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杨启云，四川三台人。生于1970年。主要从事小说、散文创作。《在梓州·寻踪杜甫》获《剑南文学》2014年度“道融民舟”杯散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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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天是星期天，厂里照例放假一天。中午在外面的小饭馆喝了两瓶啤酒，又找了个地方解决生理问题，一共花了一百多，有点心痛，但是习惯了。感觉还不错，就是那个女人有点假，明明看起来有三十岁了，还说自己二十一。不过三十岁有三十岁的好处，服务的时候明显要投入些。
还没有到厂门口，手机就响了，我以为又是主管叫我打麻将。主管和我是老乡，平常还是比较关照我的，就是喜欢找我打麻将，她们赢钱的感觉很好，可我输钱的感觉就不怎么好。不过四川人不打麻将，还真是不习惯。另外，主管她们也还比较耿直，打牌不做假，全靠手气，只是很奇怪，她们的手气总是比我好。愿意和他们打牌还有一个原因，她们总是说要给我介绍朋友，只是说了三四年了，都没有正式介绍一个，每次总是嘻嘻哈哈，像在打趣。不过我也有自知之明，三十多岁的离婚男人，当个机修工，每月挣两千多一点，还要寄一千块回老家，给年迈的父亲和读初中的女儿。
可是电话不是主管打的，是老家的座机。我的老家在涪城，是四川西北部丘陵地区的一个小县。号码很陌生，一个男人说这里是涪城县医院，你父亲病重住院。我有点不相信，可男人的声音很诚恳，而且他没有叫我汇款到某个账号，我又觉得不是骗局。我有些疑惑，问他，是谁把我父亲送医院的？能不能让我父亲接电话。那个男人说，这是医生办公室，你父亲在重症监护室。至于谁送的你父亲，我也不知道，你回来一问不就知道了。我挂了电话，还是害怕上当，给父亲的手机打电话，手机里提示对方已关机，这有点像他们平常说的电话诈骗，他们说现在的网络电话可以是任何号码。我想了想，毕竟涉及到自己的父亲，我就把电话打回去，据说这样就可以辨别电话的真伪。还是那个男人接的电话，他的声音不愠不火，他好像对我的心思摸得很透。他说，你不相信我吗？你父亲真的在这里。我有点心虚，觉得怀疑了他的好心，我给自己找了个借口。我说，我想问一下他的床位号，这样我一回来就直接去看他。医生迟疑了一下，给我报了个床位号，然后又说，你回来了最好先到医生办公室，我们先谈谈你父亲的情况。
我找主管请假，她很遗憾，说今天下午三缺一，又打不成麻将了。我说，四川人多得很，你随便找一个不就行了。她说，人不熟不想打，几个老牌友在一起打比较放心。我想，你手下这么多四川人，有啥不熟的，是不是我的钱好赢些。
主管说，你最多只有十三天假，超假一天要扣两百元，超过三天后算自动离职，这是厂里的规矩，我没办法更改。
我想，十三天就十三天吧，于是写了假条。临出门的时候，主管说，你回来。我回去，主管手里拿着两百元钱，她说，你爸爸病重，这钱你帮我买点东西看看他。我推辞了一会，主管很坚决。我感动得差点哭了。
听说十三在西方是个不吉利的数字，中国好像没有这种忌讳，可是，坐在火车上，我总有种感觉，父亲病重，我的假期偏偏是十三天，这回他是不是凶多吉少？
（2）
父亲住在县医院的分部，据说分部是2003年闹非典的时候专门修的，用来收治非典疑似病人，后来又用来收治禽流感疑似病人。从客运站坐四路公共汽车，出西门过涪江大桥，再上西山就到了。下车的时候，我有点茫然，看到四路公共汽车继续爬坡，很吃力，摇摇晃晃的。四路公共汽车方方正正，很旧，漆皮斑驳，补刷了很多灰膏子一类的东西，像一口还没有上黑漆的棺材。
父亲住在隔离病区。医院不大，分区清晰，所以我不怎么吃力就找到了医生办公室。一个脸看起来浮肿虚白的中年男人一边嘿嘿的窃笑，一边玩手机。他一看见我，顺手把手机放在桌上，然后一脸严肃地看着我，我赶紧说了来意。他说，他不是我父亲的主治医生，他马上打电话叫主治医生来。我知道他不是主治医生，那天电话里的男人声音和他差别很大。我在椅子上坐下来，很感激。我觉得老家医生的态度真好。
可是，主治医生过了很久都没有来，我不断看时间，每一分钟都过得很慢。十分钟，十五分钟。和一个陌生人呆在一起，我总觉得很别扭，好几次提出先到病房看看父亲，都被医生劝住了，他的理由很充分，每句话我都无法反驳，我也不善于和他交流，所以，只有坐在那里。医生很安定，我却很惶惑，不过他的安定也多多少少影响了我，我觉得，父亲病得很重，但是会好起来的。
今天很奇怪，好像都被“隔离”两个字吓着了，连病区的办公室都没有人愿意来。我和这个中年男人都沉默着，我不断地看手机上的时间，他没有玩手机，而是不断地翻看病例，我觉察到他也不自在。等了快半个小时，终于进来一个人，是个护士，虽然穿着白大褂，戴着护士帽，但一张脸看起来像精加工的艺术品，很妖娆。她眼睛只冲着医生，惊乍乍地叫：陈哥，你昨天手才顺哦，至少赢了五千吧！我终于知道这个男医生姓陈。陈医生扫她一眼，又冲我瞥了一眼。我心里很歉疚，有种偷窥了他人隐私的耻辱感，我趁着护士向我扫描的瞬间赶紧低下头，装着玩手机。我感觉到护士吐了吐舌头，冲陈医生很羞涩地笑了下，悄悄走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陈医生和护士完全不必如此，他们完全可以拿我当空气，就在我前上演点什么，我也无所谓。主管经常笑我没心没肺，啥事情都无所谓。我也不知道她的说法对不对，可是，我觉得一个人心里要是装太多东西，会很累的。我就是一个无能的小机修工，这辈子可能连个班长都混不上，何必把自己搞得很累呢。
现在，他们既然感觉我的存在，就是需要我存在，如果我继续表现为不存在，气氛就别扭了。
我说，医生，我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父亲是不是没救了？
陈医生又拿起电话，拨号，一边对我说，你别担心，我再催一下，应该马上就来了。
陈医生说得真准，他对着电话里哦了一声，就把电话挂了，然后站起身，说，来了。这时门口出现一个人影，然后鱼贯进来了四个男人。前面两个中年人穿着西服，身宽体阔，脸上横着些赘肉，长得很雷同。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因为被临时叫回医院，还没来得及穿工作服。后面两个年轻人我认得，他们是警察，他们穿着工作服，壮硕而矫健。
陈医生说，你们谈，我出去一下。前面那个穿西服的说，陈医生，你忙吧，谢谢你。我一听，知道他就是主治医生，那天在东莞接到的电话就是他打的。我站起来，说，你是我爸的主治医生吧，我爸怎么样了？后面那个穿西服的说，你是宋小光吧，这是宣传部的李部长。他比李部长年轻些。我忽然明白，我还是上当了，主治医生变成了李部长，我是被领导骗了。
我说，李部长？你不是医生吗？李部长说，我是用医院电话给你打的，但我没有说我是医生。我想，这不扯淡吗，等于你占着茅坑，却是去度假的。我说，我父亲呢？这么说他得重病也是假的咯？
李部长说，我们先坐下说。说着他就先在大办公桌旁边坐下，两个警察站在我旁边说，你坐。我虽然从不干坏事，但是怕警察，好像警察找上我，我就一定干了坏事，只是我自己忘记了，而警察帮我记着呢。他们往我面前一站，我就有种被山夹着的感觉。犹豫了一下，我只好坐下，他们也都围着这张长办公桌坐下，好像医生会诊一样。
李部长说，你父亲去世了。我愣了，但是他表情严肃，不像说笑，只是他声音平静，毫无悲戚之色，不像电影或者电视里演的，低沉、凝重。
我说，得什么病死的，这么快？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很奇怪，我的声音也很平静，就像电视里两个说假话的商人在背台词。
李部长说，他用做鞭炮的炸药把自己炸死的，具体情况这两位警察同志可以给你陈述，他们当时都在现场。
我父亲从前是南门鞭炮厂的工人，负责炒制鞭炮的炸药。李部长这么说，我就有点相信他已经死了。我看了看两位警察，年轻的警察正盯着我，目光冷得像把刀。我很奇怪，我的父亲死了，他连同情都不会，什么素质！我不想看他，就把目光移到别处。我觉得这件事想起来又有点像骗局了，警察是个疑点。可是，我们有什么值得他们骗的？
我对李部长说，我不相信，我父亲怎么会这么做，他是个老好人，沉默寡言，从来不招惹别人！
我记得初中的时候，学过一首歌，叫《北国之春》。等到我十七岁的时候，对其中几句，感触非常深：“家兄酷似老父亲，一对沉默寡言人，可曾闲来愁沽酒，偶尔相对饮几盅。”把其中的家兄换做我，是再贴切不过。父亲只有我一个孩子，那时母亲已经去世，我在一所三流的高中里混不下去，也只好辍学。父亲下岗，和我就近找些零工凑合着过。闲来愁沽酒，相对饮几盅，是我青春时期安静而幸福的回忆。
李部长沉默了片刻，说，那你先去看你父亲，我们再谈。
我在太平间见到了父亲，他应该被处理过，看上去表情平和，脸上的伤口被处理了，颧骨和额角有烤黑的痕迹还没有清洗掉。
我腿有点发软，这个结局来得太意外。父亲已经六十多岁，我知道他会死，甚至设想过很多次他会怎么死——这个话不敢对别人说，虽然是真话，但是可能被别人口水淹死。我虽然没心没肺，可也不傻。
他最好等我女儿参加工作了再死，那时，女儿大了，不但不要我照顾，爷爷的后事，她还可以去料理。而且最好是无疾而终，可以省去一大笔医院的费用。这样想不是因为我不孝，如果他病死，照顾他的过程太漫长而且痛苦，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而且，我没有钱，治病的费用会将我榨变形。
他现在算是无疾而终了，遂了我的一点心愿，可是，也给我带来了罪恶感——好像他的死，是我诅咒的。还有，女儿怎么办？以前还可以推给父亲，现在完全变成我的责任，无法逃避。
我没有多少悲伤，也没有多少愤怒——也没有愤怒的资格，但是，我很迷茫，很沮丧。所以我两眼无神，一脸呆相。
屋里很安静，我觉得这种安静不正常。我拼命想父亲的好，渐渐觉得悲伤起来，于是放开嗓子干嚎了几声——说老实话，电影里那些女人们的干嚎，都比我显得情真意切。年轻的警察厉声说：“哭什么哭！你父亲炸死四个人，他好歹还落了个全尸。”我一下就被吓着了。年长的警察拉了拉他说，算了，都难过。
我警觉起来：他们想干什么，怎么就像电影里上演的情节，一唱一合的？他们在编织谎言，是不是他们干了坏事，要我父亲来做替罪羊？善良而老实的父亲都被描述成了恶魔，他们会怎么对我？我必须找个借口离开。
我想先回家休息下，洗个澡，今天太累了。我抹抹眼泪，说。
回家？李部长说，这么剧烈的爆炸，你的家还会在吗？屋里的四个人全炸死了，屋外也有三个人受伤。拆迁办的于副主任，现在就住在旁边的病室里。不是因为他受伤，我也不会在这里。李部长用手往办公室的右边指了指，平静的脸上开始溢出愤怒。
看来他们不会让我走，我有点惊恐。看起来李部长就是拆迁的幕后人之一，他的愤怒又不像是伪装的。如果我的父亲真的不仅毁了自己的家，还毁了别人的家庭，他们会拿我怎么样？我忽然想起主管她们打麻将聊起网上关于强拆的故事。他们会拿我怎么样？我垂下头，真的害怕起来。
那位穿西服的工作人员或者是领导这时忽然推了推我，他手里不知怎么就多了一叠文件。他说，你看看这个。这是拆迁协议，本来该你父亲签的，现在必须由你签字了。
我楞了片刻，忽然明白，之所以觉得像演戏，是因为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让我们签拆迁协议。至于死了多少人，怎么死的人，只是拆迁工程的副产品。父亲毕竟要死，可是他的死，究竟是怎样的意外，不弄清楚，我怕别人会戳我脊梁骨，就是面前这几个人，一离开我，可能也会嘲笑：呵呵，这个傻货！父亲这一走，就此逼我学会照顾女儿，他们也不给我点说法，就要我签字。
我心中恼怒起来，胆气又一点一点回来。难道他们就无所畏惧？我不相信。我再无所谓，也不能就这样签了字。
李部长温和地说，这会不签也行。小武，他对那个年龄大一点的警察说，你带宋小光到你们公安局招待所住下，你的工作就是陪同他，并向他介绍事情的具体情况，协助我们做好善后工作。
（3）
他们对我还真好，食宿都免费。
我洗了个热水澡，没有换穿的衣服，没有办法，先凑合吧。从卫生间出来，武警官正在打电话，他说，女儿乖，爸爸上班挣钱呢，有了钱，明天才可以请你吃德克士哦。武警官一边打电话，一边瞥着我，以手示意我的床位。
武警官打完电话，说，我女儿打来的，她刚四岁。每天晚点回家，她都要打电话，她喜欢打电话。我笑笑，点点头，表示理解。我想，我也有个女儿，十四岁了，过春节的时候我见过她。
武警官说，你父亲不同意拆迁协议，他要两套房。拆迁办反复做工作，都没有达成协议。谁都不知道他准备了炸药，最后那次去的时候，我在屋外，他们进去没有说到几句话，爆炸就发生了。其实，我们应该想到他可能走极端，他好几次强调说，不同意他的方案，后果自负。但是没有人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大家觉得只有沟通、理解才能解决。
这就是武警官给我介绍的具体情况，并不比李部长的详细多少。我没有觉得它有什么用。睡觉吧，我想。
我拉开铺盖，对武警官说，我早点睡了，今天有点累。武警官体贴的说，好，好。真的累了，而且我也想无所谓，可是脑子里塞得闷闷的，又昏又胀。武警官更睡不着，他把电视开得很小声，但是我依然清楚地听到他不停换频道。
半夜里，忽然听见门外女声嘤嘤地哭泣，我打开门，门外月光如练，门边蜂窝煤炉子闪着暗红的光。母亲坐在煤炉旁边的一张矮凳上，埋着头，肩膀微微抽泣。父亲倚在院角桂花树下的一张水泥桌边，手里拿着一个小酒葫芦。他满面皱纹，头发反射着白光，一米六刚出头的个儿几乎缩成了一团。
我有点诧异，母亲不是去世多年了吗？我忽然间明白过来，原来母亲不是去世，只是离家出走，现在回来了。院角的桂花树长得很慢，母亲从乡下娘家挖来时我还是小孩，三十余年了，也不过大碗的碗口粗。父亲在树下用水泥做了张桌子，每到夏天的夜晚，晚饭、乘凉，都围坐在这张小桌边。可是，自从母亲离开，我们就从不在桌边吃饭、乘凉了。现在，母亲回来了，他也习惯性地坐在桂花树下了。
可是，父亲好像并不高兴，他举起酒葫芦，喝了一口。小酒葫芦是女儿的杰作，她四岁的时候，迷上《葫芦兄弟》，有一天从幼儿园带回两颗葫芦种子，种在院子另一角的花台里，后来成活一苗，结了十几个葫芦，最大的一个，父亲对剖开做了水瓢，最小的一个风干后，父亲和女儿清理干净，把暖壶塞削小，做成了个酒葫芦。父亲经常把一元七角钱一斤的散酒装一葫芦，有时候砸吧几口，一副爱不释手的样子。我虽然很不以为然，可是无法阻止爷孙俩干得兴致盎然，功成名就。女儿还选了一个最漂亮的葫芦，给了她妈妈，结果这一年，她妈妈就和葫芦一起离开了她。剩余的，女儿全送了人，送得欢天喜地的。
父亲举起酒葫芦，又喝了一口。他说，你一个女人家，见识浅，我当初给你说，把院子搭成棚子，拆的时候至少可以多赔三万。你老实，非要说政府会体谅我们，我们不赚昧心钱。可是，周围那么多人都搭了棚子。我都给儿子打了保票，说是能要到两套房子，现在呢，向谁要去？要是多赔三万，政府不给我两套房子，我也可以再买一套。都是你！
父亲又喝一口酒，说，我给儿子和孙女许下了承诺，你让我怎么去见他们。都是你！他渐渐愤怒起来，举起左手，一掌拍在桌子上，整个手臂齐肩断掉，断臂从桌面弹起，掉在地上，鲜血淋漓。他愤怒地说，都是你！
母亲依然埋着头，嘤嘤地哭泣。我大急，想冲出去，可是两腿沉重，竟无法迈步。背后脚步声响，女儿脸色惨白，长发遮住了半张瘦小的脸。我说，快去劝劝爷爷。她冷冷地望着我，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你快走开！我说，女儿，你怎么了，我是你爸！她说，你不是我爸，我爸还在楼上睡觉呢！她举起一个硕大的葫芦，恶狠狠地向我砸来。
我蓦然醒来，冷汗淋漓，心灰意冷。床对面的电视没有关机，正播放一部言情剧，一个美女在嘤嘤地哭泣。窗帘缝隙里透着城市明亮的灯光，对面高楼上霓虹闪烁，天空成为灰暗的背景，哪里找得到月亮的影子。
我瞪大眼躺在床上，想起不久前父亲给我打电话，说他要求政府给他两套房子，或者不要赔款，再给他一套商品房。他对我说，孙女和我住一套，你住一套，你总还要讨个老婆。你放心，这事情我能搞定。他在电话里安慰我。
我当时差点就哭了，我觉得愧对父亲。我先前娶了个老婆，孩子两岁多，她就和我谈，家里这么穷，不如我们两口子到沿海去打工。我不愿意，说起来还是城里人，像农民一样出门打工，面子上很难看。她哼了声，说你们还不如农民呢。我说，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得有人照顾。于是她就去了，结果过了两年，钱没拿回家多少，她自己倒成了别人的老婆。后来父亲说，我们这里确实太穷，工作也不好找，你到沿海去吧，孩子我带，我身体好，没问题。
现在，父亲为了让我再娶个老婆，想给我搞定一套房子，房子没到手，他却把自己搞掉了。
我惭愧得想给自己几耳光。我倒是什么都无所谓了，把麻烦都丢给父亲。父亲因我而死，我却觉得他的无疾而终让我少了照顾他的麻烦，还为添了照顾女儿而烦恼。我如此不肖，难怪女儿不认我了。梦里女儿的举动，是她内心真实的想法吗？我打了个寒战。
我努力想摒弃一切想法，大脑却变得清醒而繁杂，电视机里微弱的对话声、音乐声都变得聒噪而歇斯底里。
我从床上爬起来，想开门出去，我拉了下锁杆，没有打开门，再拉一下，还是没有反应，我才知道，门被钥匙反锁了。我回头望望武警官，他发出微微的鼾声，睡得正香。
说得好听点，我被他们控制起来了，他们会怎么对我？如果我不签字，他们会不会制造一个事故，让我从此消失？他们……不敢吧？
我只好关了电视，回到床上。我瞪着天花板，眼皮、鼻梁分外沉重，脑子里一片混乱，身上阵阵寒意袭来。也不知什么时候，我还是迷迷糊糊睡了过去。忽然间，看到主管站在厂门口，她背后的墙壁上，贴着一张硕大的公告。主管冷笑：你超假了，你已经被开除了。我看见公告上我的名字很大，白纸黑字，上面还用红笔画了一个勾。
我又被吓醒了，太阳已经射进屋里，四月的阳光，明亮而温柔。电视机里正在放新闻，武警官站在窗口打电话，他的声音压抑着愤怒：“你以为我不愿意回家住？昨天就给你说了，执行任务，这是工作！住什么宾馆，是公安局的招待所！还女人呢，你脑袋里一天在想什么，是和一个快四十岁的男人！昨天是说了回家，可是他不签字，我就得陪着他。女儿的生日，我知道，你带她到德克士去就行了嘛！晚上要是顺利的话，也许就回来了，到时候把你爸爸妈妈都请来，一起出去庆祝下嘛！好了好了，别烦了！”
他一挂电话，我就赶紧装睡。他走到我床边，站了会，我估计他在观察我。他走到自己床边，坐下，又站起来，走两步，又坐下，很快又站起来。他很烦躁，我能体会得到，很多时候，我也是这个样子。
可是，他这样我怎么能睡着，我只好打个哈欠，装着刚醒的样子，睁开眼。
武警官回头看着我，有点谄媚地说，老宋，醒了？我说，刚醒。他说，不好意思，刚才打电话把你吵醒的吧？老婆发脾气，说女儿今天生日，我早就说好要陪女儿过的，结果连人影都看不到。女人就是婆婆妈妈的，疑心又重，还怀疑我没回家过夜是不是有外遇了，你说，就我挣这几个死工资，还外遇，不是他妈的天方夜谭吗！
我咧嘴笑了笑，说，你们当警察的这么风光，你人又帅，有女人喜欢你多正常，也难怪你老婆怀疑你。
武警官有点不好意思，他辩解道：风光个屁，你说我一当警察的，要是像电影里写的那些刑警，那也的确风光。可我这样子，天天协助拆迁办工作，和老头老太磨嘴皮子，还要被大大小小的领导批评，都窝囊到家了，还风光。要不是好歹算个单位，真他妈不想干了。
我有点好奇，在我眼里警察从来都是指手画脚，威风凛凛，想不到武警官还要发牢骚。看来风光的背后也有苦楚，就像我们主管，表面看起来春风得意的，可有一次我看她在电话里吵了一架，然后躲在办公室里哭，也蛮凄惶的。所以，无所谓有时候真的有好处。
想到这，我嘿嘿嘿干笑了几声。
武警官可能觉得有点失言，他岔开话题说，昨晚没睡好吧？本来想让你多睡会儿，结果还是把你吵醒了。
我说，没事的，睡得还好。他说，那你洗个脸，早饭我刚才已经出去买回来了。
武警官的态度，又让我底气回来一点点，看起来是他们需要这份签字，是他们有求于我。我起码应该坚持搞清楚父亲的死因，并且拿到父亲要求的两套房，而不是按他们拟定的协议签字。
我捧了几捧冷水，把脸简单处理了下。镜子里，我眼皮浮肿，头发散乱，像上夜班熬得太久的样子。
他看着我吃饭，好像很无聊，就倒在自己的床上看电视。可是，他始终看不进去，不断地侧头看我。我知道他想谈点什么，两个比较陌生的人在一起，不说点什么显得不自在。可是我恰好和他相反，总觉得和陌生人找不到话题。况且我可以用吃饭掩饰尴尬，还可以用吃饭的时间把思绪捋一捋——虽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他的影子在面前晃。
过了几分钟，他还是忍不住开口说道，我真羡慕你们生在城里的人。一拆迁，房子有了，钱也有了。哪像我，工作了七八年，结婚买房子，把双方父母的家底都掏空，还得背着按揭，每个月生活捉襟见肘。
他又在发牢骚了，我想。可是，他怎么不想想，我们这种生活在城市却没有工作的人过的什么日子。
我说，生活在乡下的人，房子宽敞，还有地种，就是不出去打工挣钱，起码也有饭吃。
武警官说，现在的人，要想生活好一点，都得往城里走。可是，要想在城里生活，总得有套房子吧，很多人打工一辈子，却买不起一套房子。
我赞同他的说法，我在东莞打工这么多年，从来不敢想房子的事情。我说，像我，不仅在城市买不起房子，就是撵到乡下，也没有立锥之地。
武警官说，所以拆迁好啊，你们一家三口，可以得到一套七十多平米的房子，还有赔款，而且搬新房子前租房的费用都由政府出。多好的事情啊，和那些要靠自己买房子的人比，那就太幸福了。
这话听起来很有理。但是我总觉得哪儿有点不对，细细想了下，忽然醒悟过来：武警官真是个聪明人，他的话就是在为让我签协议做工作。这个话题避不开，既然说到拆迁上了，我也要据理力争。况且，我觉得他这样说，我们好像占了政府很多便宜，我父亲就成了个蛮不讲理的人了。
我说，我家原来的房子有差不多两百平米啊，一人一间卧室，都还有客房。现在我家三代人，住个两居室，怎么住啊？
武警官可能觉得我说得也有点道理，他迟疑了一下，不过他很快就有了自己的答案。他说，你们多出的面积是给你们算了钱的，可以自己再买一套吧。何况你平时也没有在家里住。
我说，我总得回来住啊。要真是赔的钱够再买一套，我爸早就签字了。
武警官说，怎么赔付，这也是政策。问题只能协商解决。你爸这么一干，事情就变麻烦了。
我说，他人都死了，还怕什么麻烦。
武警官说，这你就不知道了。被你爸炸死的其他三个人现在都摆在殡仪馆，家属索要巨额经济赔偿。我们现在都还没有告诉他们真相，只说他们是因公殉职。要是知道真相，能不来找你们吗？到时候，你们又怎么面对？
我有些不高兴，说，你这是在威胁我？
武警官表情平淡，对于我的不高兴，他不以为然。他说，我这也是说实话。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胳臂难道能拧过大腿么？这件事不管怎么说，传出去对你们不好，对南门外的开发也不利。退一步想，你父亲已经死了，多一套房子对你也没有什么价值了。让一点，对大家都有好处。所以，你们要理解政府开发的难处，政府也体谅你们现在的困境，尽量平息这次事端。
我说，你们拆迁补偿不公平，我父亲这是用生命在抗争，他的死，你们有责任。
武警官脸色有点变化不定。隔了片刻，他显得很坦诚的说，可能我的话伤害了你，可是，你爸真是太固执。说实话，南门外破破烂烂，早该拆了，谁愿意住那？真到拆了，有些人就把它做筹码了。你别在意，我说话比较直，我也不是说你爸就是这种人。
我说，你说下去，别在意我。
你知道，拆迁总是有不愿意的，有很多要讨价还价的。
我说，就是网络上说的钉子户嘛。
武警官笑了笑，说，一般是用这个名称。
他咽了口唾沫，接着说，后来，通过做工作，陆续都搬走了，就剩你们一户。你爸爸太固执，拆迁办的于主任鞋都跑烂了，你爸就是不签字。于主任是个好人，他心肠软，跟开发商协商过，也跟上级领导汇报过你们人虽不多，却三世同堂的现状。几次我都在现场。但是，他挨了批评：无原则的善良，组织性太差。如果你们开了先例，人人都以你们的方式来操作，南门外的开发还怎么进行？所以，于主任就反复做你父亲的工作。结果你父亲还是走了极端。就算是拆迁补偿不公平，或者是我们的工作还有没有做到家的地方，也不能这样走极端，一下子炸死四个，这个代价也太大了。另外三位死者家属的心情，可能比你们还难受。
我有点反感，话说到最后，总是他们做了多少工作，我父亲有多固执、多极端。武警官的话，有威胁的味道。我细细的回顾了从昨天到今天他们的谈话，关于父亲的死因，看不出什么漏洞，基本上能够确定是他制造了爆炸事故。我上初一的时候，惹了南门外三个小流氓，他们打上门来，那时，我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平常看起比较憨。可是，那天，父亲拿了一把菜刀，吓得三个小流氓抱头鼠窜。如果逼急了，父亲是可能爆发的，我相信。
可是这样一来，不管是政府拿着文件来强制执行，还是死者家属来闹，他们都有理由，我一个都应付不了。父亲毕竟害死了三个人，我虽然不愿意接受威胁，却也没有底气反抗。
可是，他的威胁也有道理。我闭上嘴。
窗外车马喧闹，室内只有我咀嚼油条的嘎吱声，武警官无可奈何，拿起遥控板，把电视机声音放得很大。
我忽然发现这场针锋相对的谈话，冗长、飘渺、无聊，又没有结果。这不过是两个代理人的喋喋不休，如此的索然无味。
吃完饭，我也靠着床头看电视，时间只能这么一分一秒地打发过去。其实我觉得自己应该思考一下这件事，可是，思绪飘忽，总是不能停留在一处，电视里放些什么，也一点不知道。
（4）
窗外阳光明亮，屋里充斥着一股尘土的腥气。武警官情绪低沉，他把频道不停地换来换去。我懒得理他，反正我也不想关心电视里到底放了些什么。后来，他臭骂了电视台和编剧一顿，就站在窗台前，死盯着街上，偶尔把手机摸出来看，我不知道他是在等电话还是看时间，也许是等着女儿给他打电话吧。何苦这样折磨自己，你给女儿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我忽然想笑，呵呵，有老婆的人真是糟糕。他都不敢主动打个电话，就是害怕挨老婆的骂。
可是，他老是站在窗边，就像镶嵌在窗玻璃上厚重的阴影，时间一长，我就觉得屋里有点冷。
我难过起来，武警官的女儿真幸福，天天在一起，她的父亲还这样牵挂她。可是我的女儿呢，她好像总是弱不禁风，脸上挂着谦卑的笑。每次打电话，我都想给她多说点什么，但是，我说不出，总觉得有些话说不出口，有些话不如不说。我喜欢听她说，她的话却越来越少，后来几乎像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现在，对她来说，最亲近的爷爷也死了，她该怎样面对？我真想给自己一耳光。我一直就是一个父亲，除了给女儿生活费，我还给了她什么？我要真的有个什么意外，女儿活在这个世界上，该怎样的孤苦伶仃！
电视里已经在播“新闻三十分”了，武警官不知什么时候又坐回床边，他眼睛盯着电视，却看得心不在焉，他也没有说该吃午饭了。我刚吃不久，倒是没有觉得饿，可他在我醒来之前就已经吃了早饭，现在这样，想必是没有胃口。
我忽然觉得很无聊，两个父亲被困在这里，被人控制着玩一场欲望游戏。武警官算是个好人，我以前见到的警察总是喜欢呵斥，令人害怕，他和我虽然立场不同，但是有耐心、讲道理。而且，他是一个对女儿负责任的父亲，这点令我感动。他不能带女儿过生日，我成了障碍。
武警官的话是有道理的，胳膊拧不过大腿，以我个人的力量怎么能耗过政府呢，明天武警官累了，他们可以换个张警官或者李警官来。我还年轻，不愿意出意外。我该弥补女儿，希望和她尽量高兴地活下去。父亲，对不起了，我就再无所谓一次，他们需要我在协议上签字，签就签吧。
“我父亲的事情，你们准备怎么善后，如果不刻薄的话，我可以考虑把协议签了。”我对武警官说。
武警官一听，就像在黑暗中忽然见到了曙光，但他很快就用冷静掩盖了惊喜，平静地说，拆迁协议只能按原有的方案执行。你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对这件事的后续处理不追问，也不向任何人透露拆迁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对外只能宣称你爸是病死的。然后由政府出面安抚其他死亡人员的家属，民政局负责全权处理你父亲的后事，殡仪馆你都可以暂时不去，骨灰盒寄放在那，你以后再去取，免得和其他家属碰上面。
我衡量了一下，这样做有点对不起父亲，但是很省事。
武警官以为我在犹豫，又说：其实，换个角度说，房子被炸毁了，相当于你父亲自己拆了，他的行为，就是表示同意。你签字，只是为了使手续完备。
武警官可能是为了给我释疑，表示他们的诚意或者单纯是为了我好，催促我果断签字。我知道他急于回家给他女儿过生日。可是，我也不是傻子，如果真的像他说的，签个字只是为了完善手续，有必要让我和他都丧失自由？
他的话令我有点反感，我想，你为了急着回去陪女儿，说话也不怕欠考虑。我几个月没有见到女儿，你们为什么不先安排我见见她？我又想起梦里女儿卡白的脸，心里发疼。
我没有接武警官递过来的笔和协议。我说，我想先去看看我女儿。
武警官为难地说，领导安排了，在你没有签字前，不能去见你女儿。你签了字，马上就可以离开这里，想去哪里都行，何必急在这一刻呢。
先前对他的好感一点一点消失，我忽然固执起来，说，你今天晚上不想回去给女儿过生日吗？
武警官顺手把协议和笔放在床上，摸出电话，说，我给领导请示一下。
来到街上，就像身上忽然解了副锁甲，不但轻松，还多了些暖意。已到暮春，城外的花香阵阵席卷而来，街上的美女打扮得花枝招展。我很久没有在这个季节回过老家了，真不知我们小小的县城，美女们居然也这么时尚、养眼。看到她们，我觉得一扫身上的晦气，自己也有点春意盎然了。
武警官带着我很快就到了女儿的学校。校门高大而华丽，又透着庄严，金光闪闪的“涪城县第一初级中学校”龙飞凤舞，既让我自惭形秽，又因为女儿的就读而骄傲。
可是，保安不给我骄傲的机会，武警官的解释也没有说服他，只好好脾气地拿出证件。证件改变了一切，它让原本需要的等待变成了保安直接给女儿的班主任打电话。
一出楼梯口，女儿看见我，她显然有点惊诧。她穿得很单薄，身子瘦小，脸就像一颗没长饱满的瓜子，眼睛显得特别大。我有点心酸，还好，她的眼睛里面没有陌生与恐惧。
爸，你回来了。她叫得有点小心翼翼。
是啊，回来看看你，你在学校过得还好吧？我笑笑，问她。
还可以。她说，眼神有些躲闪。显然，她知道些什么。我上去攀着她的肩，她差不多快和我一样高了。
爸爸，爷爷的事情，我都知道了。我们班有不住校的同学，他们在网上看到的。女儿小声说。
我说，你在学校安心学习，吃好一点。爸爸周末来接你。爸爸想好了，从现在起，一定要陪着你一起长大。爸爸本该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可是，我把责任都推给了爷爷，他太辛苦，太紧张了，所以，他走到绝路上去了。我们要好好活，要快乐。
我很震惊，一直以为自己不会说这样的话，可是，今天说得这样流畅。说到这，我还是说不下去了，我害怕自己的声音哽咽，这几句说完，我也不知道该继续说什么或者怎么做，毕竟是第一次，我还不适应。
我说，娟儿，你回去上课，爸爸还要去处理点事情。
女儿点点头，忽然抱住我说，爸爸，你也要保重。我有点不适应，但是眼泪却很不争气地流出来了。
回来的时候，虽然只有三四个街口，可是武警官很着急，他坚持拦了一辆出租车。我虽然觉得太浪费，但是，坚持明显是没有用的，我就懒得说了。
回到招待所，我签好字，正准备将协议递给武警官，忽然想起一件事情，就问他：我可不可以继续住在这儿？武警官楞了下，说，可以吧，只是需要自己给钱。不过你放心，这里的房费还是比较便宜的。他补充说。我叹了口气，还是把协议递给他。
看到武警官兴冲冲地离去，我忽然就变得无所事事。房间里空空荡荡，这时候才觉得自己如此孤单，如此无聊。我自由了，现在这自由却显得浪费。
夜色一点一点吞噬空间，灯光一点一点夺回来。我像做了一场梦，忽然醒过来。我这时候才清楚地知道，父亲死了，他的所有努力都终结在起点，我成了终结者。
就算这是一场宿命。
（5）
一觉醒来，外面大街上人声鼎沸。一看时间，已经是上午十一点了，我睡了差不多十四个小时，睡得像一头死猪，而且连梦都没有做一个。电视机里一个肥胖的女人正在手里拿着一瓶药，一转眼工夫，她就变成了一个面目似是而非的苗条女人，又年轻又漂亮。床头柜上，昨晚买回的卤肉还剩一小半，一瓶丰谷老窖也还有半瓶。看着瓶里的酒，罪恶感油然而生。父亲嗜酒，常常喝着两三元的散酒。我想，我应该到南门外去看看他。
我提着半瓶酒，可能是样子独特，一路上路人的目光像针似地刺在我后背上。
南门外一片废墟，灰黑色的破砖烂瓦，黑色的断壁残垣，丢弃的杂物，一片颓败。远处黄豆河边的菜花渐开渐败，也还风韵犹存。
我家的老屋也成了废墟，烂板凳烂桌子，砸烂的铁锅、菜板，陈旧的衣物——父亲的、我的、女儿的，都隐现在破砖烂瓦中，没有断掉的檩子、椽子，在废墟上横七竖八地交错着。这是父亲的战场，他把它变成了废墟。这也是他和我的家。我的胸发闷，喘不过气来。
土黄色的反光晃了我的眼，一扇破夹墙下，父亲的小酒葫芦半掩半露，葫芦中间系着一段红布，很像女儿读小学时候的红领巾。我扒拉出来，红色灰暗，葫芦的土黄有反复摩挲的明亮。
很疲惫，我觉得自己就像小时候刚刚经历一场高烧，浑身无力，嘴里散发着苦涩而腐败的气息。我才明白，虽然无数次想到过父亲的死，现在，真正体会到父亲已经去世，心里还是悲伤的，并不是可以没心没肺，可以无所谓。
我吹了吹葫芦口上的尘土，把手里的半瓶酒小心翼翼地灌进去，刚刚一葫芦。
爸，感谢你。我把葫芦放在地上，对着废墟说。
你死了，我和女儿住个两居室也够了。我对不起你，我为了自己省事，向他们妥协了。我太软弱，可我不能把自己也逼上绝路。你一定能理解。
这个酒，就算我给你赔罪了，你在那边好好过。我拿起酒葫芦，把酒轻轻洒在废墟上。
可是，按照我们当地的习俗，祭奠应该有草纸和香、蜡，我怎么就忘了呢，我扭身向四周望望，想看看就近有没有小店铺。
我看到一个男人背着个包，正穿越废墟，径直朝我走来，走得理直气壮，器宇轩昂。我估摸着是死难者的家属，心里害怕起来，慌忙把葫芦里的酒倒光，站起来就走。
进了南门，我扭头向后瞟了一眼，顿时紧张起来，这个男人居然不声不响地跟在我身后。又走了几个街口，这人还在我身后，我想跑又不敢跑，干脆横下心，站在街边一颗小叶榕树脚下，等他过来。那人果然跟过来了，他说他是记者，想跟我聊聊。我松了口气。他带着我熟门熟路地进了一家茶楼，我想他在这个小城一定已经潜伏多日。
我们开了个雅间，屋里有一张机麻，四把皮椅。老板娘泡了两杯茶，就带上门走了。我觉得有点好笑，我居然坐在一张麻将桌边和陌生人聊天。记者熟练地点击电脑，然后转给我看。他已经连接到网上了，网页上是一组照片。
第一张照片，一大片废墟，中间孤零零地矗立着一小栋二层的木楼，二楼的板壁已经悬空。背后是黄豆河对岸的油菜花，金黄一片，在照片上亮得刺眼。一楼正门前的空地上，两辆警车和两辆轿车像四只地虱，而一辆伸展长臂的挖掘机像一只巨大的屎壳郎。废墟破败，矗立的孤楼不仅破败，还固执、孤独、决绝。它像一枚巨大的木钉。我想，这就叫钉子户吧。第二张与第一张的差别是，四面墙壁正向外喷射，车旁有人向外奔跑。第三张没有了车辆，一楼四面立壁上只有熏黑的木柱木支架，而在篾编上糊着黄泥的扇架全没有了。确实是南门外，也像我家房子的位置，可是我感觉不到，因为我的家再破败，也有温馨。
我对记者说，你们用电脑合成的吧？
记者嗤的一声冷哼：我们才不会这么无聊呢！要不是这组照片，谁会知道真相？任何一个影响政府形象的事件，他们都会尽力遮掩，而我们都会尽力找出真相。他拖出图片下的文字，说，你看看，这是我们千辛万苦采访得到的真相。你父亲在一个月前被人打了，断了一根肋骨，腿瘸了差不多半个月，你知道吗？我有点羞愧，说，不知道。我想，父亲的尸体盖着的，我不知道他胸腔里的真相，他再不会起来走几步，我也不知道他瘸腿的真相。我想，既然已经决定把这件事情画一个句号，又何必知道这些，如果是真的，只是给自己添堵。如果因此还去安慰父亲，不过是让他的灵魂再痛一次。
记者鄙夷地说，你当然不知道。每个南门外的人都知道，是开发商雇人打了他，就因为他是钉子户。你父亲找了派出所，找了政府，他们都不知道，没有线索，没有证据。
我辩解道，既然没有线索，没有证据，你的推测就不一定是真相。我和政府的人打过交道，他们对我挺好的，也讲道理。
记者哈哈大笑，说，对付你这种水平的，还要什么复杂手段吗？可能准备的方案，连半套都没用完，就把你收拾下来了。
我有点恼怒，说，不要因为自己是坏心眼，就觉得别人都是坏心眼。
记者说，说得好说得好，可是也不能因为自己是老实人就觉得天下人都老实，也不能因为自己是笨蛋就以为天下人都是笨蛋。
我怫然不悦，骂人的话我还是听得懂。
记者看我起身想走，赶紧赔笑：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他叹口气又说，你这个人太耿直，看来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他点开一个链接，说，你再看这个，如果不是这个男人，你父亲就会以一个爆炸犯的身份入土。是这个人，偶然拍下了刚才强拆和爆炸的场面，然后他传给一个叫做“情系故土”的网友，被这个人转发到网上，你父亲才被还原成强拆的受害者。可是，这个人却失去了自由，还面临着被开除公职。
他说的应该是真的。我一直觉得父亲性格内向、老实，不会干出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可是，老话说，兔子憋急了都要咬人。我的目光越过老房子周围的几辆车，仿佛看见了父亲就像我十二岁那年的样子，他手里握着一把菜刀，对几个欺上门来的小流氓说，滚出去，不然我对你们不客气。二十余年被我和父亲都完全遗忘的情景，再次重现，父亲指着摇摇欲坠的屋门说，出去，不然我对你们不客气。可是，一群五大三粗的汉子是不会把一个干瘪瘦小的老头子的威胁当回事，这是一个笑料而已：哈哈，不客气，你能怎么个不客气法！父亲像一只绝望的老母鸡，他以为守着的是一只能孵小鸡的蛋。硝烟四起，一切成为悲剧。
这样看来，言之凿凿大义凛然的李部长也骗了我。他隐瞒了父亲死亡最重要的原因，他为了不让我回家，将爆炸之后，我家依然矗立的房屋，夷平了。我记得有一次输了钱，在麻将桌上高谈《倚天屠龙记》中殷素素的说过的话——这个世界上女人最会骗人了。主管曾经嗤我没见识，她说，你们男人才最会骗人，你们的高明之处在于一百句话可能九十九句都是真的，只有最关键那一句是假的。现在看来，主管看起来比我年轻，真的比我有见识。
可是，我愤怒不起来，有什么办法呢，就算这是真相，就算我知道了真相，又能怎么样？我不想再退回去，事情本来已经变得简单到我和女儿相依为命了，又何必再去揭开那些累人的谜底，让自己沉重起来。我没有这个精力。就就让父亲的死，成为一个遥远而迷离的传说。
记者说，我们有义务让你知道真相，我们也想了解你知道真相后的感受。我们需要追踪报道。我们需要正义的力量，我们要声援那个人，让他获得自由。
可是正义和真相，能保证我们不再出什么事情，能保证我的工作稳定，能保证我女儿可以健康快乐的生活下去吗？我不相信。
我说，你们走吧，我不想知道什么真相。
记者柔声说，你不能逃避。我恼怒起来，喝道，你们走吧，别惹我！记者说，你真软弱，连生气都有气无力。他打开相机，咔咔咔咔拍了几张照片，说，这也是你的真相。
（6）
走到街上，冥色初上，华灯绽放，汽车逐渐在街道中形成光的海洋。我举目四顾，一片茫然，竟然不知自己置身于哪条街道，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才能回到歇脚的地方。曾经长大的地方，现在如此陌生。
我成了故乡的一棵浮萍。我试图在人群中寻找一张熟悉的脸，哪怕是李部长，或者武警官，甚至于那个呵斥我的小警察。哪怕对着他们陌生的眼神咧嘴一笑，我也会觉得心里踏实。
没有睡意，也不觉得饥饿。我只想看到一张不陌生的面孔，和一个熟悉的声音说说话。
走了半响，还是不知在哪条街，手机的铃声响了，拿出来一看，是移动公司发来的短消息，说是四川移动欢迎你来到涪城。我觉得滑稽，我回来两天了，它们居然现在欢迎我。
我对着手机傻笑了几声，才明白，原来我在东莞是四川人，我回到家乡，又成了东莞的。我的熟人都在东莞，我想和她们说说话。我打开电话，给主管拨过去，我觉得她们现在就是我的亲人。
厂里又在加班。主管说，你娃娃不好生照顾你父亲，打电话回来关心厂里上班没有，怕扣你工资啊？没关系，再怎么说也是老乡，就是超几天假，我也会帮你想办法。
主管就是这样子，明明比我还小几岁，总喜欢装出一副大姐姐关照小弟弟的样子。只是她的诚意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我说，我父亲不需要我照顾了。
主管语气里满是喜悦：他这么快就好了？
我说，他好不了，永远都好不了了。
我本来觉得现在一切都已过去，可是，一说到父亲，我没来由的声音就哽咽了。
主管沉默了一会，说，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又有点无所谓的口气了。我说，和女儿相依为命吧，能怎么办。
主管生气了，她说，你还是个男人吗？你还是个父亲吗？你不要老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你现在要对你女儿负责。
我说，我这年纪了，要在涪城找个稍好点的工作，肯定是不行了。可是，女儿在这边读书，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先看看吧。
电话里沉默了一会，显然她也觉得这是个问题。不过她确实是比我果断而冷静，很快她就打破沉默，说，我觉得你带女儿到东莞来好些，一来是你工作比较稳定，二来我们几个女的还可以帮你照看下，你一个男人家有些事情毕竟没有那么方便。公司副总是本地人，办事方便，我请他给你女儿联系个学校，应该没有问题。
我有点意外，一直以为主管就是一个麻友，喜欢赢我的钱，或者就是一个不能得罪的领导而已。可是，关键时候她能够主动解我困厄。看来我平常真是多了点小人之心。
主管说，行不行你说个话嘛！
我说，行行行，怎么不行呢。可是，我该怎么感谢你？
主管说，少说空话！把女儿带好，学校一联系好我就通知你。
挂断电话，我看到面前灯火璀璨，不知不觉又走到了女儿学校门口。几幢教学楼透着柔和而明亮的光，这个夜晚有了春天的温润和煦。看不到学生的身影，但我知道，女儿一定坐在某盏明亮的灯下。希望她这一刻是快乐无忧的；希望她能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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