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之战、忻口战役、枣宜战役相继战败，全中国抗日情绪明显低落。
在日军“烧光，杀光，抢光”政策的引导下，对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逐渐蚕食，形成所谓的“囚笼”，企图摧毁根据地和抗日武装。
1940年8月，彭德怀元帅带领红军主动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百团大战，在这片黄褐色的土地上完成了“一雪前耻”的目标，实现了“从师到团，从团到连，纵横上千里，你扒铁路，我炸桥梁，你攻车站，我拿矿山”的大破袭。
然而，在后来有人处心积虑，提出疑问：发动消耗了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的百团大战，似乎并没有得到中央军委的正式批示，或者说是前线指挥员背着中央，擅自发动的破袭战，事实真的如此吗？
1940年，德国法西斯横扫欧洲战场，英美深陷其中，被牵制无暇东顾。日军因此气焰更加嚣张，急于实现“东亚共荣”的想法，对着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进行狂轰乱炸。
政治上软硬皆施，采取诱降政策。枣宜会战中张自忠将军身中16枪，壮烈牺牲，蒋介石抱棺痛哭，也导致了整片国统区的上空弥漫着妥协和悲观的阴云。
经过了九年的艰苦抗战，抗日战争陷入了最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反观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也被日军围得水泄不通。
他们制定的囚笼计划十分周密，推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的包围圈，形势十分严峻。
在听取完左权汇报的工作之后，彭德怀元帅忧心忡忡。
随着日军针对游击战的囚笼政策的实施，据点陡然增多，使得八路军的行进路线一再变化。
完整的根据地也只仅存两个县，依靠占领的铁路和公路线，日军修建更多的炮楼和碉堡，让擅长游击的八路军生存空间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毛主席也认为，短时间内经历了这么多败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稳，如果还不来一场重大意义的胜利，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不管是在军事还是政治上，高层领导和下级官员都一致认为，八路军在敌后迫切需要一场相当有影响力的行动。
彭德怀对于冲破囚笼的方法，只有一句话，生死看淡，不服就干。
虽然很多了解彭德怀元帅的人都知道他的脾气不好，倔强而且固执，但他绝对不是鲁莽之辈，否则主席也不会给予“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极高评价。
他望着墙上硕大的地图，属于八路军的活动范围只在几个很小的范围，他提出了“百团大战”的基本想法：多点出击，全面开花，把囚笼打的稀巴烂。
但是左权立马制止了他冲动的念想，认为这种一拥而上的打法，无疑是将自己的全部实力暴露给敌方，在牌局上，往往谁先亮出底牌，都会首先陷入被动。
但是彭德怀怎么会不知道这一点？他只是着急，着急于囚笼政策像绞索一样，在身上越套越紧，直到窒息而死。
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一个更大的动作来鼓舞人心，证明中国人还没有放弃。
7月22日，朱，彭，左权下达《战役预备命令》。
这里要注意一个细节，《战役预备命令》在众人的商讨下已经成为“命令”，这个命令不用必须经过中央军委的正式批准。对于军委而言只是“抄送”而已，上级领导机关阅后存档，部署和组织战役可以由前线指挥官亲自安排。
所以不管是军委还是毛主席，对于此次《战役行动命令》不做批复是合情合理的，也符合程序。
其中规定以不少于22个团的兵力必须把正太铁路拿下，这是华北交通线上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
８月８日，朱德、彭德怀、左权下达《战役行动命令》，部署了其他军区和师团需要击破的公路段。
实际上这两个文件都是下发给了聂荣臻、贺龙、刘伯承、邓小平等主要负责人，并且精确到了每个人带领队伍的各项任务。然后再报告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并且得到了正式肯定，主席对于此事自然是了然于心的。
他和彭德怀元帅都是湖南湘潭人，作为老乡一起共事多年，多少次置之死地而后生，让两人积累了足够的默契，他说：“老彭这个人，想不好不会说出口，说出口了必做，那就让这场大战开始吧！”
显然，在那个特殊年代，关于前线指挥员背着中央擅自发动了百团大战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有些人一口咬定，百团大战的计划在中央军委那里没有得到正面批示，但其实这里面才真正包含着主席的大智慧和良苦用心。
1938年5月，毛主席根据自己多年游击战的经验，撰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其中明确写道：“……干涉到下级的具体事项，例如战役战斗的具体部署等等，同样是有害的。因为这些具体事项，必须按照随时变化随地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做，而这些具体情况，是离得很远的上级机关无从知道的。这就是战役和战斗的分散指挥原则。”
主席的意思已经非常明确了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是最重要的战争策略。分散性指挥原则可以给前线指挥者提供更加灵活多变的方针，去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场。
如果要让隔着一段距离的上级机关了解得面面俱到，这显然不可能，干涉到下级的具体事项，具体部署是同样有害的，反而像在帮倒忙。
主席深知这一点，所以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写出了理论依据，对于前线指挥官的所有军事命令，既然选择了将兵权下放给他们，那就要无条件相信他们的决策。
理论引导实践，当具体到百团大战的决策，聂荣臻元帅曾经说过：“像这种破袭正太路或者平汉路的游击战，打得数不胜数了，可以说是我们的日常工作了，所以不会涉及到什么战略问题，而且对于这种作战计划，我们上报给了中央军委，他们也没有反对，这场仗必须打。”
后来事实也证明，虽然一改平时抗日战场上小规模的游击战，换成了众多兵团在广阔的一大片区域里一同作战，但是这个决策无疑是正确而伟大的。至少做到了一箭三雕。
首先，打破了日军想要困死八路军的企图。
尽管百团大战实施起来也是伤亡惨重，但是八路军用生命闯出来一条生路，给予了抗日武装更多的生存的空间。
其次，八路军不惜人力物力，历时117天，105个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就是为了遏制用心险恶的妥协和投降政策。日军对于蒋介石是软硬兼施，国党由此摇摆不定，这对于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极为不利。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的英勇抗战事迹激励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要让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看到希望，哪怕粉身碎骨都要继续战斗，同时也让投降派丢掉幻想。
尤其对于蒋介石来说，他会不得不仔细斟酌投降的利弊，以及投降之后反共带来的后果。
如果在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的情况下，一再坚持接受日军的”糖衣炮弹”，反其道而行之，那么蒋介石政权就会失去人民的信任，转而全部支持八路军，这是蒋介石不愿意看到的。
再者，虽然百团大战对于八路军来说也是损失惨重，但是队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早在1940年6月7日，八路军人数已经到了五十万人，百团大战时，部队已经多达170个团。
虽然下达命令的时候，只派遣了22个团来参与此次正太战役，但是8月22日，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首次对于战况进行统计整理的时候，发现参战的部队已经超出了预期，达到105个团。
其中更多的是华北八路军全体将士积极主动参与的结果，这是彭德怀没有想到的，他得知消息后即兴给正太战役取了一个伟大的名词：百团大战。
1940年12月2日，也就是百团大战之后，彭德怀，朱德等人发表了《关于百团大战后部队的整理问题致各兵团首长等电》。
其中要求参战部队补充缺额，达到每个团2500人，也就是满员状态，这一目标在后来得到了短时间实现。
八路军人数的迅速扩充也佐证了百团大战带给中国人民的精神鼓舞是非常大的，例如山西阳泉的一个老民兵王德顺说：“我们这一片的人早就受够了汉奸和小日本的气了，听说八路军正在打日本人，我们都拿起武器全跟着他们走了。”
中央军委同样也肯定了百团大战的正确性。
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做出指示，百团大战因为大好战机而延长了作战时间这是好事，八路军可以完全掌控战场的局势，所以华北应该扩大战果。
对于山东和华中地区也是可以仿照华北这次行动的先例，“可以组织几次有计划地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
9月16日，彭德怀，朱德等人联名下达的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作战命令，9月20日夜晚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战斗正式开始。
9月18日和9月20日，在陕西的延安，连续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群众集会活动。
目的正是庆祝百团大战的阶段性胜利，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王稼祥在集会上还发表了庆祝百团大战胜利的讲话，毛主席也到场参加。
12月22日，中央军委又在延安致电彭德怀，对于百团大战的结束时间，对外不要轻易宣布，战役的影响力还可以用来限制有反共想法的蒋介石，“我们可以继续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
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在华北地区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进攻性战役。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广受好评，但总有少数人与大多数人的想法不一样。
他们对百团大战提出质疑，实质上是没有任何证据的主观臆断，是自己情绪化的批评意见。
他们只考虑到了百团大战之后，遭到了日军的疯狂报复，这对于华北八路军的生存困境来说，确实是雪上加霜。
我们不可否认，百团大战和所有战争一样也有其缺点。毕竟人算不如天算，战场的变化不是人为设想可以掌控的，出现的一些错误或者失误，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和百团大战的贡献对比，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最正确的方法是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钻牛角尖，所以在百团大战的过程中，彭德怀和各级作战部队，只要出现了决策失误，都会不断商议和调整。
对于习惯打游击战的八路军来说，这一次大规模的进攻确实不同往日，但是抗日战争的正确方式不止游击战这一种，而是应该随着战场的变化和改变，所以百团大战不能被认为是一个“错误”。
当时毛主席和彭德怀交换了意见，毛主席首先开门见山地说：“咱们定下个君子协定：第一，把话讲透。第二，可以骂娘。第三，各自检讨，不准记仇，不得影响工作，我先给你作检讨，造成这样的后果，责任全在老乡我，事先没得向你通气，事后又没向你作解释……”
如今我们回头去看，即使当时的历史重演，我们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就算可能会带来严重的损失，也只能不顾一切地发动类似百团大战的大规模进攻。
所以，百团大战是一场不能不打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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