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聊的是一个在之前谈过很多次的话题，除却“花里胡哨”的标题，其实焦点就是“在2008年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后，遇到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如何处理双方劳动关系”。
很多小伙伴在工作中遇到过此类问题，了解了有关知识点后，处理起来并不复杂，法条、法规寥寥几语，便已讲明。但为什么一些朋友在遇到类似具体情况后，仍会来探讨“二次合同到期，用人单位能否终止”的问题呢？
缘由大概在于现实生活的“多姿多彩”、司法观点的“争鸣”加上一定程度上的自我怀疑，所以，在遇到类似问题时，还是想找人探讨一下为好。
下面通过身边一个正在发生的故事来聊一聊：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后，用人单位如何处理劳动关系。
某跨国集团公司经济实力雄厚，为方便业务，在国内设立许多子公司，包括了A、B、C…等等公司。员工张某是一位资深销售人员，其在该跨国集团的子公司任职轨迹如下：
1、2005年1月1日，张某进入A公司担任销售经理，A公司及张某工作地点均在北京，劳动合同期限为三年。2008年、2011年，A公司分别与张某续签三年期劳动合同，当最后一份劳动合同履行至2013年的时候，经双方协商，张某前往B公司工作（B公司及工作地点均在上海），张某在A公司工作的工龄由B公司承继；
2、张某于2013年入职B公司，双方同样签署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2016年续签劳动合同时，双方约定终止时间为2019年8月；
3、2019年6月初的时候，B公司的组织架构进行调整，B公司想给张某调整为另外一个职位，但张某声称需要考虑，就新岗位，双方未能协商一致，随即双方聊到“协商解除”。关于补偿方案，B公司希望为“N 1”（N从2005年起算），但张某不满足，其主张是公司要求解除，那补偿方案就应该“多多滴”（具体多少朋友没明说，肯定比N 1多）。
眼看张某不同意协商解除， HR提出：双方劳动合同期限马上就到了，如你不同意协商，我们就到期终止，那样补偿还是“N 1”，张某随即提出：协商不一致，公司不能随便终止，我现在是两次到期，如果公司不能给我“多多滴”补偿，那我就要求公司签署“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如何才能达成不与张某继续做“小伙伴”的目的呢？此时，公司的HR又陷入“挠头想辙”阶段。
在此事件中，有以下几个问题，影响着问题的解决：
1、合同到期，B公司有无权利选择终止？
2、张某有无权利要求B公司与其签署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3、公司组织架构调整后的协商过程，是否影响B公司的终止决定？
4、B公司法定补偿的底线是多少？
5、此事件，适宜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下面一一来回应上面的问题：
1、劳动合同到期，属于劳动合同终止的一种情形，B公司有权选择终止（区域特点）。
2、张某是否有权要求签署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我认为张某有权“要求”，但公司也有权“不接受”，这也与上一条答案中的“区域特点”有关。
在此事件中，有着较为特殊的情况，即张某在B公司签署过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在来B公司之前，张某还与A公司签署过三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种情形下，可能会对部分朋友判断B公司是否“有权终止”劳动合同时带来一定困扰。如果这种劳动合同签署的状况发生在北京，B公司就无权终止，而必须应员工的要求签署无固定期限代理合同（不签就面临支付二倍工资的风险）。
但是，本事件发生地在“上海”，在“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续签问题，上海与北京的观点有所差异。08年之后，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续签问题，北京的司法意见是将权利赋予给了员工；而在上海，是否续签的权利则掌握在用人单位手中。
上海高院关于适用《劳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沪高法（2009）73号】其中第（四）条内容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连续订立几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以后，续订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合同
《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应当是指劳动者已经与用人单位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与劳动者第三次续订合同时，劳动者提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
乍一看，在二次劳动合同到期后，劳动者有权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代理合同，但在上海地区的司法实践中，却并非如此。上海地区法院的主流观点是：只有用人选择与劳动者第三次续订劳动合同时，劳动者才有机会提出“签署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另外对应的一种情形就是，“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续订合同”，则劳动者也就没有提出签订何种劳动合同机会了。
所以，在上海地区，张某有权提出诉求，但是否签署无固定的决定权任然在B公司手中。
3、劳动合同终止前的协商对于劳动合同到期终止，并不产生直接影响，所以不影响B公司做出终止决定。
4、如B公司选择到期终止，则法定补偿应该是“N”，起算点从2008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没有“ 1”（上海没有强制用人单位需提前告知劳动者不续签的决定，也未规定代通知金，所以没有“ 1”），相较于协商阶段公司愿意付出的“N 1”（2005年起算），该法定补偿方案，张某将少拿四个月的薪水。
5、我认为较为适宜的解决方案还是“N 1”，鉴于张某也是老员工，其在集团期限公司工作了十余年，公司亦可在“N 1”基础上多付几个月的补偿协商解决此争议，友好结束双方的劳动关系。如果张某拒不接受，则其将面临仅能获得法定补偿的可能。
通过此事件，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地区不同带来的“司法观点差异化”，此种事情如果放在北京，如B公司不想跟张某再做小伙伴，那么B公司就得像“孙子”一样“小心翼翼”的与张某协商，多多的付钱尽量促使张某接受协商终止劳动关系，成功率还不高；而在上海，B公司就可以颇有底气的与员工协商，账目一算，此时协商成功的概率就会非常高，协商不成，公司就单方终止。所以，总体感受，在劳动用工方面，上海算得上是资本家的天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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