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宏宇
一说“水泊梁山”，十有八九的国人会在脑子里弹出《水浒传》或“水浒”。
需要说明的是，《水浒传》是讲了水泊梁山的故事，但并非只有《水浒传》才讲了水泊梁山的故事。其实，水泊梁山的故事，在施耐庵写《水浒传》之前，就已有留传。就好像《西游记》在故事上也不是完全的“原创”，早在其成书之前很久（怎么也得几百年吧），神猴闹天宫和唐僧取经的故事，就有留传了。
除了《水浒传》或者“水浒”，提起“水泊梁山”，第二个反应会是什么？第三个呢？
在笔者所属的这代人以及再早两三个“十年代际”的很多人的印象里，最多也就是到“第三波”就会反应出对于“八零后”及更年轻的人们来讲些许陌生的四个字——农民起义。
在我们最开始“得知”水泊梁山的那个时候，上世纪七十年代，水泊梁山是被定义成一场“农民起义”的。当然，这个定义的基础上，还有个类似结论的说法：水泊梁山是一场被以宋江为代表的“投降派”葬送的农民起义。
读到这类定义、结论的时候，我、我们，深信不疑，在其实什么都还不懂的年岁。
后来，知道得多些、又多些了，好歹也算“懂”了一点点。不用多，就一点点，也就特别清晰地发现，被自己当初的深信不疑骗了（不敢说被其他什么骗了）——什么农民起义，太不靠谱了！
（一）关于“农民起义”的认识悖论
什么是农民起义？
某种意义上说，农民起义，是我们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独有概念。在这个概念中，核心的是“起义”，加上“定语”——农民。
起义，众所周知，在汉语里，是褒义词，多指正义的、最少也是带有明显正义色彩的对抗现时的、“反动”的统治者及其阶层（或说“阶级”）的暴力活动，具有革命的先进性。
农民，被新建立的共和国定义为推翻旧有的反动制度及其代理人和阶级的最主流群体，是最大比例代表“人民”的一个阶级。这个定义，适用于截至本世纪初、上溯到最晚公元前三世纪后页的两千多年民族史。
两厢合并，农民起义，特别是1921年上溯至公元前三世纪后页的两千多年间的农民起义，都是“革命性”、“准革命性”、“趋近于革命”的积极事件。
可是，历史，最晚起始于公元前三世纪后页，直至1921年，两千多年的历史，同时告诉我们，不管是不是“农民”，也不管算不算“起义”，那个期间所有以对抗、推翻既有统治阶层为目标的暴力运动，都只有两种结果：
其一，推翻一个旧王朝，建立一个新王朝。
其二，没能推翻什么，自己被剿杀了。有的存在被“投降派”葬送的因素，有的却未见得存在什么投降派，或者莫须有存在的投降派，并没有把谁“葬送”的能耐，但还是失败了。
按照“革命必然胜利”的政治理念，那些古往今来失败的农民起义（几乎没有其他结果的特例），是否在“革命性”方面该被质疑？
按照“革命的先进性”理解，那些推翻一个旧王朝、建立一个新王朝的“胜利”，不管主体是不是“农民”，也不管到底算不算“起义”，岂非都是“原地踏步”，谈不上“先进”？
我们这代人被教知的“历史”和“政治”，大体上这样解释上述两方面疑问的：中国的封建社会，漫长而严酷，以皇帝为最高代表的地主阶级，势力强大，附庸众多；历次农民起义，虽然大多风起云涌，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最终被反动势力及其走狗（那时代，“走狗”是古今通用的热门词汇）瓦解甚至利用，从而导致失败；侥幸没失败的个别特例，也因为其“历史局限性”，被新旧反动势力利用，而终究没能完成推动历史车轮向前的使命……
大概齐就是这样吧，记得不是太清楚，毕竟是很久之前“学到”的了。
上述“教育”似乎是想告诉我们：农民起义，理论上存在“先进”的“革命胜利”的可能。理论上成立，但实际……怎么说，似乎是——遗憾吧。不然还会是什么呢？
后来，没过多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那些“理论上”和“遗憾”，就黑不提白不提了。可不是吗，实践证明，“理论上”的，都没发生，“遗憾”成了“检验”的单一性材料。也似乎，同步地，农民起义这个词儿，出现的频率就大大降低了。但到底，也没谁说历史上哪场“反社会”的暴力运动不算“农民起义”，更没谁明确讲，水泊梁山，到底还算不算农民起义。
当然，关于农民起义的认识悖论，也就是前面说的那两类情况是否存在“历史必然性”或者偏巧了就是那么那么的“遗憾”，也没人提了。至少，几十年来，未见诸任何正式的、权威的，提及，更毋论“结论”。
（二）水泊梁山根本不是农民起义
尽管存在“认识悖论”，但，就算是笔者这样的“大叔”辈抬杠的执拗吧，农民起义，作为一个历史学概念，既然没被权威地、公开地、不容置疑或说不计后果地宣示“错误”或“不存在”或“取消”，就应该还是存在的。甚至，也还是“成立”的。即：所谓“农民起义”，是指历史上由农民领导或作为最主要组成力量的、对抗既有制度及其代表阶层的、具有正义感和革命性的暴力活动。
假设，这可以算是对“农民起义”的“定义性描述”（不敢说是“定义”，没那资格），那么，可以十分、十二分肯定地说：水泊梁山那些事儿，无论是民间传说的水泊梁山故事，还是施耐庵撰写的《水浒传》所描述的事件，都肯定不属于农民起义！因为：
第一，那一场，从头到尾，都跟“起义”一毛钱关系没有！充其量只是在某些阶段呈现出“造反”的特征。“造反”而已。“造反”跟“起义”，应该还是有区别的吧。
第二，不管是“造反”还是“起义”，那一场，从头到尾，主要的参与者、真正的决策者，都不是“农民”！甚至，基本上都跟“农民”不沾边儿。个别沾边儿的，却竟恰是“农民”的“阶级对立面”，即“地主”！
宋江家是地主，宋江本人是官吏。
宋江的前任晁盖，是“庄主”，实际也就等于是地主，而且还是有“乡团武装”的那种，某种意义上，按照二十世纪的概念，都可以算成“恶霸地主”。
晁盖的前任，白衣秀士王伦，落地举子。没说有没有过当农民的经历。但从最起码的历史常识揣摩，跟农民二字沾边儿的可能性近乎为零。
这是“三任”首领。“成分”上讲，都肯定不属于“农民”。
再看到第三任首领宋江的时代真正“完备”起来的集团：
卢俊义，退役军官、乡绅（地主）；吴用，教书先生，身份、出身接近王伦；公孙胜，装神弄鬼的道士（假道士），根本不劳动，更别说“农民”了；柴进，失势大贵族，根本和“农民”不沾边儿，没失势的时候，门下的“客人”，大多都是类似地主的成分；李应，纯盘儿大地主；扈三娘，大地主家的小姐，即地主阶级后代……
除去这些“非典型”和三任首领，一百单八将剩下的百十号，大抵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落魄官吏，即由既有统治阶层“培养”的一批人，也是“伙子”里数量和地位都占优的一群——关胜、林冲、呼延灼、秦明、董平、索超、徐宁、朱仝、雷横、扬雄、孙新、戴宗、武松（曾任阳谷县“都头”）、鲁智深（曾任“提辖”，自称“做到关西五路联防使”）、杨志、施恩、李逵（监狱小吏）、乐和……
第二类，匪盗或近似匪盗的“土围子”——朱富朱贵兄弟、张清、刘唐、张青孙二娘夫妇、穆春、周通、时迁、王英及其那一伙、孔明孔亮、吕方……
第三类，带有匪盗性质的“自由民”——阮氏三兄弟（村霸）、张顺张横兄弟（渔霸、水匪）、解珍解宝兄弟（兼作匪盗的猎户）、顾大嫂（强买强卖的准黑店店主）、史进（沦为匪盗的富家子弟）、李忠（沦为匪盗的卖艺人）、石秀（流浪的流氓无产者）、燕青（地主阶级豢养下的市井流氓）……
当然，有屈指可数几位不在上面三类里面的，其中或许也有跟“农民”沾边儿的，这些首领门治下的喽啰，有可能有一些是破产农民，但不占主流，更谈不上“引领”、决策。
这帮基本跟农民没关系的人所发起的“运动”，算不算“起义”呢？不算！最多只是“造反”——只求恃强凌弱式的“自在”或者意图“住在金銮殿上”的新王朝取代旧王朝的愿景持有者，就算没有宋江这个“投降派”所谓“只杀贪官、不反朝廷”的“替天行道”理念，也根本谈不上“起义”二字所彪炳的正义和先进，更毋论“革命性”！
所以，完全可以断言，水泊梁山，从王伦到晁盖再到宋江及其一百单八将，甭管怎么折腾，后面有没有“平方腊”（其实很可能没有）的“反动”，都根本算不上是“农民起义”！根本——算不上！根本不是！从来不是！
（三）历史上两次“算得上”的农民起义
当然，水泊梁山不算是农民起义，并不代表历史上曾经被称为“农民起义”的那些运动，都不是真正的农民起义。
在我们那时候学的历史课程中，被定义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场农民起义，是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起义。这个，到今天，再历史辩证地看，也未见得就十分确然。因为，说是农民起义，主要是因为参与起义的陈胜吴广及其追随者，大都是务农为生的；但从我们自己的史学家划分的社会阶层而论，也还未必就可以断然地说他们就属于“阶级化”的“农民”。
农民，按我们的经典理论，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陈胜吴广他们，至少是在“起义”的那个时段，却应该并不属于一个“独立”的阶级。史书上讲得很清楚，他们是——虻隶。虻、隶。牛虻一样具有“寄生”性（流动性）的“奴隶”。严格讲，他们的“阶级成分”，介乎于独立的农民阶级和没有人格的奴隶阶级之间，具有人格，但并不完整，算“半拉奴隶”。
但毕竟，他们，陈胜吴广及其起义的众多追随者，还是务农为生，生存方式上论，可以算“农民”；他们起义的早期阶段所“引发”的“群起响应”，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农民占主流；就连“汜水亭长”刘季（刘邦、汉高祖）多少带有“跟风”性质发起的起义，其占大多数比例的参与成员，也都是农民、准农民；尽管刘季本人不是农民，但至少在他们“起事”的最初，也还勉强可以算是“农民起义”。
虽然，这场“星火燎原”的起义，后来的主角，变成了“复兴”的楚国贵族（项氏）及“故六国遗贵”的政治-军事联盟，但说到底，其最初的发起力量，主流可以认为是“农民”；陈胜吴广发起运动时，也并没有就打算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具体讲，除了“拼死求生”，也并没有什么更多诉求；就时代而言，想要“求生”，进而让更多“必死”、“将死”的类同者也连带着谋求“生”，应该算是具有一定“革命性”的愿景。
由上，笔者认为，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可以算作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算得上”是农民起义的运动。
那以后，也有过很多次由众多农民参与的暴力反社会运动，但都不是由农民发起或担任领导（哪怕只是早期领导）的。撇开“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的“历史原地踏步”不谈，单就“农民”的“定性”，也基本上不能“算是”，而主要呈现两种模样：
其一，由宗教式的凝聚而发起、贯彻。东汉末年的黄巾军起义、被划在“近代”的太平天国、义和团，都属于这类；虽然参与者以农民居多、为众，但发起者、主要领导者，却不属于农民，甚至跟农民阶级并无直接联系。
其二，由既有体制内或相关体系中的成员（失势官吏、军阀、地方豪强）引领。所谓“隋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间，绝大多数有实力的派系，都属此类。“元末”的“农民起义”们，则是这类和上一类多家混杂。
依笔者愚见，可以跟秦末陈胜吴广并称“算得上”是“农民起义”的运动，只有明末的李自成起义。
李自成本人，应该确是农民出身；他接掌起义大旗，多少带有偶然性；但接旗之后，他抱定颇有“革命”意味的“闯”的精神，最大限度保持了义军队伍“农民”的“纯洁性”，多次、比较坚决地，杜绝“掺沙子”。
或许并不是因为诸如“保持阶级纯洁”这样的高大上宗旨，很可能是因为裙带关系或者为了便于管控；但从有限资料及具有很高写实性的小说作品看，农民，从始至终，都是“闯”字大旗下最主流的构成；出身农民的李自成本人，也一直牢牢掌握着最高领导权。
甚至，这支高举“闯”字大旗的队伍，从最高管理层，都相当程度、相当长时间，抱着“推翻朱明王朝，建立清平世道”的“初衷”。至于“清平世道”是何种机制、样貌，或许，他们并不清楚，也并没有去想清楚的条件和基础。
虽然，李自成“闯王”的“起义”、农民起义，最终也没能建立“清平世道”，但是，很不容易地，他们没有依附任何源自既有统治阶层或者对立阶级的政治智慧和“本质性”的“援助”，最终取得了武装斗争的胜利，真的推翻了二百多年的明王朝！不管后来是建立了又一个王朝，还是这个新建立的王朝如何短命，毕竟，曾经是胜利了！
在由农民为核心领导和最主要力量的、抱有“建立新世界”式愿景的“起义”中，李闯王，未必是唯一的“胜利者”，但无疑获得了“终极胜利”——昔日的“泥腿子”农民，坐上了象征最高权力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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