、法院办公环境的不断改善。由于受法院系统推行法官开庭时统一着法官袍做法的影响，全国律协随即考虑制定律师出庭时统一着装的规定，2002年10月18日司法部批准了全国律师协会制定的《律师出庭服装使用管理办法》和《律师协会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规定从2003年1月1日起，律师出庭时将穿上统一的律师袍，佩戴律师徽章。对此，全国大部分律师是持赞成意见的。

[⑨]语出《礼记·杂记下》“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⑩]胡凤英、马长生：《检察环节的人权保障》，《检察日报》，2004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