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7月25日，正在福州举行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将福建泉州列为《世界遗产名录》。这座宋元时期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正式成为中国的第56个世界遗产。
波斯人、阿拉伯人、欧洲人等98个国家与地区的商人、旅行家，均在泉州悠久的历史中留下了他们的痕迹。在今天的推送中，让我们通过元朝末年的亦思巴奚之乱，了解泉州兴衰的历史。
早在南宋后期，泉州已经“号为天下之最”，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贸海港。蒙元时期，泉州港更成为中外海上交通的枢纽，一个名符其实的世界性港口。《岛夷志略》所载元代与泉州发生海道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除澎湖外，计98个，比宋代《诸番志》记载的增加了三、四十个之多。
欧洲的、商人和旅行家自波斯湾的霍尔木兹登舟，直至中国的门户泉州。而发自泉州的东方货物，则经中东川流不息地运往欧洲。泉州这座 “夷夏杂处，权豪比居”的东南巨镇，在当时甚至被著名文人吴澄更盛赞道：“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
处于鼎盛时期的泉州港，以其空前的繁荣和多元文化的都市风貌，为世人所注目。欧洲人所称中世纪的四大游历家，即马可·波罗、鄂多立克、马黎诺里和伊本·白图泰竟都也来过泉州，并为它的极盛历史作证。
其中，中世纪最著名的游历家、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就对“刺桐”港的繁荣富庶尤其是这里的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赞不绝口。而鄂多立克与马黎诺里两位天主教僧侣记录“刺桐城为大商港”之余，也不忘以传教士的热忱提及“吾小级僧人在此城有华丽教堂三所”。
至于1347年来华，从泉州港登岸，在中国境内旅游了数年之后，复抵泉州乘船西归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更是在他的游记里详尽描绘了元代后期（红巾军起义在华北爆发的前夕）泉州港的繁荣盛况：“刺桐港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由余观之，即谓为世界上最大之港，亦不虚也。余见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则不可胜数矣”。
元代泉州港的富庶繁荣影响所及，甚至远在波斯的伊利汗国著名史学家拉施特也在其巨著《史集》中提到，“刺桐为商港，海舶辏集”。
但在元代的福建，泉州只是一个繁荣的孤岛。海港贸易的繁荣与“凋敝不可为”、“盐米尤仓皇”的农村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泉州地狭人稠，农业欠收，不少普通民众生活本已困难。更有甚者，由于元代行科举的时间很短，因此各级官吏来源驳杂，素质低下。
以至于一个有良心的儒生感叹，“而今之仕者，率多脂韦苟禄以幸免祸而肥家，吾又岂能含垢忍耻与若曹伍哉！”因为元代官俸很低（起初不算低，但恶性通货膨胀使得纸钞贬值），这些官吏甚至觉得自己很有理由贪污，“江南官吏多是北人，万里携家，钞虚俸薄，若不渔取，何以自赡？”甚至本负有监察官吏职责的廉访使，反成元廷贪污受贿的第一肥缺，吏治之恶从此可见一斑。
结果，在泉州港的富商们觥筹交错之时，有元一代福建的农民反抗暴政的起义却几与元代统治相始终。到了元代后期，正规军在与义军作战时常常一触即溃，泉州的元朝当局只得仰赖在泉州掌握舶务与军政大权的“蕃商（主要是阿拉伯人与波斯人）”上层分子组织的“义兵”。
这支“义兵”武装有个独特的名字，“亦思巴奚军”。关于这个词的意思，一说乃波斯语“Ispahan”的译音。“Ispahan”是伊朗一古城之名，现译作“伊思法罕”。另一说是日本学者前岛信次提出的，认为“亦思巴奚”源自波斯文“Ispah”，意即军队、士兵。两说至今未有定论。
总之，这支色目人“义兵”组成后，成为泉州城里最有影响的力量。至正十七年（1357）3月，其首领赛甫丁和阿迷里丁二人发难。他们以这支武力为后盾，控制了泉州军政大权，揭开了持续十多年的大乱的序幕。
第二年九月，大都朝廷派普化帖木儿出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当时的廉访司奁事般若帖木儿虽不是本地人，却在福建经营多年，属地头蛇一般人物。普化帖木儿来闽后，不甘心被架空，两人最后竟兵戎相见，由于廉访使衙门当时被称为“宪司”，因此，人称他们之间的武装冲突为“省宪构兵”。
至正十九年（1359年）二月，普化帖木儿干脆邀请前江浙行省平章三旦八率兴化（今莆田、仙游）官兵和泉州赛甫丁之兵数千人进驻福州，参加内战。
谁知，“亦思巴奚军”的另一个头目阿迷里丁觊觎兴化的地盘，竟诈称增援福州，率兵突袭兴化城。三旦八从福州赶回兴化，劝阿迷里丁退兵，反被其拘留。阿迷里丁“纵兵杀掠”，“蹂躏（兴化）郡境几一月”，于四月押三旦八和所掳男丁退回泉州。
经过与地方武装的一番较量，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八、九月，阿迷里丁终于派兵分别攻占了兴化、仙游二城，亦思巴奚军遂据有了兴化、泉州两路。
可笑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1362年（至正二十二年）二月，另一位蒙元时期东来的西域色目人，泉州市舶司提举那兀纳（Nakhoda）突然起兵杀死阿迷里丁，并接收其部队。另一方面，这年五月，新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燕只不花兵围福州三个月，城中几乎断粮，最终击败赛甫丁。盘据省城三年之久的赛甫丁“余众航海还据泉州”，依附那兀纳。那兀纳乘机扩充势力，使得“亦思巴奚”之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那兀纳控制泉州后，“州郡官非蒙古者皆逐之，中州士类皆没”。其统治极为残暴，“炮烙邦民，以取财货”，“既据城，大肆淫虐，选民间女充其室，为金豆撒楼下，命女子攫取以为戏笑，即乔平章宅建番佛寺（即清真寺），极其壮丽，掠金帛伫积其中”。“数年间，民无可逃之地，而僧居半城”。
当时，据有泉州商港的那兀纳势力盛于全闽。他继承赛、阿两贼衣钵，企图以亦思巴奚军囊括兴泉，经略全闽。这不仅激起了人民的仇恨，也威胁到了行省其他派系的生存，反使自己变成了众矢之的。参政陈友定企图夺取行省平章位置，遂“得行省讨捕番寇之文，拥兵南下”，亲率大军向兴化进发，同亦思巴奚兵展开鏖战。
陈友定是福建福清人，以镇压江西红巾军的战功当上了元朝大将。但此人其实也是一个一心割据的军阀，实在算不上是大元的忠臣，当时人说：“友定既复汀州，遂有据福建之志。”当时另一个福建行省参政知事，盘踞漳州与临近的广东潮州、梅州的罗良后来就讽刺他，“不知足下将为郭子仪乎？将为曹孟德乎？”
但是，无论如何，陈友定平定肆虐十年之久的亦思巴奚叛乱总归是为福建百姓做了一件好事。1366年四月，得到百姓拥护的陈友定军，兵围兴化城，全歼亦思巴奚兵数千人。
亦思巴奚败兵受到沿途农民袭击，大部死于锄头之下，最后仅有四名骑兵逃回泉州。五月，陈友定挥师进讨泉州，并派人暗中联络泉州豪强。当时，左翼副万户府上千户色目人金吉，拥有一支精锐部队，驻扎泉州西门，见大势已去，便夜开西门，引导陈友定军队入城，擒获并杀死了那兀纳，结束了为时十年的亦思巴奚战乱。
此后，陈友定因功提升元朝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据有全闽，更妄图抗拒北方的朱元璋势力，直至明洪武八年（1375年），汤和、沐英等名将率兵南下，俘杀陈友定，泉州社会才算安定下来。
到了此时，泉州的极盛时期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十年之中，泉州作为亦思巴奚叛乱的发源地，所蒙受的灾难之深重，实不堪设想。亦思巴奚兵四处行暴，涂炭生灵，祸及城乡。一时间，巨族四处迁窜，而人民则更无可逃之所。
由于“郡城之外，莽为战区”，干戈扰攘，加上岁又饥馑，因而出现了更为悲惨的现象，一如泉州开元寺高僧大奎所感叹，“吾郡从来称佛国，未闻有此食人风。”原本如此富饶的泉州港，竟变成人吃人的恐怖世界。
泉州这个曾被称为“文章之薮”的文明之邦，在这次兵乱中典章载集遭受空前浩劫，地方志书、文献典籍，甚至民间谱碟，成为灰烬者则不知其数。影响更为深远的是，战乱破坏了泉州港同海外的贸易关系。即使战乱平息以后，泉州港也被“蕃客”们视为畏途，从此便不复有阿拉伯商人的足迹了。这对以“海上丝绸之路”而兴起的泉州而言，不啻一个致命的打击。
到了15世纪以后，福建沿海的海上贸易港口中心先后经历了从漳州的月港到厦门的变迁，遂使这个原先泉州府同安县的属岛，一跃而成为整个闽南的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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