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骤变
38军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的部队，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当中有过不错的战绩，彭德怀在朝鲜战场曾经在发给38军的电报结尾处写过：“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所以有人称他们是“万岁军”，这一点，在他们刚到保定就铺天盖地的宣扬过。
在1967年初春，我就看到过保定街头随处可见的大标语上写着：“向英雄的万岁军四八零零（38军代号）致敬！”也闹不清楚是谁张贴的，是什么意思。
平心而论，当38军来到保定以后，初心并不是想把河北和保定搞乱，也是抱着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信念，想在新的地方做出一番成绩来的。
但是，正因为他们想做出成绩的愿望太强烈了，加上军党委主要领导当中有人在沈阳军区就不大受待见，这次来到首都附近的保定，那种在新地方干好工作，争取打个“翻身仗”的急迫心情就更是显而易见了。
而在1967年初被河北省军区和69军压制过的保定造反派眼下也迫切地希望取得一支部队的同情、支持，他们看到东北戴皮帽子的38军换防来到保定，料定他们人生地不熟，对两派组织也没有什么成见，所以拼了命的和38军联络感情，诉说过去自己受到的种种镇压和迫害。
这下好了，双方的愿望一拍即合。
当时，全国整个“文革”的形势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1967年初，各地“造反派”在军队的支持下相继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稳定了社会上混乱的局面之后，毛泽东又对林彪、叶剑英为代表的军人集团地位日益上升隐隐感到一丝不安。加上此时中央文革江青、康生等新贵开始意识到各省在夺权后，特别是各级新建立的“革命委员会”中都有军队干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而且在不少地方，军队“支左”中支持的地方群众组织，与中央文革的意图相悖，惹得他们非常不满意。
特别是当2月16日下午，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余秋里、李先念等老同志对中央文革极左的做法拍案而起，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所以中央文革便借着怀仁堂会议上老干部不满的表现，由江青出头，向毛泽东提出了军队一些人和“走资派”勾结在一起翻“文化大革命”案的问题。
这个提法恰逢其时地迎合了毛泽东对军队势力渐大的那些忧虑，于是他在2月19日凌晨急招林彪等人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大发雷霆，甚至说出：“这个'文化大革命’如果失败了，我准备上山打游击去！”这样的狠话来。并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怀仁堂事件，辨明是非。解决不了，就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发动全党来讨论。
遵照毛的指示，中央政治局自2月25日到3月18日连续7次召开会议，正式把大闹怀仁堂事件定性“二月逆流”，谭震林、陈毅被说成是“黑干将”，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也受到了批评。
我还记得在那个寒冷的初春里，父亲和军分区领导曾经神秘的开会传达什么中央会议精神，还听什么录音讲话，回来听他们议论中好像就提到了关于“二月逆流”的问题。
此后，借着这个事件，中央文革又乘机提出纠正以“青海赵永夫事件”为代表的解放军“二月镇反”。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文革”后承认，“事实上，'二月逆流’决不是'大闹怀仁堂’这样一件孤立的事件。它与许多地方发生的动用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事件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不可否认，在“二月镇反”当中，各地的解放军的确出现过扩大化倾向，把一些有过打砸抢行为的群众当做反革命来处理，宣布了一些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这是不对的，平反也是应该的。
但是，这场斗争的实质说到底还是党内、军内保守势力对文革新贵的一次反击，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希望结束动乱，早日回归正常的迫切愿望。
在毛泽东和文革小组的压力下，4月14日，在“2月镇反”中力主对造反派强硬态度的叶剑英，被迫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做了检查。他说“对中央文革的态度问题，主要是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有时尊重不够，在研究讨论问题时，在某些问题上虚心接受中央文革小组同志的意见不够，有时态度不冷静不慎重。”
5月7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点了成都军区司令、政委黄新亭、郭林祥的名，并改组了成都军区。指出:“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 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承认“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是“革命群众组织”。在这份中央文件中, 还决定:“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 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以张国华同志为组长, 梁兴初、刘结挺同志为副组长。”当时成都军区的很多干部、战士和群众当中的保守组织“产业军”不服这一决定, 两大派之间此后的争斗更加激烈。
同时在北京召开会议，中央文革趾高气扬的宣布“2.23青海事件”中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隔离收审，省委领导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当场撕掉三人的领章、帽徽，把他们押了下去。王昭在会场门口大声喊道：“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2.5内蒙古事件”当中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黄厚、军区参谋长王良太、军区副政委刘昌、军区党委成员张德贵也被中央定性为“反党集团”。当事人作战部副部长柳青被逮捕法办，由军事法院判了死缓，“文革”后才给与平反，重新恢复了军籍。
于是在一片反击“二月逆流”的喧嚣声中，就有了4月6日的《军委十条命令》。
命令当中明确了支左部队不准宣布群众组织是反动组织加以取缔，不准抓人等等等等，一共“十条”，实际上是对军队介入“支左”后权力的限制和批判。
当年林办秘书张云生在回忆录中介绍了十条的出笼过程后，形容：“'十条’的发布，等于是给冲击部队那一派群众组织鼓劲加油，两派武斗不断升级。不久后以中央名义发的'六三通令’，要求'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毫不济事。于是有人编了个顺口溜：'八条硬、十条软，六三通令白瞪眼’。”
《军委十条》的发布，让二月镇反中受到压制的保定“造反派”犹如久旱的禾苗盼来了甘霖，引用38军一位领导的话：“《十条命令》像四月的春雷，在保定古城上空炸响，一场暴风骤雨不可避免的扑了过来。”把给造反派鼓劲加油的《十条命令》形容为春雷，可见他和38军领导对此场斗争所持的态度了。
于是，保定群众组织中得到暗示和支持的造反派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造反”行动。
首先，在4月12日，保定一中的200多名学生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冲出学校，到市区大街上游行示威，保定趋于平静的形势又开始混乱起来。
紧接着，在2月份被迫解散的“农大造反团”、“敢死公社”等群众组织相继宣布重新成立，还联合天津的造反派在保定体育场召开了批判“二月逆流”大会，矛头直指大闹怀仁堂的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老干部。
由于我党的历史原因，各地的省军区、军分区一般同地方党政领导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地方政权的演变也知根知底，比较反感那些在“文革”前挨整，现在拼命“造反”的干部和他们支持操纵的群众组织，内心都倾向于比较温和、听话的保守派群众组织。
保定当然也不例外，所以河北省军区和保定军分区都比较明显地支持“红楼派”。
38军就不一样了，由于是初来乍到，和地方党政领导没有任何瓜葛，支持谁也无所谓。再加上《军委十条》出台后，他们也不想为河北省军区和69军前期的镇反行动背锅，所以在为“农造派”一些组织平反的过程中就比较积极。
在大形势的逼迫下，河北省军区和69军发表公告，为“二月镇反”当中取缔的“八一红卫兵总部”等造反组织平反，并作了自我批评。
再后来，保定街头出现了大标语：
衷心希望马辉（省军区司令员）揭发省军区第一政委刘子厚！
衷心希望刘长希（军分区司令员）揭发军分区第一政委李悦农！
造反派们开始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河北省军区和保定军分区。
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和军分区的领导依然坚持正常工作，努力想让混乱的局面尽快走向正轨。
4月26日，保定地区新城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刘长希司令员和父亲专程去祝贺，希望能借此开个好头，促进保定地区两派的联合，各个单位尽早成立革命委员会。
不仅如此，他俩在6月初还决定，以保定军分区党委的名义向全区民兵发出号召，要求广大民兵立即行动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带头消除派性，团结起来努力搞好“三夏”工作。他们的愿望是希望能通过民兵带头，使广大群众尽快回归正常工作生活，确保粮食丰收丰产和工业的发展。
但是保定的两派群众组织却倚靠双方背后各自有着军队的支持争夺权力，根本就没有心思搞生产，派性斗争反而愈演愈烈。
一开始，两派群众的斗争停留在“打嘴仗”的水平上，各自动用“宣传车”、高音喇叭、大字报、刷标语，阐述自己的观点。后来随着斗争升级，加上江青在接见河南造反派“二·七公社”代表团时表示：造反派面对暴力，不能太天真烂漫，要以文攻武卫为原则。
于是借口提倡“文攻武卫”，保定两派在斗争中也开始组织专门的“武斗队”，企图用棍棒等武器压服对方，后来又启用梭镖、大刀等凶器，使武斗逐渐升级。
随着派性斗争愈演愈烈，6月22日，河北农业大学两派学生为了争夺一个原保定市法院造反干部（侯玉印）的材料大打出手，随即市内数量占优的“农造派”组织社会人员冲入农大，围攻对立面占据的农机系教学楼。
由于造反派包围了保守派占据的一座教学楼，扬言要攻下堡垒，于是在外围的“红楼派”集合了许多的人马要去营救。
军分区在得到报告后，父亲和其他领导同志十分着急，立刻与省军区和38军取得了联系，希望尽快派部队出面制止武斗，避免人员伤亡。但是省军区怕酿成大规模武斗，一方面极力劝阻“红楼派”停止行动，另一方面想通过支持“农造派”的38军做工作，让他们解除包围。
“红楼派”的头头怕自己这一派群众吃亏，也组织了市郊各大工厂的“红楼派”群众进城驰援，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这天我亲眼见到，夜已经深了，一批又一批军分区的干部和地方人员来找父亲，情绪非常激动。有的甚至流着泪大声嚷嚷，要他支持“红楼派”组织力量投入反包围，营救农大被围困的学生。但是父亲没有同意，他一面继续耐心地动员分区“支左”人员竭力做工作，劝说“红楼派”群众不要扩大事态，相信解放军会全力制止武斗。另一面又不断地打电话向省军区报告，并通过军线要通38军，催促他们马上派人前去农大制止武斗。
但是很不幸，38军的确派出了7个连队的部队前往武斗现场，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武斗未能被有效制止，“农造派”进攻继续。经过近30个小时的战斗，最后7人被打死，多名群众受伤，保定两派群众组织大规模武斗从此正式拉开了序幕。
这场武斗由于“红楼派”在农大处于守势，人员相对较少，加上省军区的阻拦，“红楼派”在西郊组织的大批援军没有及时赶到，损失比较大，几个学生惨遭毒打致死。于是悲愤之下他们开始了激烈的报复行动，在全市范围内开始了反攻，将“农造派”人数少的从单位里统统赶了出去，一场耗时十数年的大规模武斗开始了。
记得1967年7月1日下午，“红楼派”为了振奋“6，23武斗”后的士气，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46周年游行，实际上是向38军和“农造派”示威。大会过后，游行的队伍分成几路纵队行进，浩浩荡荡的挤满了保定市中心的裕华路街头，队伍中还第一次出现了头戴柳条帽，手执棍棒的“文攻武卫”人员。
我还记得，当游行队伍途经保定军分区和市武装部大门前时，机关院内的干部战士都涌了出来，手持毛主席语录站在路边齐声高呼：“向革命战友学习！向革命战友致敬！”游行的人员则回应：“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气氛十分热烈。
在我们学校里，我参加的组织是保守派，实力相对较弱，被造反派组织赶出了校园，到当时保定西郊的棉纺厂栖身暂住。
西郊是保定市的重工业区，号称有“八大厂”，产业工人众多，保守的“红楼派”占绝对优势。棉纺厂是由支持我们这一派的工人占据，我们被安排到了厂消防队的汽车库里，宽敞的车库里在地上铺了席子，还有几床被褥，成了我们临时的“家”。
为了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武斗，我们也都配发了柳条帽，还准备有用钢筋做成的长矛，每个人发的衣服也是那种很肥大的蓝颜色劳动布做成的工作服，穿起来类似今天的牛仔。
开饭的时间到了，工厂的工人们推来了一辆平板车，车上用大铝盆盛着厂内职工食堂里做好的午饭，免费吃。菜是大锅熬的白菜，里面还有几片肉，主食是馒头，比家里伙食还好。我也没客气，盛了一大碗菜，拿上两个馒头蹲在那里一顿饱餐。
高中几个家在农村的同学常驻在那里，对周围的环境很熟悉，饭后他们当中一个自豪地领着我参观了厂子里的各种设施。工厂车间都停工了，宽敞明亮的厂房中一排一排的织布机静悄悄地停在那里毫无声息。厂区里各处交通要道都有临时修筑的防御工事，有用沙包垒砌的碉堡，也有用砖瓦砌成的炮楼，工厂围墙上还拉起了带刺的电网，一派战时的气氛。
在一个废弃车间黑乎乎的防空洞里，我看到一张桌子旁有个披头散发的女学生，在昏暗的灯光下默默地坐着。看到我们进来，她抬起头来。看上去，她好像是个从农村来的高中学生，衣着朴素，脸有些浮肿。同来的那个高中同学虚张声势地用一根木棍打了一下桌面，恶狠狠地说：“看什么看？好好交代问题!”
那人低下了头，低声说：“同学，我都交代了。”
据说她好像是一个中学“农造派”一个学生组织的小头头，参加攻打棉纺厂武斗时被抓获了，关在这里反省交代问题。
看着她那副无助的样子挺可怜，不知后来怎么处理了。
这就是“文革”的可悲之处，两派群众组织都在声称自己是在执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可是真的到了实践中，又都在用极端手段对付对方，受害的都是人民群众。
1967年8月，保定武斗升级。
在这个月的中旬，“农造派”武斗人员抢了38军军部附近保定市国防体协仓库当中的小口径步枪，在27日西郊武斗当中，藏匿于“农造派”武斗人员当中的武汉钢工总成员首先开枪打死了胶片厂的工人，揭开了保定市从大刀长矛到现代化热兵器的武斗大幕，一直延续了十年之久。
出于不甘心吃亏的目的，随后“红楼派”效仿对方抢了省军区西郊的一个军火库，从中获得一批枪支弹药。紧接着，“农造派”武斗队统一行动，公开抢劫了保定军分区和市武装部在市内的民兵武器库，计有步枪、机枪、冲锋枪5，676支（挺），手枪1，668支，子弹54，000发。
那天，我正好从西郊回家，看到了保定街头出现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惊人场景。
地处市中心裕华路上的军分区武器库被造反派强行冲入，两扇包着铁皮的厚实大门洞开，靠北边几间库房全部被砸开，大批武器弹药遭到不明身份的人抢劫。
抢枪的人当中，除了“农造派”武斗组织，还很多的群众也混入其中，见什么拿什么，场面十分混乱。
我亲眼见到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也参与其中，由于力气小拿不动沉重的枪支，只好拖着枪背带在街头行走，沿途目睹的群众无不心惊肉跳。
还有些趁火打劫的人心眼更多，他们对枪支并不感兴趣，倒是背走了一匹一匹崭新的擦枪布回家“捡洋落”。
第二天我再来到棉纺厂，只见那个车库一角，堆放着一大堆黄灿灿的步枪子弹，旁边散放着一些枪支，有三八式，有汉阳造，还有苏制的步骑枪，反正都是些杂牌老枪。
我知道，这些都是这两天的战斗“成果”。
从此，古城保定不再安宁，持枪武斗，打打杀杀，像梦魇一般整整缠绕了保定人民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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