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女作家中，冰心出名相对较早，前往美国留学之前，她就发表过一些诗歌和散文，后来与左翼作家走得较近，名气日增。但是她与其他女文人的关系貌似并不太好，也鲜见她有很要好的女性朋友，而文坛上公然对她说出刻薄话的就有苏青和张爱玲。
上世纪40年代中期，在与一拨上海女作家聚谈时，苏青说：“从前看冰心的诗和文章，觉得很美丽，后来看到她的照片，原来非常难看，又想到她在作品中常卖弄她的女性美，就没有兴趣读她的文章了。”在苏青看来，冰心的文字姿态太足，无时不流露出轻软的慨叹和温柔，卖弄“女性美”，让人产生这人一定是美女的错觉，但真人面目也不过如此。
张爱玲在《谈苏青》一文开头说：“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张爱玲和苏青算是一路人，但她不是拿外貌说事，而是认为冰心的文字有矫揉造作之势，对一个提倡“真”的作家来说，“美”和“善”表现太过，就显得虚浮了。自古文章憎命达，张爱玲命运多舛，太早看透世事薄凉，而冰心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有爱的环境里，出身名门，父慈母爱，手足情深，名校毕业，爱人相偕。两人不同的生活成长经历，自然会在写作中呈现出不同的特质。冰心内心丰润而安静，因此“十分珍惜生活”，“相信任何缺陷经努力都可以消除”，而张爱玲过早地慨叹“生活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
在现当代文学家中，冰心与梁实秋算是深交。梁实秋是吴文藻的清华同学，当年同去美国留学的客船上，经许地山介绍，结识冰心。梁实秋就读的是波士顿的哈佛大学，两人读书时经常往返相邀。1926年两人同时回国教书。1929年，梁实秋还约闻一多一起去冰心与吴文藻婚后的新居做客。也就在这一年，鲁迅前往冰心任职的燕京大学演讲，开讲即讽刺梁实秋、徐志摩、胡适等留学欧美的一批人。当晚鲁迅给许广平信报告：“我照例从成仿吾一直骂到徐志摩，燕大是现代派信徒居多——大约冰心在此之故——给我一骂，很吃惊。”可能冰心与梁实秋关系过密，也被鲁迅归到欧美留学派系中去了。
抗战初期，冰心一家先去昆明，后到重庆歌乐山，与住在北碚的梁实秋恢复交往。1949年梁实秋离开大陆后，两人再也没有见面。1969年，梁实秋在台湾刊物《作品》上读到女作家谢冰莹在《哀冰心》一文中写到冰心和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了，便在美国西雅图写下了悼文《忆冰心》，并寄往台湾登在《传记文学》上。三年之后，远在伦敦的凌淑华写信给梁实秋，梁实秋才知晓冰心夫妇依然健在。在他眼中，冰心初给人的印象“不是一个令人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外”，“逐渐觉得她不是恃才傲物的人，不过对人有几分矜持，至于她的胸襟之高超，感觉之敏锐，性情之细腻，均非一般人所可企及”。上世纪80年代初，梁实秋二女儿梁文蔷回北京探亲，替父亲去看望冰心，带去口信：“我没有变。”冰心托梁文蔷回的口信是：“你告诉他，我也没有变。”在冰心心中，“实秋是我的一生知己”。
相比同时期的其他女性作家、文人，冰心一生算是比较平顺。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她都有幸参与并见证，但也有幸避开了最危险的岁月，生前身后被无数人尊敬。出人意料的是，安息黄土若干年后的她，竟被自己的孙子戳了脊梁骨，不知是悲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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