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9月，醇亲王奕譞呈递了一道《奏请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折》。
奏折里，奕譞谈到了稍前巡阅北洋海军时的自豪与失落——自豪的是海军很强大“足为济时要务”，失落的是八旗子弟虽不乏“聪颖矫健者”，但对海军事务竟全都一窍不通。据此，奕譞建议恢复乾隆时代的“昆明湖水操”旧例，开设昆明湖水操内外学堂，以锻炼八旗子弟。
“昆明湖里练海军”这话，说得很是冠冕堂皇，但其实不切实际。奕譞也清楚这种不切实际，他之所以这样做，实怀有另外两重目的。
第一重目的，是为了暗度陈仓，满足慈禧的修园欲望。要在北京城里训练海军，得先建设“昆明湖水操内外学堂”；水操学堂破土动工之日，即是浩大的颐和园工程破土之时，前者恰可掩护后者，以避开舆论的关注和抨击。
自庚申之变后启动改革算起，慈禧太后大兴土木修园的欲望，已经被迫压抑了20余年。同治皇帝亲政后，曾试图大修圆明园，来作为慈禧结束垂帘听政后的养老之所，且一度付诸实施。后因小人物李光昭的骗局曝光——李勾结内务府，打着“报效圆明园工程”的旗号，以同治皇帝的名义与外商签订木材购买合同，想要玩空手套白狼的把戏，将实价只有5万两的木材由内务府上报为30万两，却在外商将木材运抵天津后出了意外，李没能筹足5万两木材款，遂被外商告发，引起法国与美国驻天津领事馆及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介入，骗局随之被揭穿——以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为首的十名王大臣联名上奏反对，圆明园的重建只能不了了之。
1886年，光绪皇帝16岁，又是亲政之日在即。慈禧的颐养天年问题再度被提出。这年7月11日，慈禧召见了奕譞及一干军机大臣，下发懿旨称：这十多年来，光绪皇帝的学业进步，批阅奏章也已能够做到“论断古今，剖决是非，权衡允当”，所以是时候遵照“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懿旨”，让皇帝亲政了。
太后对权柄的热衷举朝皆知，谕旨如此写，不过是归政之说必须由太后自己主动提出，才算体面。奕譞与一干军机大臣，皆是“甲申易枢”后仰慈禧鼻息被提拔上来的，自无可能会错此中真意（慈禧赶在光绪成年之前驱逐恭亲王及李鸿藻等一干军机大臣，亦有这方面的考量）。
所以，五天之后的7月16日，奕譞与一干军机大臣即集体演了一出“变归政为训政”的戏码。先是由奕譞代表一干“王大臣”上奏，请求慈禧念在时局艰难的份上，“俯允所请”继续训政，具体来说就是光绪皇帝大婚之后，仍须请慈禧继续对他耳提面命，“归政后，必须永照现在规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奕譞与军机处遇事，仍先向慈禧请旨，然后再奏闻光绪皇帝。礼亲王世铎等一干军机大臣，也恳求慈禧继续“训政数年”，“于明年皇上亲政后，仍每日召见臣工，披览章奏”；伯彦讷谟祜（僧格林沁之子）则说，光绪皇帝还有很多不足，请慈禧再训政几年，“俟一二年后圣学大成，春秋鼎盛，从容授政”，等过个一两年，皇帝年纪再大一点，再全面转交权力。
这些请求里，既有对慈禧的迎合，也有对光绪太年轻的不信任，还有对权力交接太快可能引发人事震荡的担忧。
太后说要归政，王大臣们恳请太后不要归政。这种戏码上演至1886年9月2日，终于告一段落，慈禧“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成为最高决策层的一项定论。同月，醇亲王奕譞上奏请求“昆明湖里练海军”。昆明湖在清漪园内，太后与皇帝随时可能会去昆明湖视察海军状况，需要有驻足休憩之所，于是重修已成一片废墟的清漪园，也就成了顺利成章的事情——“昆明湖里练海军”的建议甫一得到批准，奕譞随后即上奏折说：
所谓“保护修补”，实是完全重修。昆明湖所在的清漪园早已化为一片瓦砾，只能重修。至于费用，既然是“水操”，自然是从海军衙门支取。清漪园此番重修后，即成了后来的颐和园。
“昆明湖里练海军”所潜藏的猫腻，朝野上下直到两个月后才反应过来。
当年旧历十月二十四日，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庆邸(奕劻)晤朴庵(奕譞)，深谈时局。嘱其转告吾辈，当谅其苦衷。盖以昆明易勃海，万寿山换滦阳也。”勃海即渤海，代指北洋水师；滦阳是承德避暑山庄的别名。日记的意思是：庆郡王奕劻去见了醇亲王奕譞，二人深入商谈时局。醇亲王嘱咐庆郡王转告翁同龢，让朝堂众人谅解他“以昆明易勃海，万寿山换滦阳”的苦衷。所谓“以昆明易勃海”，指的是以“昆明湖水操”来取代北洋海军建设；所谓“万寿山换滦阳”，指的是以修建颐和园来权充给慈禧的承德避暑山庄。
除了博取太后的欢心，奕譞或许还有另一份私心。尽管他曾牵头请求慈禧归政后继续训政，但在内心深处，他仍希望太后能按正规程序早日归政光绪。毕竟，光绪宗法上虽是咸丰的后代，血缘上却是他奕譞的儿子。奕譞希望颐和园建成后，太后能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园子里，尽可能地远离政治中心（颐和园与皇宫之间，步行至少要四个小时）。他让翁同龢等人“谅其苦衷”，很可能正是指此。
“昆明湖里练海军”的第二重考量，则涉及到“以昆明易勃海”的另一重解释。
水操学堂虽然是颐和园工程的一项掩护，但奕譞对该学堂也并非毫无期望。他曾在给李鸿章的信函中说，“昆明习战，不过借一旧制，大题实则开都中风气”。所谓开京城之中的风气，既是指新式海军在清廷官场，是一个尴尬的“局外者”，朝堂之上对其充满了疑虑的目光；也是指满洲八旗亲贵子弟皆不愿参与海军事业。而奕譞又不放心将海军交在汉人手中。于是，“昆明湖水操内外学堂”就被他办成了晚清唯一一所专门培养八旗子弟的近代海学校。也就是说，“以昆明易勃海”这句话，也可以被解释称“以昆明湖训练出来的八旗子弟，来取代北洋训练出来的海军人才，让八旗子弟成为大清海军的骨干中枢”，即“用昆明湖子弟取代渤海子弟”。
考虑到这句话的传达对象是翁同龢，目的是寻求翁同龢的支持，将之理解为“用昆明湖子弟取代渤海子弟”，可能要更为可信一些。
翁当时对海军的立场，是“海军亦急务，但王大臣可恃而所用之人不可恃”——海军是该赶紧办，但只有“王大臣”可以信任，其他“所用之人”都靠不住。这是翁同龢1889年2月21日在养心殿东暖阁对光绪皇帝所说的话，“王大臣”指的是光绪的生父醇亲王奕譞为首的军机中枢；至于那靠不住的“所用之人”，翁同龢当着光绪的面举了李凤苞与徐承祖两人为例，这二人又都是李鸿章圈子里的干将。可见翁真正的攻击对象是李鸿章。鉴于翁的这种立场，奕譞欲用“以昆明易勃海”这句话来换取翁的谅解，惟有将这句话解读成“用奕譞训练出来的昆明湖子弟，取代李鸿章训练出来的渤海子弟”，才能成立。
昆明湖水师学堂在教学模式与课程设置上，完全模仿李鸿章主持的天津水师学堂。第一批入校学生60人，学满五年肄业者共计36人；这36名没有见识过海洋的半成品经择优考试后，选拔出24人送入天津水师学堂继续学习，最后有9人完成了全部海军课程。第二批入校学生40人，因甲午战争爆发而未及完成学业。北洋舰队覆灭后，昆明湖学堂与海军衙门一同被裁撤。直到1909-1910年清廷重建海军，力图以满人控制军队，这些“昆明湖子弟”才真正短暂得到了重用。
其实，奕譞在海军建设中的这种“满洲本位”意识，也见于海军衙门的组织结构。海军衙门1885年成立，其组织建制、内部结构与政务运作，皆体现了奕譞的认知与主张。该衙门表面上仿照总理衙门，由一名王公领衔总理，一到两名大臣担任会办、一到两名大臣担任帮办，大臣的用人兼顾满汉和湘淮派系；下面则设章京作为具体办事人员。实质上则是一个满人机构：首先，该衙门与奕譞掌控的神机营（八旗军队）一同办公并共用印信，达六、七年之久；其次，该衙门的章京三十余人全部抽调自神机营，也就是全为满人。
这种人事布局，曾引起李鸿章的不满。他在给张佩纶的书信中说：
大意是：既想建设海军，却又不让海军衙门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反将其兼设在神机营下面；海军衙门的王大臣无一人专职办理海军事务，然后衙门里具体办事的章京三四十人，又是从神机营里调来的完全不懂海军的旗人，实在是毫无实际用处。醇亲王说这般布局，好比昔日咸丰皇帝任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奕譞以总理大臣自比绵愉），全赖参赞大臣僧格林沁在外筹划（李鸿章担任衙门会办，被比作僧格林沁）。海军建设与陆军没有可比性，我李鸿章与僧格林沁也没有可比性。朝中部臣个个作壁上观，只是请我入瓮，实在可叹。
李鸿章期望中的海军衙门，对标的是欧美各国的海军部，其基本特征是“设衙门于都城，海部体制与他部相埒，一切兵权、饷权与用人悉以畀之，不使他部掣其肘，其海大臣无不赞襄枢密者，令由中出，事不旁扰”。即：海军部设在京城，地位与其他部门（外交部、财政部等）相同，拥有独立的兵权、饷权和用人权，不被其他部门卡脖子，海军部的大臣可参与中枢机密决策。海军部奉行的命令来自中央，海军部负责的事情只有海军建设，没有别的。
显然，由奕譞主导设立的海军衙门，与李鸿章的设想相距甚远。慈禧与奕譞之所以不愿采纳李鸿章的设想创设拥有独立地位的海军部，核心原因仍是出于对汉臣的不信任，昆明湖水操学堂变成纯满人海军学校，海军衙门纯用满人章京，即是明证。如此做法的结果，固然可以防止李鸿章和他的北洋海军坐大（用人和钱粮犹如两条勒脖子的绳索，均牢牢控制在朝廷手中），却也导致海军衙门徒有其表，对晚清的海军建设几乎没能起到什么作用，最后沦为了文件收发机构（很多督抚甚至不发文件至海军衙门）。
也就是说：一方面，在1884年之后的中枢决策层里，奕譞是洋务自强事业最强力的支持者，李鸿章的海军、铁路、电报、矿务建设，均高度依赖奕譞的帮助，所以1891年奕譞去世时，李鸿章痛心不已。另一方面，奕譞也是一个典型的“满洲本位者”，洋务自强改革要支持，但若能借着洋务自强改革，将近代化海军这支举足轻重的枪杆子的掌控权向满人转移，就更好了。就这层史实而言，“以昆明易勃海”这句话或许还可以解释为：以满人构筑一个新的昆明湖海军系统，来取代以汉人为主的渤海北洋海军系统。
李鸿章
无论“以昆明易勃海”这句话如何解释，结局都是失败的。
浩大华丽的颐和园，圈不住慈禧太后对权力的热望，最终成了一座永远也修不完的园林。从1886年到1894年，是整整八年永不停止的修筑。修筑的永不停止，意味着归政的永不到来——这是一种微妙的政治手段：太后颐养天年的居所尚未完工，朝臣们自无人敢贸然吁请太后归政；1886年谈“训政”时既然没有规定具体年限，太后也不妨装聋作哑，不会再有自请归政的压力。
这场无休止的造园游戏，究竟消耗了多少民脂民膏，已无法具体核算。按王道成的估算：
叶志如等人的估算是：“三海大修工程的经费总额当为六百万两左右”，这其中不包括之后的岁修和慈禧庆寿工程。算上后者，“从光绪十一年四月起至光绪二十一年四月止的十年中，整个三海工程(包括大修、岁修及庆典工程)共计挪借海军衙门经费四百三十六万五千余两。这是一个庞大的数目，如果用这笔钱去订购新的海军舰只，就能够再获得像北洋舰队中定远、镇远、济远那样的三艘主力舰只(三舰合价为四百零八万五千余两)；如果把这笔经费用于北洋海军的舰只维修及设备、火器更新上(据统计，更换锅炉需要一百五十万两，更换大炮需要六十余万两），也是绰绰有余的。”此外，“将颐和园工程用费的上限估计为六百万两左右,当属恰当”。
台湾学者王家俭细致考察了清末海防经费的收支，得出的慈禧造园（包括颐和园和三海工程）耗银数据是：“共计约有11531048两，督抚集款2600000两，以存银行生息，本金未动。其中由海署所直拨者计922700两，虽不及百万，但若连同三海工程时所拨之1400000两，已达2322700两。至其假海军之名，以行修园之实，所用之款则远超此数。”按王家俭的估算，甲午年之前，同治陵墓花费了五六百万两、光绪大婚用去六七百万两，三海及颐和园工程用掉了二千余万两，慈禧六十大寿的耗银也超过了千万两。仅这几项，即共计耗费了约四千万两白银以上。
由此不难看出，在中法战争中走上了人生巅峰的慈禧，因“甲申易枢”而使最高权力完全失去约束之后，其中兴自信与享乐放纵，究竟膨胀到了一种怎样的地步。
然而，在日本政要的眼里，慈禧太后的“中兴自信”不过是一种幻像，清廷的体制决定了它的一切自强改革，都终将沦为镜花水月。1886年初，清廷驻日使节徐承祖给军机处发来一份文件，系由间谍刺探所得，内容是日本1885年底的一次御前会议讨论。讨论的缘起，是黑田清隆结束了对清廷的考察返回日本，向天皇做了一番报告。黑田在报告中认为，清廷自中法战争之后，“于海陆各军力求整顿，若至三年后，我国势必不敌，宜在此三年中，速取朝鲜，与中国一战”。明治天皇对该建议存有疑虑，召集政要会商。伊藤博文在会上发言说：
“我国现当无事之时，每年出入国库尚短千万元左右，若遽与中国、朝鲜交战，款更不敷，此时万难冒昧。至云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必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各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奋发有为，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所说，中国又睡觉矣。倘此时我与之战，是催其速强也。诸君不看中国自俄之役，始设电线。自法之役，始设海军。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以更变为言，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即中国执权大臣，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此时只宜与之和好。我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今年我国钞票已与银钱一样通行，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
在伊藤博文看来，如果现在对清廷开战，等于提前惊醒它，反会促成它发奋自强；不如暂时不要戳它，且让它沉浸在虚幻的“中兴自信”之中，待到日本的力量蓄积到一定程度，再相机处置。井上馨在会上的发言更是直截了当：“中国之不足惧，人人皆知，无烦多论。”尽管此次御前会议最终以黑田清隆与井上馨等人极不愉快地“詈骂而散”，但伊藤博文对清廷政治生态的判断，实可谓入木三分。
1891年旧历五月，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兼颐和园装修工头李鸿章，在给庆君王奕劻（醇亲王奕譞已于本年初去世）和总理衙门的信函中（实际上也是写给慈禧看的），详细汇报了自己为颐和园采购安装电灯的工作进展。
他说，“颐和园电灯、机器全分业经分批解京，并派知州承霖随往伺候陈设”；这些灯具是他趁广东水师学堂的德国鱼雷教官回国休假的机会，特意让其在德国代为挑选订购的，“格外精工，是西洋最新之式，前此中国所未有”；而且在抵达之后，李鸿章本人又对灯具作了一次详细检查，“鸿章逐加披视，实属美备异常”；奏折还啰啰嗦嗦，大谈了一通具体该如何安装这些灯具。最后，李鸿章才道出他的真实诉求：他想申请一些经费，为北洋水师修筑关东铁路。
这战战兢兢小心翼翼里，是李鸿章版本的“以昆明易渤海”。三年后的1894年，昆明湖还在，渤海已无。曾经的洋务改革先锋人物李鸿章，也开始支持另一场更深层次的改革。1898年，改革以康梁出逃、谭嗣同菜市口喋血告终。1899年，慈禧在颐和园召见李鸿章，对他说有人弹劾他是康党，李鸿章回答道：
君臣间的这番问答，可谓百味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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