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简称国博，位于北京市天安门广场东侧，与人民大会堂东西相对称，由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总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国博藏品数量为100余万件，展厅数量48个，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是中华文物收藏量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整体规模在世界博物馆中位居前列，是全世界最受游客欢迎的博物馆之一。
本文以王朝更替为脉络，以100件珍贵文物为核心，展现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发展特点，展示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本文分为上半部分远古至战国的先秦时期（先秦时期）、下半部分秦汉至明清的封建时期（封建时期），以此展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此刻石通高4.8米，上宽0.76米，下宽2米，东、南、西三面环刻，分秦始皇《颂诗》和二世《诏书》两部分， 共计447字。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于公元前219年年巡游东地，登琅琊台时所立.刻石内容是对统一事业的赞颂，具有开国纪功的意义。秦二世东行郡县时又在石后增刻诏书。全文载《史记·秦始皇帝本纪》。因历年久远现仅存13行，八十六字。琅琊刻石在清乾隆时已开裂，诸城县知事宫懋让以铁束之。道光中铁束散，石碎，知县毛澄筑亭覆护。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月大雷雨中此石散落。1921～1922年王棓祐前后两次在琅琊台搜寻碎石，拼合后移诸城县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移置山东省博物馆，1959年移交中国历史博物馆，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刻文据传为李斯所书，用笔劲秀圆健，结体严谨工稳，是秦代小篆的代表作，是中国最早的刻石之一，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国宝级文物。
“虎符”为古代帝王调动军队之信和物。授予地方官吏或者统兵将领以兵权，既以虎符的左半授予，待要调动军队时，即派使臣持虎符的右前往驻地。地方官吏或统兵将领两半虎符对合，验明无误，即应发兵，虎符盛行於战国、秦、汉。此件为秦代之物。虎颈至胯间左右各有错金篆书铭文两行十二字，书曰：“甲兵之符，右才（在）皇帝，左才（在）阳陵”。阳陵为秦之郡名，即今陕西高陵县。此件铜质，为秦始皇授予驻守阳陵将领之虎符。此件因年代已久，对合处生锈，现左右不能分开，整体形成一艺术品。相传于山东省枣庄市临城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目前发现的虎符都是秦国的，共三件：秦新郭虎符、秦杜虎符、秦阳陵虎符。此虎符造型为伏虎卧地，昂首前视曲尾上翘，字体谨严浑厚，风格端庄，笔法圆转，具有很高的艺术性，是一件极其珍贵罕见的文物。
此银盘口径37厘米，底径21.1厘米，高5.5厘米，重1705克，直口，平沿，折腹，盘底向内微凹。纹饰錾刻，皆鎏金，内底饰三条盘龙，其外阴刻四道弦纹，龙体蜿蜒盘曲，有足，上部作侧立形，龙首后扬，嘴大张，几乎成一百八十度；下半部似蟠坐状，相互卷曲缠绕。盘腹饰六组龙凤纹，形象夸张变形，构图复杂精妙。直口及平沿处亦饰变体龙凤纹，形象更为抽象简略，只有眼部较为具体，可以辨识，仅纹样部分鎏金，地为银色，黄白相映，极富装饰感。这种装饰方法，在后来的唐代颇为流行，唐人称之为“金花银器”，此盘可视为唐代“金花银器”的先声。1979年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西汉齐王陵陪葬坑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鎏金银盘纹饰錾刻精致娴熟，线条富旋律感，可能是秦亡后流散于齐，后成为齐王的随葬品，刻有铭文，对研究当时的衡制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也是目前可以确定为秦代的唯一银质器皿，国宝级文物。
这枚“滇王之印”金印边长各2.4厘米，高2厘米，重90克，印面呈正方形，蛇钮，蛇首昂起，蛇身盘曲，并有鳞纹。滇王金印的印章形制，根据《汉旧仪》当属列侯的规格，但却是王印，这表明滇王国同西汉中央王朝有着密切的政治关系，是一个个有特殊地位的内臣。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出兵征讨云南，滇王拱手降汉，汉武帝在其故地设益州郡，敕封滇国国王为“滇王”，并赐“滇王之印”。1956年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石寨山墓地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金印的出土不但确证了“古滇国”的存在，同时也证明了《史记》文献记载的可靠，在考古学上像这样出土文物与历史文献相一致的情况并不多见，是云南隶属中央最早的物证，国宝级文物。
诅盟为古代西南民族中极为盛行的一种风俗，凡有重大事件都要用盟誓来约束，设立祭坛，供奉祭品，举行典礼。此器通高51厘米，盖径32厘米，底径29.7厘米，出土时器内贮贝300余枚，上铸圆雕立体人物127人，以干栏式建筑上的人物活动为中心，表现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面。此器器身呈筒形，腰微束，两侧有对称的虎形耳，底部有3只兽爪足。盖上铸1间干栏式房屋及各种人物127个。房屋建筑主要由屋顶和平台构成，屋顶呈人字形，平台由小柱支撑，上面高凳上垂足坐着一位主祭人。这位主祭人的周围放置16面青铜鼓，其左前方和右侧均为参与祭祀者，面前摆放着祭品。1956年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上蒜镇石寨山12号墓，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器是古滇青铜器中的独有器物，是滇王和贵族用来盛放海贝和珍宝的宝箱，装饰了许多立体雕像，场面大，人物多，再现了杀人祭柱场面，雕琢细致，是古滇国社会历史的真实缩影，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国宝级文物。
这件铜尊长58.1厘米，宽20.4厘米，高34.1厘米，重13.34千克，采用犀牛的造型，犀牛昂首伫立，肌肉发达，比例准确，体态雄健，为古代生息在中国的苏门犀的形象。犀牛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现已绝迹，而在古代，中国不仅产犀牛，而且数量很多。此尊呈犀牛形，犀牛昂首伫立，身体肥硕，四腿短粗，皮厚而多皱，两角尖锐，双眼镶嵌黑色料珠。尊腹中空，用来盛酒。尊背有椭圆形口，口上有盖。犀牛口右侧有一圆管状的“流”。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兴平市吴乡豆马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尊工艺精湛，逼真自然，金色、银色与铜胎底色相衬生辉，是中国古代工艺品中实用与美观有机结合的典范之作，尤其是尊身整体以错金银云纹涂刻，精美华丽之余，又洋溢着充沛的活力，堪称中国汉代青铜器中的奇葩，国宝级文物。
雁鱼灯属于高级灯具，造价不菲，只有高级贵族和官吏才能用得起。这件雁鱼铜灯高53厘米，灯体由四个部分组成，它们分别是雁首颈、雁体、灯盘和灯罩。整体造型古朴优雅，精致独特。雁的额顶有冠，眼圆睁，颈修长，体宽肥，身体两侧铸有羽翼，短尾上翘，双足并立，掌有蹼。雁喙张开，衔一鱼，鱼身短肥，下接灯罩盖。1985年山西省朔州市朔县（今朔城区）照十八庄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灯以鸿雁衔鱼这种写实生动的造型，全身依然保持着鲜艳的色彩，将中国古代灯具柔美典雅、巧夺天工的神韵展现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逼真动人，是一件集艺术、历史和实用价值于一身的珍贵文物，是汉代青铜器中不可多得的一件珍品。
玉衣也称"玉匣"、"玉柙"，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穿用的殓服，外观与人体形状相同，是穿戴者身份等级的象征。玉衣是汉代皇帝、诸侯王和高级贵族死后穿用的殓服，大致出现在文景时期。但在西汉时尚未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故已发现的西汉诸侯王的玉衣，既有金缕，也有银缕、丝缕。到东汉时则实行了严格的玉衣等级制度，只有帝王才有资格在驾崩时穿金缕玉衣，而诸侯死去时只能穿银缕玉衣，一般的贵族和长公主只能穿铜缕玉衣。皇帝及部分近臣的玉衣以金线缕结，称为"金缕玉衣"，其他贵族则使用银线、铜线编造，称为"银缕玉衣"、"铜缕玉衣"。此玉柙分为头罩、脸盖、上衣前片和后片、左右袖筒、左右手套、左右裤筒和左右脚套等部分，玉片系分片连缀而成。此玉衣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是著名的河北满城汉墓墓主刘胜的后代，死于公元前55年。1973年出土于河北省保定市定县八角廊村40号汉墓，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套金缕玉衣共用玉片1203片，金丝约2567克，是目前所见玉片最大、数量最少的一件金缕玉衣，也是我国目前出土的最完整的金缕玉衣之一，国宝级文物。
这枚铜镜直径18.6厘米，厚1.3厘米，表面鎏金，圆钮，柿蒂纹钮座，柿蒂纹间各有一兽头，外围双线方栏。方栏外饰博局纹，间饰鸟兽纹饰。周边铸铭文一圈52字：“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质清刚。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羊（祥）。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常（裳）元吉，有纪刚（纲）”。此诗的内容包含了阴阳五行思想和对国家、子孙的祝福祈愿。这面铜镜的珍贵之处在于铭文中出现的“中国”名称，带有中国字样的其他国宝级文物还有西周西周早期成王时的“何尊”和尼雅遗址出土的汉代蜀地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1952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伍家岭，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枚铜镜鎏金工艺精湛，构图繁复细致，流畅生动，具有典型的汉代六博博局纹镜式样，其中“中国大宁”四字更能在华夏子孙的心中引起深远的共鸣，是汉代铜镜难得的精品。
此钱长6.2厘米、重41.7克、圆部直径3.1厘米，上半部为方孔圆形，铸出“国宝金匮”四字，下半部为一正方体，铸出“直万”二字，文字近王莽钱文风格。钱缘流铜参差不齐，显然出型后尚未经过打磨加工，可能未正式流通，所以仅在今天的陕西西安汉城一带出土过数枚。汉代黄金每斤值万钱，所以此钱可代表黄金一斤，即与一枚金饼等值。王莽时期金禁甚严，自列侯至庶人均不得携带黄金，铸此钱的目的也可能是用以代替金饼。关于其用途，有不同说法，一种认为是王莽的货币，古泉家多持此观点；一种认为是“以副符传”的“符节”，“金匮”就是“金匮石室”的“金匮”，经史家多持这种观点。传世实物中，只有两枚半为真品，一枚仅存上部，一枚有残，一枚完整。20世纪50年代初政府征集，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钱铸造精好，文字劲秀，保存完整，遍覆绿锈，为古钱币中难得的珍品，是存世唯一完整实物，是我国古钱币中的大名誉品之一，亦为中国古钱五十名珍之一。
此说唱陶俑高56厘米，以泥质灰陶制成，俑身上原有彩绘，现已脱落。陶俑头戴帻，左臂下挟一圆形扁鼓，右臂平直，手执鼓槌欲击，两臂戴有璎络珠饰。陶俑上身赤裸，下穿长裤；身屈，蹲坐在地面上，赤足，右腿扬起，脚掌向上，张口，露齿，眯缝双眼，露出活泼诙谐憨厚之态，动作夸张，活现一俳优正在说唱的形象。1957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天回山东汉崖墓，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击鼓说唱陶俑以写实的手法刻画出了一位正在进行说唱表演的艺人形象，反映出东汉时期塑造艺术的高度成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也是中国曲艺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实物资料，被称为“汉代第一俑”，国宝级文物。
此杯高3.4厘米，口径5.9厘米，系模压成型，成型后又经过抛光，淡绿色，透明，外壁饰有两道弦纹。虽然我国古代玻璃制品较早已经采用了这一方法，但限于我国早期铅钡玻璃为主，虽色彩繁多但易碎的特点，较少制做玻璃容器，后来西方钠钙玻璃的传入推动了中国古代玻璃工艺的改进，为以后的发展、创新打下了基础。经分析，此杯为钠钙玻璃，与罗马玻璃成分相符，应为罗马传入我国的玻璃器。195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今贵港市）此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器制作精细，极为罕见，是自西汉罗马玻璃器传入对我国玻璃器器型及成型技术改进的又一重要例证，是汉朝和西方早期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信息及历史价值。
这件骑驼乐舞三彩俑通高58.4厘米，首尾长43.4厘米，高大雄健的的骆驼四肢强劲有力地立于长方形底板上，驼首上扬仰望长空，四个乐俑分坐两侧，前乐俑左手托琵琶，后乐俑则双手做吹笛状，右侧前乐俑着圆领长衣，中间一舞俑亦为胡人，正随乐曲旋律节拍翩翩起舞。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鲜于庭诲墓，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陶俑巧妙地夸张了人与驼的比例，造型优美生动，釉色鲜明润泽，饱含着浓郁“异域情调”，反映了盛唐时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与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也体现出了各民族间交往的空前盛况，代表了唐三彩的最高水平，国宝级文物。
此烛台长30.5厘米，高25厘米，呈现出跪伏羊形、羊昂首张口、双角绕耳弯曲、额上有一圆孔，可用于插烛。羊躯肥壮，脊背长毛分披，腰间划双翼，臀部贴短尾，四肢卷曲。其胎质灰白，青釉绿中微微泛黄。在古代羊与祥音通，羊即代表吉祥，用羊随葬以避不祥。据《梁书·刘杳传》：“古者尊彝皆刻木为兽，凿顶及背以出内酒”，所以又可称为“羊尊”，是一件贮酒器，可作为明器随葬。1958年出土于江苏省南京市清凉山，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件烛台釉色匀净，充分显示出三国两晋时期在烧造青瓷器的原料选择上的重大进步，而卧羊整体塑造简练，局部刻划精细，将羊的驯顺特性凸显无遗，反映了这一时期在烧造青瓷器的艺术化方面的追求，是三国东吴青瓷中不可多得的上乘精品。
此尊高67厘米，口径19厘米，足径20厘米，撇口，长颈，鼓腹，高足外撇，肩、颈有6个条形系。通体纹饰达11层：颈部饰纹3层，自上而下为飞天、宝相花兽面及蟠龙，以凸弦纹间隔；腹部为器物装饰的主要部分，由6层莲瓣组合而成，上覆下仰，瓣尖向外卷起；胫部亦饰覆莲瓣两层，瓣尖亦外卷。器物通体施青绿釉，圈足内深厚，素胎无釉。1948年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共四件，分别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及河北博物院。此尊器型高大，气魄雄伟，纹饰华缛精美，集贴、印、堆塑、刻划、模印、浮雕等多种装饰技法于一体。装饰题材莲花、团花、飞天与佛教艺术题材吻合，反映了佛教艺术对北方陶瓷的影响，其胎、釉组成具有北方青瓷特点，为北方青瓷的杰出代表作，国宝级文物。
这条项链长43厘米，重91.25克，由28个金质球形链珠组成，每个球形链珠均由12个小金环焊接而成，其上又各嵌珍珠10颗，珠光闪闪，璀璨夺目。项链上端正中为圆形，内嵌凹刻一花角鹿的深蓝色垂珠。项链下端居中为一个大圆金饰，上镶嵌一块晶莹的鸡血石，在鸡血石四周嵌有24颗珍珠，左右两侧各有一圆形金饰，上镶嵌蓝色珠饰，周缘亦各镶嵌珍珠一周。鸡血石下挂一心形金饰，上镶嵌一块长达3.1厘米，极为罕见的青金石。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李静训墓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项链鲜红的鸡血石、宝蓝的青金石交相辉映，再配以洁白的珍珠，在纯金的烘托下，显得格外鲜艳夺目，雍容华贵，是迄今考古发现的最为精美的一件项链，堪称是举世无双的艺术精品，国宝级文物。
此件椭圆形玻璃瓶高12.3厘米，口径3.8厘米，足径4.9厘米，以绿色玻璃制成，瓶口与腹部的俯视面均为椭圆形，直口，卷唇，直颈，溜肩，鼓腹，圈足。此瓶虽不高，但气势挺拔，晶莹可爱，色泽透亮，且不同部位深浅变化不一，只可惜一侧溜肩弧线不够饱满，与另一侧不甚对称。隋唐时代玻璃器的突出成就表现在陈设品、生活用具玻璃器的制作上，主要是玻璃瓶、玻璃茶具、玻璃杯等。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李静训墓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件椭圆形玻璃瓶采用北魏时期传入我国的吹制法制成，器壁极薄，透明度、光亮度均很好，器型为中国传统造型，一改南北朝时期中国吹制玻璃器粗糙的状况，为我国古代玻璃器的一件精品，表明隋代玻璃吹制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国宝级文物。
这件骑驼乐舞三彩俑通高58.4厘米，首尾长43.4厘米，高大雄健的的骆驼四肢强劲有力地立于长方形底板上，驼首上扬仰望长空，四个乐俑分坐两侧，前乐俑左手托琵琶，后乐俑则双手做吹笛状，右侧前乐俑着圆领长衣，中间一舞俑亦为胡人，正随乐曲旋律节拍翩翩起舞。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鲜于庭诲墓，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陶俑巧妙地夸张了人与驼的比例，造型优美生动，釉色鲜明润泽，饱含着浓郁“异域情调”，反映了盛唐时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与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也体现出了各民族间交往的空前盛况，代表了唐三彩的最高水平，国宝级文物。
这件香囊直径4.8厘米，由两个半球组成，有子母口可以扣合。下半球内装有两个同心圆机环和一个盛放香料的香盂。大的机环与外层球壁连接，小机环分别与大机环和香盂相连。使用时，由于香盂本身的重力作用和两个同心圆机环的机械平衡，无论香囊如何滚动，里面的香盂都可以保持水平状态，香料不会倾撒。香囊外壳通体透雕花鸟纹饰，不仅美观，香气也通过这些镂空散发出来。香囊上有链条，上部有弯钩，这样既方便佩戴身上，也可以悬挂室内帐中。唐代的工匠总结前人的经验，制作出精巧的香球，奇思妙计，令人叹服。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东南郊沙坡村窖藏，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香囊造型精巧，装饰华丽，是一件不可多得艺术珍品。中国古代熏香器的种类不少，但如此精巧的唐代银香囊是其他时代未能超过的珍品。
螺钿镜是唐代特种工艺镜，即在青铜镜的背面用漆粘贴螺蚌贝壳薄片，然后打磨刻画出各种纹样。此镜直径23.4厘米，以螺钿镶嵌而成，螺片光泽莹润。镜钮上方正中位置是一棵花树，右边树梢上悬一轮明月。钮两侧各有一位身着宽袍大袖的男子坐于树下，他们伴着清风明月、落英缤纷、禽鸟啾啾，一人弹阮，一人把酒欣赏。执杯人面前有一盆一壶，身后立有侍女。在钮的下方，山石、水池错落，并有禽鸟起舞。1955年出土于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唐墓，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镜纹饰华美，螺钿人物的衣饰、禽鸟的羽翼刻画细致清晰，加之螺片本身光泽莹润，艺术效果十分别致犹如一幅绘画，是唐镜中难得的精品，也是一件极其精美的艺术珍品。
邢窑始烧于北朝，衰于五代，终于元代，唐代时为制瓷业七大名窑之一，也是我国北方最早烧制白瓷的窑场，唐代时与越窑平分秋色，形成了南青北白、相互争妍的两大体系。此灯台高30.4、口径6.5厘米，由灯盘、台柱和承座组成。灯盘呈杯形，中心的圆筒插放蜡烛，烛泪流于杯盘后还可回收。用于执握的台柱细长挺拔，有多圈的瓦棱旋纹，即可打破柱子的单调，执握时也不易滑动，器座凸雕莲瓣纹。这件烛台的出土印证了唐诗中“莲花烛”的存在，皮日休《夜会问答十》：“莲花烛，亭亭嫩蕊生红玉。”1956年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刘家渠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灯设计精巧，美观又实用，整个灯台胎质细密坚硬，釉色白润，是唐代邢窑的代表作，也是唐代邢窑瓷器中难得一见的精品。
秘色瓷是越窑青瓷精品之一，是进贡朝廷的一种特制的瓷器精品，因其制作工艺秘而不宣得名。秘色瓷特殊的釉料配方能产生瓷器外表“如冰”、“似玉”的美学效果，釉层特别薄，釉层与胎体结合特别牢固。“秘色”一词最早出自晚唐诗人陆龟蒙诗篇《秘色越器》。此碗出土于法门寺塔地宫出土，在地宫出土的《衣物帐》上明确记录“……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子共六枚”，此碗为这批秘色瓷器之一。这批秘色瓷是唐懿宗和僖宗在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瘞埋的供养品，因此，至迟此时秘色瓷已被烧造，而且工艺技术已经达到比较成熟的水平。此碗高7.1厘米、口径25厘米，敞口，折沿，收腹，平底，底部留垫烧痕，口沿有一处磕缺。外壁还黏贴着出土时的包装残纸，尚存唐代侍女形象。1987年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碗造型简洁，通体素面无纹，釉质匀净，肥润晶莹，深沉雅致，实为唐、五代之际越窑青瓷中的上乘之作，为鉴定秘色瓷的时代和特点提供了标准器。
此铁券形状呈覆瓦状，铁质，纵29．8厘米，横52厘米，厚2．14厘米，重约132两，约为6寸照片的10倍大。正面刻有铭文25行、落款1行，共计有26行文字。其中每行14个字的有23行，3个字的有1行，还有1行8个字，所以铭文正文共计有333字，末行落款为17个字。过去民间流传"丹书铁券"一说，其实铁券的铭文全部金制，是名副其实的"金书铁券"。钱镠是一代明君，为唐昭宗剿灭地方叛臣做了巨大贡献。1951年浙江嵊州钱氏后裔捐献，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钱镠铁券是记载唐末五代十国吴越国历史的重要文物，是吴越钱氏与唐皇李氏君臣友谊的见证，也是中国现存于世的最早铁券实物，非常珍贵，国宝级文物。
此造像通高38.5厘米、底座宽20厘米、代光高39.9厘米，观音头顶花冠，冠前正中为化佛，头微低，右腿抬起，置于石座之上，左腿自然垂落，右侧石座下置一净瓶。身后圆形背光，外缘上、左、右各饰一火焰。这类观音造像又被称为水月观音，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以及四川地区的石窟存有大量唐、五代、宋、西夏时期的水月观音造像，其中有壁画、绢本、纸本与版画题材。整个画面洋溢着美感，神秘的宗教气氛被淡化，这种率真、慈善、优美的造型，一改过去印度观音庄严形象。1958年浙江省金华市区（原金华县）密印塔寺的万佛塔地宫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观音坐于假山之上，神态宁静安详，造型优美自然，是中国式真善美的化身，是万佛塔地宫出土最精美的文物，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堪称五代十国时期佛造像的巅峰之作。
这件镇墓石刻高113.5厘米，宽58厘米，厚11.7厘米，武士身材魁梧，四肢粗壮，膀大腰圆，表情十分严肃，瞪着的双眼和倒立的双眉露出一股威严的气势。他戴着兜鍪，兜鍪两边还有两片翻起来像帽翅一样的东西，这叫“顿项”，它和头盔是一体的，主要起保护脖颈的作用。武士身穿铠甲，在胸前两侧各有一个圆护，俗称护心镜。铠甲外有披膊，好像披肩似的。双手持一把宝剑，剑锋向下，插在一朵莲花上。此外在武士的肩膀上趴着一条龙，龙嘴里含着一颗宝珠，武士的脚下踩着一只梅花鹿。1994年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王处直墓被盗出后流失海外，2001年由美国索回，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石刻雕工极其精美，色泽鲜艳，与同墓的壁画继承了唐代的艺术特点，是五代中的一件及其罕见的艺术作品，更是五代时期雕塑的典型之作，为研究古代绘画、雕刻艺术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材料。
马镫壶又称皮囊壶，也有学者以其提梁为鸡冠形而称之为鸡冠壶。目前最早的发现出自唐代中原地区，质料有瓷质和银质，但其源流应是北方少数民族的皮质容器，时间也要更早。此银壶高26.3厘米、口径5．5厘米、底长21.2厘米，壶盖与壶身以银链相连，盖面錾刻四瓣花纹，口缘錾刻8个四瓣花纹。壶颈较高，环刻缠枝纹。壶身起鼓，两面錾刻图案相同：两个相套的菱形图案，边框由花瓣和联珠组成。外层菱形图案之外四角各錾刻一组缠枝花草，内层菱形图案以鱼子纹为地，正中錾刻一只卧鹿，神态安详自若。鹿前后上下各錾刻山石、水波，犹如仙境。壶身正面呈三角形，三条边仿皮绳纹，鱼子纹地，上錾有上下交错的四瓣花纹，左右对称，共24簇。1979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城子公社洞后村窖藏坑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银壶造型美观实用，装饰采用开光的手法，主次分明，纹饰鎏金，具有较好的装饰效果，是辽代金银器中的精品，反映了辽代金银器制造工艺的高超水平，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职贡图》原作约成画于梁武帝时，原图共35国使，现存此图为残卷，描绘了12位使者朝贡时的形象，依次为滑国、波斯、百济、龟兹、倭国、狼牙修、邓至、周古柯、呵跋檀、胡密丹、白题、末国的使者。画面中，使臣着各式民族服装，拱手而立。从使臣们风尘仆仆的脸上，可以看出各国使臣来到南朝朝廷朝觐时既严肃又欣喜的表情，同时也传达出不同地域和民族使者的不同面貌和精神气质。每一位使者背后，亦有一段叙述其国家方位、山川、风土以及历来朝贡情况的题记。此图纵25厘米，横198厘米，绢本设色，又名《番客入朝图》或《王会图》，临摹于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真实展现了南北朝时期国家间友好往来的繁盛场面，人物基本形态的描绘比较准确，各使者的肤色、面目、须发、服饰及姿态、表情都各有别。萧绎的《职贡图》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部辟用外域职贡人物为作画题材的工笔人物卷轴画，亦是现存最早的职贡图。传世品，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图用笔为铁线描，线条遒劲流畅，敷色简雅高古，是迄今发现的萧绎《职贡图》最早的摹本，不仅是了解南朝绘画艺术的珍贵资料，也是真实记录南北朝时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从而兼具较高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国宝级文物。
这块青铜版长13.2厘米，宽12.4厘米，是用来印刷广告的，铜版正中偏上刻着一只拿着铁杵捣药的白兔，白兔四周刻着密密麻麻的小字：上方为“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左右为“认门前白兔儿为记”；下方为“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转卖兴贩，别有加饶，谓记白”。文字皆为反刻，由此推测这块铜版应是用来印刷广告的。1946年购于上海古玩店，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块“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广告青铜版既有店铺标记，又宣传了商品的质量和售卖方法，信息量大，是目前已知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出现商标的广告，也是我国有关商标与广告的珍贵历史文物。
此琴通长123.5厘米，桐木，通体髹黑漆，露朱色漆地。琴头宽而尾窄，头端有一拱形首岳，有七孔穿七弦，并弦纽坠七个，七弦至琴尾折向琴背，系于两个对称的木纳上，琴背腹有二长方音孔(称为龙池)。琴心内阴刻篆书“刘安世造”、“毛仲翁修”、“周鲁封重修”等字。腹面阴刻行书“混沌材”、“羲皇人已杳，留此混沌材，想是初开辟，声音妙化裁，完然一太璞，解愠阜民材，不凿庄生窍，古风尚在哉!”款署“会稽黄镇仲安跋于皖江”。又阴刻行书“晋制宋修，一翁”下有“夏伯子”阴文方印，夏伯子即夏莲居。刘安世(1048—1125)，字器之，为司马光、吕公著推荐，历官左谏议大夫、宝文阁侍制，后被蔡京所逐。著有《尽言集》。传世品，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琴为晋嵇康规制，宋代刘安世所造，迭经毛仲翁、周鲁封重修，后为夏莲居收藏，几经沧桑，仍音质悠扬，为罕见的传世宋琴，被历代学者、古琴学者所推崇，为久负盛名的佳品，国宝级文物。
此菩萨坐像高200厘米，头戴高花冠，面目清秀，神态安详，双目下视，似以无限悲悯的神情关注着人间。身披帔帛，帛带绕臂飘逸身边。胸饰璎珞，下着长裙，长裙色彩鲜艳，覆座垂地。裙腰结带，腰带饰宝珠花饰。菩萨右手持莲花，左腿下垂，足踏山石，极富生活情趣。这尊木雕观音菩萨坐像是美籍华人陈哲敬先生上个世纪在美国购得的，2005年由国家文物局收购回国，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尊彩绘木雕菩萨坐像雕刻技艺高超，衣饰精美，是国博古代佛造像艺术展厅中最大的一尊，虽年代久远仍可从中感知当时的雕刻工艺十分精美，为我国古代木雕造像的精品之作。
汝窑窑址在今河南宝丰，为北宋宫廷烧制瓷器，历年不久，即遭北宋末年金人南侵，南宋周辉已有汝器“近尤难得”之叹。汝窑为宋代名窑中传世品最少的一个品种，流传至今不足百件，主要有盘、碗、洗、盏托之类，器体一般较小。汝窑器以精美名贵著称，受皇室珍爱直至南宋。文献记载汝窑用玛瑙作釉的原料，其实玛瑙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而釉的主要成分也是二氧化硅。因此，玛瑙的加入对釉的性质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只能说明烧造宫廷用瓷之不惜工本。据不完全统计，传世汝窑约86件，大部分均为博物馆典藏，其中台北故宫博物院21件，北京故宫博物院17件，上海博物馆8件，英国戴维基金会7件，其他散藏于美、日等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约10件。此器高5.2厘米、口径16.7厘米、底径13.1厘米，圆口，直腹，平底。清宫旧藏，1958年故宫博物院调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件汝窑洗通体素面，内外均施釉，釉色淡雅柔和，为清宫旧藏珍品，为国内罕见的北宋汝瓷精品。
中兴四将指中国南宋时期四位著名南渡将领，有不同说法，一种说法是指岳飞、韩世忠、吴玠、刘光世，另一说法是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张俊，这一说法来自于宋朝刘松年所绘《中兴四将图》。四位将领均有王爵，岳飞追封鄂王，刘光世追封鄜王，韩世忠追封蕲王，张俊追封循王。此图纵26厘米，横90.4厘米，绢本设色，每像旁原有朱文榜题，已擦去。现存清代乾隆帝墨笔楷书重题，依次是“刘鄜王光世”、“韩蕲王世忠”、“张循王俊”、“岳鄂王飞”，旁边侍者的年龄和相貌各异，但都身姿挺健，表情恭谨而机敏，颇有军士风范。张、岳像之间上部有清乾隆四十九年御题七言律诗一首。清宫旧藏，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图人物比例准确，姿态自然，衣饰线描劲健流美，人物刻画，或威武或庄重，或深沉或平静，不同形象各具个性特点，堪称是中兴四将官方肖像画的最早版本，是南宋人物肖像画中的佳作，国宝级文物。
刘松年，南宋画家，钱塘（今浙江省杭州）人，居清波门，俗称“暗门”，因有“暗门刘”之称。淳熙年间为画院学生，其师张敦礼是李唐的学生，故画风与李唐一脉相承，而笔法俊秀，墨色亦显清淡，绍熙年间升至画院待诏，历经南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其画作有“院人中绝品”之名。工人物、山水、界画，是“南宋四家”中画风最为精致细微的一家。
宋代瓷器的质地、釉色、式样、产量都远远超过前代，钧窑、汝窑、哥窑、官窑、定窑被誉为当时的五大名窑。官窑是指由中央官府开设的窑场，专门烧制御用瓷器，其中有不少是仿古造型的陈设品。这件官窑贯耳瓶即仿自古代青铜投壶造型，高22.8厘米，口径8.3厘米，足径9.6厘米，直口阔腹，瓶侧筒状贯耳与足部两侧长方孔相对应，可以穿系绳带。清宫旧藏，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瓶端庄典雅，胎薄体轻，釉质肥厚光润如玉，开片如“蟹爪纹”，代表着南宋官窑当时青瓷的最高水平，是宋代瓷器中的珍品，国宝级文物。
此炉高8.8厘米，口径11.9厘米，足径9.2厘米，造型仿商周青铜礼器簋，“S”形轮廓线上收下凸，勾勒出端庄饱满的体态，两侧对称置鱼耳，下承圈足。炉的外观古朴典雅，通体施青灰色釉，釉面密布交织如网的“金丝铁线”，使素净的釉面富于韵律美。外底有6个圆形支烧钉痕。哥窑为宋五大名窑之一，但窑址至今没有定论，传世哥窑很少，多藏于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地。哥窑存世稀少，对于藏家来说异常珍贵，拥有一件稀世的宋哥窑瓷器足以傲视同侪。清宫旧藏，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炉釉色浑厚，造型庄重古朴，2013年被《国家人文历史》评为镇国之瓷器，其“金丝铁线”极富韵律美，是宋代哥窑瓷器中的名品，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哥窑瓷器精品，国宝级文物。
鸱吻也叫螭吻，由鸱尾演变而来，唐朝以前的鸱尾加上龙头和龙尾后逐渐演变为明朝以后的螭吻。这件绿釉鸱吻通高152厘米，底宽80厘米，外形呈龙头鱼尾，龙眼双目怒睁，龙头张口吞脊，形象威猛异常。身有鱼鳞，尾端分双叉似鱼尾。琉璃在北魏时已经发明，但在宋朝之前还未广泛使用，西夏陵园发现的房瓦、滴水、鸱吻、花砖等，很大一部分为琉璃。这些部件都是先用泥塑制作成模塑后，再用手工精心雕饰花纹成型，放入高温窑内烧制而成。在西夏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和《杂字》中，都将琉璃制品列入宝物词条，可见琉璃在当时建筑之珍贵位置，宋朝陵墓的建筑材料使用却比较广泛，足以说明西夏帝王对自己陵墓的高等级要求和皇家琉璃使用的状况。197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皇陵西碑亭遗址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件绿釉鸱吻表层施绿色琉璃釉，十分光滑，极富观赏价值，是目前国内出土最大的琉璃鸱吻，足以反映当时西夏王朝陵园建筑的宏大壮观，为极罕见珍贵之物。
元代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是青花瓷的烧制成功，在中国制瓷史上是划时代的成就，它的出现结束了宋代陶瓷“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取向，使传承百余年的中国制瓷业中的刻、划、印花等传统装饰技法迅速被彩绘所取代，彩绘瓷器也成为了市场上的主导产品，抢占了青、白瓷的绝对统治地位。此罐高29.5厘米，口径21厘米，底径18厘米，直口短颈，口径略大于底径，唇口稍厚，溜肩圆腹，造型丰满，端庄大方，主体纹饰为海水龙纹。两只游龙奔腾在汹涌的浪花之上，似在怒目追逐，又似在并驾齐驱，两部分纹饰浑然一体，相映成趣。2011年国家文物局文物调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罐釉质光润，笔触有力，使用优质的进口钴料所绘制，青花苍翠浓艳，饰以云龙纹的元青花瓷器在国内外博物馆藏品中非常稀有，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此图纵48厘米，横28厘米，纸本设色，写一仙居景致，平静的水面环绕着一段坡石，几株大树簇生其上，枝叶扶苏。树后一岸边空地上，树间茅舍掩映，屋后竹林茂密。远处高大山坡下，林木葱郁，相比而生。此图青绿设色绘江南初秋景色。远岫平林，山前溪水渚坡，坡上杂树五株，树后茅屋丛篁。此图是倪瓒内心寻求排遣与解脱的写照，画中自题的诗句更是道出了画家的隐居思想，是倪瓒的“自娱”与“适兴”之作。传世品，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图画法谨严，用笔圆润浑厚，略有董、巨遗法，整个画面弥散着幽静、清凉的气氛，笔墨沉实，赋形具体，是山水文化和隐逸文化二者结合的优秀作品，是倪瓒有年款作品中最早的一幅设色山水画，为画家中年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对研究倪瓒早期的绘画和书法有重要价值，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
倪瓒（1301—1374年），字元镇，号幼霞，别号云林子等，无锡（今属江苏省）人。工诗文，善画山水、竹石，长于书法，谙熟音律。其山水师法董源、荆浩、关仝、李成，加以发展，画法疏简，格调天真幽淡。画史将他与黄公望、吴镇、王蒙并称元四家。倪瓒是影响后世最大的元代画家，他简约、疏淡的山水画风是明清大师们追逐的对象，如董其昌、石涛等巨匠均引其为鼻祖。
梅瓶的形式是小口、短颈、丰肩、瘦底、圈足，因口小可插梅枝而得名。梅瓶在宋元时代甚多，元代景德镇的青花梅瓶很有特色，以后各代所造梅瓶种类增多，并且更为精致美观。此瓶通高41厘米，口径5.5厘米，足径12.2厘米，小口，短颈，丰肩，敛腹，圈足。盖呈铃式，宝珠形钮。通体青花纹饰，器肩部绘双勾仰覆如意云头纹，内绘折枝花卉纹，腹部绘竹石芭蕉纹，胫部绘双层莲瓣纹，内饰折枝花卉纹和忍冬纹。盖绘莲瓣纹和折枝花卉纹。这件青花竹石芭蕉纹梅瓶的烧制，为后世明代梅瓶的烧制，创造了一个可以依赖的标准。清宫旧藏，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器形体端庄，为永乐梅瓶的标准式样，青花发色幽艳，纹饰清新明快，绘制富有层次感，充分展现出永乐青花瓷典雅秀美的艺术风韵，为永乐青花瓷器中的佳品。
此钟通高83厘米、口径49厘米、厚2厘米、重77千克，钟体呈褐绿色，覆釜形，葵口；钟钮为双龙柄，钟肩表面浮印十二组云气如意纹，腹中部以云水波浪纹为母题，还铸有铭文、八卦、云雷等字纹；主纹饰上部环绕一周八卦纹，共五组，其中第二、四组各铸有“国泰民安”和“风调雨顺”铭文。铜钟下部铭文5组共54字行楷，每字1.8厘米，加标点为：“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回往平安吉祥如意者。”1981年福建省南平市采集，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钟形体古朴，饰纹优美，铸工精良，反映了明代高度发达、堪称一绝的冶铸生产技术，是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前为祈求平安铸造的铜钟，为研究郑和下西洋和海外交通史提供珍贵的实物资料，也是中外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此冠高5厘米，宽13厘米，冠体如一件覆扣的椭圆形钵盂。冠由圈、盖、檐和舌四部分组成，通体以卷叶形金丝焊接而成。冠底以金圈围成椭圆形，饰镂空金丝花纹，圈上覆椭圆形冠盖，中线处为两条拱形横筋，夹嵌9颗宝石，又有九条纵筋平均分布，与横筋一起形成冠盖的支架；冠圈前后左右各有一片檐，后檐接两舌，檐面、檐角和舌面、舌角都嵌有宝石。冠盖横筋左右底部各有一小孔，孔内各插金簪一枚，用于固定头发，簪头为伞形，錾刻花纹，簪柄压印“银作局嘉靖二十六年（1547）十月造金五钱”字样；冠盖前端中间亦留有一簪孔。1958年出土于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益庄王朱厚烨墓，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件金冠精美绝伦，其上对称镶嵌55颗各色宝石，交相辉映，金丝细如头发，编缀精妙，充分体现了明代金银工艺的高超技术，为当时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明成化年间，皇帝及万贵妃喜欢珍宝及精美器物，宫廷对瓷器需求猛增，制作精益求精。斗彩瓷是成化时期的精细之作。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五“成窑”记：“成化厂窑烧造者，土腻埴质尚薄，以五彩为上。”明人、清人在著书立说时将明成化斗彩瓷器统称为“五彩”。著名陶瓷鉴定家孙瀛洲先生评：“成化瓷器，胎质细腻纯白，白釉莹润如脂，彩色柔和，笔法流利，造型轻灵秀美，表里精致如一。” 成化官窑大器少见，器物有杯、盘、高足杯、碗、罐等，因此时饮酒品茗之风盛行，传世品多见杯类，此器为其代表作。此杯高4.9厘米，口径6厘米，足径2.7厘米，杯直口，深腹，圈足。外壁饰斗彩婴戏图，分为二组，一组为放风筝，一童奔跑拉拽风筝，一童在旁观望；另一组三童作斗草游戏，画面衬以流云、柱石、棕榈、芭蕉、青草等。外底青花双方框内书“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清宫旧藏，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杯轻灵秀巧，胎薄体轻，釉质肥腴，施彩清新典雅，画意清新，笔意纤柔，所绘婴戏纹饰为成化器中少见的题材，愈益珍贵，为斗彩器中的名品，为成化官窑瓷杯代表作。
五彩是以多种金属元素为着色剂料绘制的，是明清时期著名的彩瓷品种之一。五彩瓷始烧于明代宣德时期，嘉靖、万历时产量大，品种丰富，尤以嘉靖五彩瓷夙负盛名，素有“百件万历彩，不及一件嘉靖彩”的美誉。嘉靖五彩大件器物较多，有缸、罐、盘、花盆等。罐又有方形、圆形等式样。彩绘以色彩绚烂陆离，画意活泼自然取胜。此罐高46厘米，口径19.8厘米，底径24.8厘米，圆唇，短颈，丰肩，圆腹，腹以下渐收，内圈足。盖为天盖地式，宝珠形钮。通体以青花、枣红、娇绿、蜜黄等釉彩绘制的五彩鱼藻图，在荷花、水草、浮萍之间，游鱼或翻转嬉戏，或张嘴觅食，形肖神显，清澈的池水，茂盛的水草，欢畅的游鱼，展现出鱼水相融和怡静的自然风景。器辅以变形覆莲瓣纹、蕉叶纹、璎珞纹、八宝纹等，外底青花书“大明嘉靖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1955年北京市东郊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罐形体硕大，构图饱满，画法古拙，色彩明艳，富丽堂皇，是继元青花鱼藻纹大罐之后的又一类陶瓷杰作，为嘉靖五彩瓷中难得的精品。
定陵出土凤冠共四顶，其中，属于孝端皇后的两顶，分别为九龙九凤冠和六龙三凤冠，属于孝靖皇后的两顶分别为十二龙九凤冠和三龙二凤冠，分别出自四个随葬器物箱内，并各自储放在八角形朱漆匣内，现在陈列的凤冠都是经过修复的。这顶凤冠用漆竹扎成帽胎，以丝帛为面料，前部饰有9条金龙，口衔珠滴，下有8只点翠金凤，后部也有一金凤，共9龙9凤。龙用金丝堆累工艺焊接，呈镂空状，富有立体感；凤用翠鸟毛粘贴，色彩经久艳丽。后侧下部左右各饰点翠地嵌金龙珠滴三博鬓。1956年出土于北京市昌平区明十三陵万历皇帝定陵，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冠共嵌未经加工的天然红宝石100余粒，珍珠5000余颗，凤冠造型庄重，制作精美，其工艺有花丝、镶嵌、錾雕、点翠、穿系等，凤冠口衔珠宝串饰，金龙、翠凤、珠光宝气交相辉映，晶莹剔透，富丽堂皇，非一般工匠所能达到，反映了当时镶嵌工艺的最高水平，国宝级文物。
此图纵32厘米，横2182.6厘米，绢本设色，为明代嘉靖末年到万历前期佚名创作，所画的内容从北京西南芦沟桥附近起，经过郊区，经过北京城市，出北郊，直到居庸关附近为止。它描绘了明代京城各个阶层的人物和形形色色的社会景象。其中有农夫、工匠、行商座贾、士子艺文、医卜星相、官宦隶卒、边军内侍等等，也有平畴旷野、村庄集镇、城郭街市、庙宇桥梁、宫殿衙门、山川关隘。《皇都积胜图》上有明代翁正春在公元1609年所做的跋文：“侍御惟良史公得一缥素，题曰皇都积剩，持以示予，命为纪之”。传世品，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图上承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下启清人徐扬的《盛世滋生图》，在中国绘画史上及描绘广阔的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描绘人民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在16至17世纪间也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不朽杰作，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明代北京城市空间结构以及商业分布的清晰的历史场景，为人们再现中国明代的繁华景象，国宝级文物。
此瓶高24.2厘米，口径3.4厘米，足径7.8厘米，小口，短颈，丰肩，硕腹，玉璧形足。器施郎窑红釉。“郎窑”是指清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江西巡抚郎廷极督理景德镇窑务时所烧的瓷器。其中著名的仿宣德红釉而烧造的高温红釉称为“郎窑红”，其特点是釉色深艳，因似初凝的牛血一般猩红，故又称为“牛血红”。釉面光亮，开有纹片。因釉汁较厚，在高温下产生流淌，器口沿部釉层较薄，底部边缘釉汁垂流凝聚呈色较深，聚釉处呈滴珠状，却不下流，故有“脱口垂足郎不流”之说。郎窑红的烧制对窑室的气氛、温度等技术指数要求很高，完成一件成品非常困难。当时景德镇民谚有“若要穷，烧郎红”，故康熙郎窑红是清代红釉瓷中珍品。康熙郎窑红梅瓶十分罕见，故弥足珍贵。
海晏堂亦是圆明园中最著名的一处欧式园林景观，堂正楼朝西，上下各十一间，楼门左右有叠落式喷水槽，阶下为一大型喷水池，池左右呈“八”字形排列着我国十二生肖人身兽头铜像（圆明园兽首铜像）。此瓷尊高31.3厘米，口径25.1厘米，敞口，短颈，丰肩，鼓腹，腹下部内敛，肩颈之间雕贴一对白色的展翅剪尾燕子作为耳。外壁施霁青色釉，以金彩绘蕉叶、缠枝花卉等纹饰，近足部饰粉彩仰莲纹及联珠纹。外底有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款。此尊需多次入窑和施彩，制作集雕、贴、凸压之大成，工艺高超。霁青色象征河清，燕子与“晏”谐音，整件器物蕴含海晏河清，四海承平之意。圆明园旧藏，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器装饰技法丰富多样，绘画水平高超，器型制作精美，集中体现了乾隆时代瓷器制作特点。当年海晏堂内的实情实景后人已无从得见，此尊也愈加显得弥足珍贵。
此图卷全套共12卷，总长154.17米，描绘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的情景。这次南巡，历时112天，全程5800余里，乾隆共题写御制诗520余首，从中选出12首，“以御制诗意为图”，令宫廷画师徐扬依照前后次序分卷描绘。乾隆十六年，为了奉年届六旬的皇太后南下游赏，乾隆皇帝仿效圣祖康熙皇帝的南巡旧例，从北京出发，经德州，过运河，渡黄河，然后乘御舟沿运河南下，从瓜洲渡长江，经镇江、无锡、苏州、嘉兴、杭州而达绍兴，最后从绍兴回銮。全程五千八百余里，历时一百一十二天。《乾隆南巡图》有绢本和纸本两种，均为12卷，绢本已经散佚，现分藏于海内外不同的博物馆中。而纸本则完整地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1959年调拨给中国历史博物馆，现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该图卷以中国画的写实手法，将诗、书、画三者结合起来，诗中的画意，画外的诗情与书法家的艺术相互映照，熠熠生辉，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的书画珍品之一，国宝级文物。
徐扬（生卒年不详），江苏苏州人，清代画家，字云亭，家住阊门内专诸巷。工绘事，擅长人物、界画、花鸟草虫。画梅既苍劲又秀雅。乾隆十六年（1751）弘历南巡至苏州，进画，得以供奉内廷。受艾启蒙、贺清泰影响，写实功力益深。他于乾隆二十四年画出了《盛世滋生图》卷，而后又画出了著名巨作《乾隆南巡图》（共十二卷）等历史画卷。
此卷长808厘米、宽41厘米，纸本设色，是一幅描绘清朝乾隆年间(公元1736年－1795年)清军平定新疆境内准噶尔（达瓦齐）叛乱的历史画卷。清朝宫廷画家钱维城于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绘制《平定准噶尔图》卷，记录这次平叛的情景，描绘了沿途各族人民牵羊端酒慰劳平叛大军的画面，还记录了准噶尔部众几千人向清军投降的场景。图卷中阿玉锡夜斫达瓦齐大营是唯一的战斗场面，阿玉锡等三勇士率22骑，在深夜中，举刀策马大声呼喊着冲入敌宵，使上万叛军闻声崩溃，7000多人向清军大背投降。达瓦齐率2000余人逃往南疆，投奔乌什维吾尔族首领霍吉斯伯克，伯克将其擒获，解送清军大营。所示图片为“伊犁河”与“大营”的受降场面。清宫旧藏，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图卷描绘了清军与西北准噶尔部、回部叛乱势力的一场军事较量，以＂战争场面＂、＂献俘仪式＂、＂凯旋庆功＂三个主题展现了乾隆一统西北边疆的伟业，也是清朝确立准噶尔、回部归附大清的历史事实，并宣告清廷管理西北边疆的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见证，为清代纪实画的代表作。
钱维城（1720—1772），清朝官吏、画家，初名辛来，字宗磐，一字幼安，号纫庵、茶山，晚号稼轩，江苏武进人。乾隆十年状元，官至刑部侍郎，谥文敏。书法苏轼，初从陈书学画写意折枝花果，后学山水，经董邦达指导，遂成名手，供奉内廷，为画苑领袖。曾随乾隆帝在木兰围场狩猎，帝以神枪殪虎，命维城绘图刻石纪事。
十二生肖兽首铜像原为圆明园海晏堂外的喷泉的一部分，是清乾隆年间的红铜铸像。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火烧圆明园，兽首铜像开始流失海外。目前，牛、虎、猴、猪、马5件青铜兽首已收藏在保利艺术博物馆，鼠、兔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兽首最初被法国皮诺家族购得，2013年4月以其家族名义归还中国。十二生肖兽首铜像材料系专门为宫廷所炼制的合金铜，内含诸多贵重金属，与北京故宫、颐和园陈列的铜鹤等所用铜相同，颜色深沉，内蕴精光，历经风雨而不锈蚀，堪称一绝。由专门为皇帝服务的宫廷造办处工匠们精心制作的，铸工精整，表面还以精细的錾工刻划，像上动物绒毛等细微之处皆一凿一凿锻打而成，清晰逼真，鼻、眼、耳等重点部位及鼻上和颈部皱褶皆表现十分细腻，不见一丝马虎，展现出极高的工艺水准。圆明园旧藏，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十二生肖兽首铜像由中国宫廷匠师制造，而设计者是郎世宁等来自欧洲的艺术家，既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审美趣味，也融合了西方造型艺术的特点，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同时也象征了我们祖国当年的强盛。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为弥补八国联军掳走“明正统铜人”损失，清太医院仿明正统铜人重铸一具新铜人，我们称之为“光绪针灸铜人”。这尊针灸铜人以青铜铸造而成，高182厘米，含座架高203厘米，是一个体格健美的青年男子的形象，其上身袒裸，腰下佩带装饰，两臂自然下垂，赤足，立于长方形底座上，头顶上束有一小圆发髻，圆脸，大耳下垂，眉毛修长，略带羞涩的神态，给人以淳朴忠厚之感。“光绪针灸铜人”全身共标有357个白色穴名，无经络线。这尊针灸铜人铸成后置于太医院“铜神殿”，1925年移交故宫，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尊针灸铜人铸造工艺非常精湛，是仿照明正统针灸铜人而重新铸造的，是目前最高的针灸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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